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淞园路街道黄浦新苑打造"自治家园"2.0版
5年换了3家保洁公司，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黄浦新苑的居民还是不满意：保洁员出工不出力，上班时间还去居民家里兼职“钟点工”，小区环境越来越脏。可居委会和业委会也犯难：保洁员留不住，因为工资低，但只要一提涨价，居民谁都不答应。
关键时刻，自治家园理事会与居委会、业委会一起研究解决方案，四处征求居民和保洁员工的意见。几经协商，保洁人员从原定额22人减为18人，月工资从最低工资1820元增加到2250元。保洁员心定了，保洁质量上去了，居民投诉少了，表扬多了。
自2012年12月起，黄浦新苑成立自治家园理事会，活跃在居民区的各类草根社团走出“自娱自乐”的“频道”，开始关注社区公共事务，“自治家园”进入2.0版——共同体治理。
从几个人到一群人
自治家园理事会从何而来？半淞园路街道负责人说，原来小区里就有不少兴趣小组，有跳舞的、做老年活动的，还有爱心互助会、葫芦缘议家社等，那时也称作“自治家园”，但群众团体以“自娱自乐”居多。真正管着小区事务的，也就居委干部几个人。
建成于2001年的黄浦新苑，有居民1641户，常住人口近5000人。随着自治的推进，“草根”团队越来越活跃。居民张林娣是因为帮女儿带孩子才住进这个小区，不久她就自来熟地跟小区里的老人打成一片，成了小区老年协会会长，带着老人开展各种活动，被人戏称“老人王”；居民顾孝仁因为世博会期间当过城市志愿者，并因服务出色参加了北京的表彰大会，从此对志愿服务有了割舍不下的感情，经常在社区当志愿者……
“小区里的活跃分子越来越多，社区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居民区原党总支书记方金娣说。于是，自治家园理事会应运而生。理事会下面，又设立了环境保护、综合治理、文化教育、爱心福利、守望家园、资源开发等八个专委会。专委会下又设小组，各类“草根”团队根据自身特点编入小组。比如守望家园委员会，下面有巡逻小组、宠物俱乐部、爱绿护绿小组、车友会等。
喜欢当志愿者、颇有“文艺范儿”的顾孝仁当了文体娱乐委员会主任，曾在机械制造类单位工作的“理工男”周普天当了环保委员会主任，“主任这个名头有点大啊，我平常也就喜欢‘变废为宝’给居民扎扎拖把。”周普天笑着说，“不过既然当了，就要对得起这个名头，组织好各类活动，服务好居民。”
在2.0版自治家园的平台上，社区团队正超越自娱自乐状态。在他们的努力下，居民以自治方式解决了道路整治、垃圾房改造、小区停车收费和提升物业保洁质量等公共管理事务。
打通进入居委“八扇门”
值得一提的是，自治家园理事会并不完全是议事平台，它更多是作为工作平台出现在居民面前。
前年，黄浦新苑橱窗里贴出一张公告，提醒市民有一项政府实事工程：60岁以上户籍老人可以免费注射肺炎疫苗。消息一出，响应者却不多，很多老人不明白，“小孩才要计划免疫，老了还打什么预防针？”爱心福利委员会下的健康小组觉得这么好的实事，浪费太可惜，就在小区活动起来，一面联系黄浦区疾控中心专家来社区讲课，一面上门请老人听课。专家讲过之后，老人们明白了，“原来接种肺炎疫苗好处多得不得了”，第二天纷纷拿了证件去接种。
“传统的社区工作，一般都靠治保、调解、计生、文教等‘条线’干部去做，路径也就是贴告示、请楼组长通知等，自上而下行政式工作，效果并不理想。”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中振说，“自治家园理事会”不仅提供了共同商议社区事务的平台，理事会下面的八个专委会相当于执行机构，将居委会原有事务性条线工作接了过去，开辟出自下而上走入居委会、参与自治的“八扇门”。
“八扇门”吸引社区领袖当“掌门人”，将许多“任务”变成了群众喜爱的活动。黄浦新苑中央有一棵大樟树，前几年小区居民发现大樟树半边树叶枯萎。按照原先工作流程，业委会和物业会想办法救上一救，实在不行就砍了再种一棵，但自治家园理事会的工作路径完全不同。业委会主任裘可忠同时是自治家园理事会常务理事，他立即向居委党总支汇报，又把环保委员会下的护绿先锋小组、节能减排小组和美化环境小组人员召集起来开听证会。
“要不要抢救”、“怎样抢救”，听证会上大家争了起来。一场拯救大樟树活动，也席卷了整个小区。理事会数次在大樟树旁开现场会，许多居民跑来出主意。最后，大家决定请绿化局专家来诊断。绿化局派出专业人员到现场查看，确定是樟树根部被周围大理石外框限定，影响根部生长，才会枝叶枯萎。业委会及环保委员会马上召集招标改造公司开会，决定放大树穴、增加营养土、加强管理并落实资金，终于把这棵“镇苑之树”抢救回来。
“把问题交给居民一起讨论，由大家出谋划策，最终成功了，居民们都很有成就感，一点都不觉得是麻烦事。”方金娣说。
黄浦新苑两百多名居民像过节一样，漂漂亮亮参加邻里节活动。事后，方金娣感慨：做了十多年居委工作，每次搞活动居委干部都是最忙的，这次邻里节，从策划到筹备到最后落实，都是理事会独立完成，居委干部轻松了。
不仅如此，理事会下汇聚的居民“能人”越来越多。退休教师吴森逸是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原来喜欢炒炒股票，参加理事会后，他主动修改日程表，把精力投入文化创建中。他还利用自己在小区里的人脉，只要“嗅”到“身怀绝技”的居民，便上门拜访，邀请他们参与社区文化传播。如今，一个25人的人才资源库建立起来，分别服务于群众理论学习讲师团、文化沙龙讲师团、健康讲座讲师团等。
居民从“局外人”批评变为“当事人”议事，居民区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从具体琐事中“解放”出来，他们腾出手来做什么？黄浦新苑给出了答案：从“事务官”变为“引领者”，成为基层自治的方向引导者、能力建设者和组织领导者，将过去解决困难问题主要依赖“政策性资源”，转变为开发运作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资本”。
“自治家园转型，没有本本参考，只能一步步探索。”接替方金娣的“80后”居民区书记李琛颖说，在党总支引导下，理事会制定了自治家园章程、运作机制和组织架构。
引导成立小区自治基金，也是居民区党组织的探索。以往总是小区团队领袖谁的“能量大”，谁就能拉到社区单位赞助，或者直接从居委会工作经费中列支。能不能有一笔自治基金，让小区自治运作更民主、透明？
恰好当时文教委员会主任李延芳拿出1000元，交给了党总支，用于支持初创的理事会活动。这1000元成了小区第一笔自治金。党总支随后支持资源开发委员会募集自治基金。他们在小区内搞了一次拍卖，小区居民把水晶花瓶、航母辽宁舰模型等珍藏物品拿出来拍卖，现场捐款给自治基金。同时，自治基金管理也形成制度，资金由理事会指定专人管理，建立收支台账，各团队申请使用需逐级上报。基金使用情况也定期向居民公布，接受居委会和社区居民监督。
目前居民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已形成的居民“自发性参与资源”难以成为治理的要素。自治家园理事会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徐中振说，有效拓展居委会组织的自治资源和群众基础，形成居民区的新型治理体制结构，应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