上海今天为何要建全球科创中心 搞清楚才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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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在自贸区之后着力打造的另一块城市名片，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宏伟蓝图，连日来一直为市民所关注。未来的上海科创中心究竟该是怎样，上海应当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建设科创中心？昨天，记者采访了沪上部分专家，他们就科创中心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晖明表示，在谈论科创中心建设前，首先必须研究透大背景，为何要将上海建设成中国的全球科创中心。“只有搞清楚这个，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张晖明表示，过去人们习惯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微笑曲线的低端”，主要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获得发展。但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中国已经处在发展新阶段，具备了加入全球化的深度、广度和能力。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已经不明显，这就使我们必须转到更多以技术提高来参与竞争的道路上来。“目前部分企业已经具备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比如高铁。”张晖明说，如同15年前美国同意波音、麦道合并，南北车合并从市场背景看，意味着铁路运输这个产业已经完全开放，加入全球竞争。此外，中国确实成长出一批像三一重工、中兴、华为、大唐电信等，具备了全球竞争能力的企业，需要在新的发展阶段寻找新的重点。

张晖明认为，中国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上海在城市经济积聚的存量，包括资本存量、人才存量上，毫无疑问，必须担当起科技进步的排头兵。“有底蕴，才能有发力的基础。”张晖明表示，上海在“十二五”中率先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目前已经出现了不错的势头。

提及全球性的科创中心，不少人都会脱口而出“硅谷”。对于硅谷在高科技创新领域的遥遥领先地位，专家们均认为其名副其实。

“硅谷是耳熟能详的全球科创中心，它像是一个辐射点，更是一个策源地，催生了很多影响这个世界的新兴产业。”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常静告诉记者，目前世界上的科创中心有着不同的类型和影响力，在硅谷之外，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同样是知名科创中心，它对全球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一些创业的特点上，其突出特点是创业生态系统非常完备，初创公司众多，每年会有很多创新企业被谷歌等高科技公司收购，成为其科研团队。

综合型的科创中心则以纽约、伦敦为代表，在常静看来，这两座城市对上海而言更具借鉴意义。常静介绍，纽约借助位于曼哈顿的“硅巷”，正崛起成为美国新的科技重镇。伦敦则以东伦敦为中心，打造了一个集科技、数字和创意等企业群聚的科技城。

常静认为，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具备强大的综合实力，在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时，可以借鉴纽约、伦敦等成功经验，但她强调这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对上海来说，最重要的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来全盘布局。”

在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过程中，上海具备哪些优势？又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呢？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强表示，上海科研和教育机构相对比较密集，大型公共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启动较早，科技人力资源基础较为扎实，对于国内外优秀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其次，上海已形成了现代工业体系，钢铁、石化等传统行业虽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但同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同时，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的发展势头良好，贡献值和增速指标都不错。再次，政府的危机意识强，宏观布局和组织实施能力比较突出。这些都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可以依托的基础性条件。

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王振认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最大的优势在于，这是国家战略，由上海代表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的创新竞争。“上海有比较好的科技创新基地，有资金又有院校，还有人才，同时可以向长三角腹地辐射，这都是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王振说，上海应当加大对小微企业、创新项目的支持，激励大学院所，有效发挥大学、国有企业的作用。

常静同样认为上海在科技上有基础，承担了很多的重大立项，对创新有前端引导。更重要的是，大金融、大市场、大资本是上海固有的特色，在科技创新放大的阶段，能吸引全球科技创新企业前来上市，进而获取创新红利。

几名专家无一例外地提到，人才是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道路上最大的短板。

“之前我曾经有一个观点，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关键看两类人会不会来。”陈强指出，一类是“聪明人”，也就是具有科学家素养的企业家，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另一类是“有钱人”，也就是有胆识的风险投资者。因此，上海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环境”建设，这里的“环境”建设既包括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也包括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政府部门在这些“环境”建设中应挺身而出，从环保、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入手，消除影响“政产学研用金介”等创新主体行动有效性和效率的各种障碍，让创新主体“心安、气顺、劲头足”。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动力自然会源源而来。

王振表示，由于商务成本高导致人才难觅，上海在这一点上饱受诟病。他认为可以通过体制创新、政策突破，比如在某些特定地区，降低土地出让金，降低建造成本，政府提供补贴、减税等，为初期阶段的创业提供支持，并吸引各方人才。

对于人才短缺的不足，常静认为“技术移民”是可取之策，尤其是重点环节上，比如科学技术转化和科技服务业的人才，对企业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重要作用，可以优先解决。

她还提到上海的另一短板：“创新资源比较分散，很多都是孤岛，需要有效发挥出作用。”常静表示，这需要相关部门调整整个上海的存量，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要寻求链接，加快学校院所科学成果的转化。

“全球科创中心”，必须在三方面具备全球影响力，即在前沿科技的创新研发和关键技术上具备全球影响力，前沿技术在推动产业发展上具备全球影响力，在资源配置上具备全球影响力。这关系到五个功能定位：未来的上海科创中心，应当是全球领先的知识创造与传播中心，全球前沿技术的研发集聚中心，高科技先锋企业的中心，科技创新资源的全球配置中心，以及全球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中心。

——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王振

从软件上说，创新生态首先表现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能让政府一味放，这不符合规律。在一些技术、商业模式成熟的项目上，政府要放手让其自己发展。而在另一些有可能引领下一代的创新领域，尚需技术去攻克的，则必须由政府来主导。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常静

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重要的倒不一定是建设的结果，过程可能更重要。比如上海能否形成良好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能否集聚和充分利用相关的创新资源？能否提升上海科技创新的整体能力？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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