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上海交大高福进：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基本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11月30日的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谈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同时提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下需要做的功课。习近平总书记提示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期“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而在大力弘扬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基本精神，这是我们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这种精神又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当然，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它们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其亦可以表述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此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不同学者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共同包括五大内容：一是基于“仁义礼智信”为基础的和谐精神，二是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三是道学中的人文精神，四是“天人合一”的精神，五是顺其自然的精神。

一、儒家“五常”的和谐精神

儒家文化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即仁爱、忠义、礼和、睿智、诚信，对于构建当今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仁义礼智信”，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为人处世的起码准则，也是基本的伦理原则，它是用以处理、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尺。人与人之间，遵循五常之道，则能相互感应、直接沟通、融洽相处。

“仁”关系到人与人的相处，小到一家和睦相处，中到公司运营，大到修身治国礼天下，皆须以“仁”为根基和准则，方能雍容和谐；“义”即人的行为规范要合乎礼仪，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其言行举止也要适合于不同的环境场合，而儒家所言的“义”，实际上就是真善美，正如《论语》中提到的“君子喻于义”“君子义以为上”，孟子言：“义，人之正路也”，荀子也强调“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用于当今社会各个阶层，使之为人处事“必行大义”，将有益于社会风尚治理；“礼”是一种社会行为之规范，古时“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皆是礼仪为先；“智”，既有智慧、智者意，亦有知识之意。上升到伦理层面，作为社会里真正的“智者”，必须是明白是非、曲直、邪正之人；“信”即人言，诚心诚意是做人的本分，以诚信为先，以诚信为准则，方能服人服众。

二、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

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凝聚、兼容以及经世致用。

凝聚之力必然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间完全可以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其中和谐之气几乎可谓达到理想之境。兼容之学与鲁迅先生所言的“拿来主义”有同样的道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对于当今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具有指导性价值。譬如以节日文化而论，萧放、夏日新、陈文新、李庆福等专家均认为，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缩影，是中国先民追求天人和谐、社会人伦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伦理文化具有主导性地位，中国人视家庭为精神依托，节日期间的亲人团聚是最为重要的大事之一；春节是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具有唤起民族认同感的功能；萧放指出，“中国人重亲情，将其视为家庭与社会的粘合剂，也是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陈文新认为“尊重节日习俗，是对人伦亲情的尊重”。由此来看，以春节为典型的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系列重要作用包括：谐和人际关系、加强社会稳定、提高民族认同感、重亲情和孝道、弘扬传统的人伦文化等。

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证明，中华文化并不盲目地排斥异域文化，相反，它大部分时间是开放的姿态，如古代对于佛教的引入和改造，近代以来对于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的容忍，当今对于外来文化的大量吸收。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这一切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创新实践，均具有直接的意义。

三、道学中的人文精神

道学的人本价值观念及其相关的人文精神对于今日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仁人志士极富启示性价值。《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行，后逐渐将人置于中心地位。道家学说中“故道大，天大，地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实际上强调的是人的地位；庄子更是将人的价值和地位提升；孔子回答曾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同样也说明儒家的人本思想。不过，个人主义问题在先秦时代的古典思想里已凸现出轮廓，不再是汉代理论家主要关注的內容。20世纪20年代初，梁任公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设有专门一章讲述“民本的思想”，其中将《左传》看作是有民本思想的著作。以上包含着重要的人本思想和人文精神：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自古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方面它们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和个人主义思想，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古代要求统治者重视民意的事实。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中民本思想是独有的，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区域中都没有中华文明中明确系统的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可以视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自然而和谐的关系，这种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些古代人文精神如果加以挖掘、宣传、弘扬，将会对21世纪新涌现的各种复杂的阶层，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四、“天人合一”与顺其自然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之精神为历代士大夫阶层所倡导，这种注重精神世界的生活方式，在节奏极快、精神更为紧张的当代社会被重新提倡。中国传统文化足以为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生活提供一些具有实践价值的启示。譬如“天人合一”的观念为儒家、道家和佛学从不同视角进行了阐释。这一概念最早由庄子提出，他认为自然界中的天、地、人相为呼应，“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历经先秦两汉奠基，天道自然的理论逐渐发展，而西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加以系统弘扬，从而发展为一种思想体系，至魏晋，玄学大兴，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皆以自然为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是，人之生理自然现象以及其伦理、政治等社会现象均为大自然的直接反映。所谓“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天地人各有其道，且相互对应与联系。

追求顺其自然、处事不惊等精神境界的当代意义包括：追求摆脱尘世的自然而“清新”的生活；缓解和放松过于紧张的神经；在融入节奏紧凑的某项工作的同时，同时理解道家学说里辩证思想和相对主义理念，尽可能地理解诸如“洼则盈，敝则新，多则惑，少则得”以及张弛有度的道理和指导价值，从而在现实生活行之有效地亲身实施。这方面的实践价值和意义，西方学者也完全认同，杰里米·里夫金说：“东方文明中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思想，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机会在世界发挥它的光芒。”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长江日报》 2016.12.19 第12版 求知

原文： 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