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马克思主义美学重返当代公共话语空间——文艺理论家王杰访谈

张永禄：请您介绍一下，近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基本情况。

王 杰：1980年代至今，中国文学理论界和美学界的主流应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整个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是占主导地位的。很多美学、文学理论的重大问题都是直接从马克思原著里面的基本观点的阐发中引申出来的，包括对《手稿》的研究、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文艺与人性的关系研究等。当然，1980年代理论虽然很活跃，但是能够被历史留下来的并不多。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各种理论大量涌入中国，中国这一段的社会发展和各种理论实际受西方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的影响，美学、文艺理论被挤到了比较边缘的位置。当时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一个是向具体的问题转化，再一个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或者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讨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实际上就是美学从原来的启蒙主义理论转向现实的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大力介绍，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在逐渐减少。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自觉逐渐回归。学者们开始觉得仅仅介绍“西马”也是不够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问题重新关注，这就是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论本土化的热烈讨论，具体到文艺理论界，越来越关注中国自己的审美经验，渴望以中国自己的审美经验为基础来产生理论，应该说这个趋势现在正在发展，很有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优势

张永禄：您觉得“西马”哪些东西是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西方”学者有无需要我们警惕的教训？

王 杰：我们对“西马”美学的研究到现在仍然是不够的，大体上是以介绍为主，真正进入到研究状态，或者对话，我觉得还很少，而且也很薄弱，这需要一个过程。“西马”学者大都是博大精深的，从卢卡奇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到阿尔都塞学派，到后来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每一个理论家都体现了很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传统，就是理论始终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和工人等社会底层大众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威廉斯、霍尔、本尼特等人就是搞成人教育出身的，对工人阶级(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进行教育。他们跟工人阶级联系密切，跟工人阶级的情感保持一致，他们和工人经常聚会，我在英国就参加了很多这样的聚会。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一个很重要、很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一旦和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底层分离了的话，马克思主义也就会变成教条主义，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意义。

我觉得“西马”是一个很悲壮的事业。他们很多人都是怀抱很大的理想，也有很大的热情，但是他们的理想和热情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程度是打了大大的政治折扣，这点跟马克思很相似。马克思也是有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负，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很大蓝图的一个计划，他完成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还没完成。“西马”学者个个哲学很好，有很大的志向，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论。应该说这些“西马”学者得一些社会风气之先，或者说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最优秀的学者。他们生前没有什么物质回报，也没有得到很高的社会荣誉。例如，本雅明当时发表文章都不太容易，但今天看本雅明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人文学者里面引用率最高的几个人之一。佩里·安德森说过这是时代的原因，不在他们。

张永禄：你认为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王 杰：开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最大困难在于学理上的困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涉及到很深刻的学理，对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思维范式的反思，一种理论反思，一种大的意识形态转型转折。应该说从卢卡奇以来，一直到解构主义，经过萨特、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美学才成为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理论学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学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面存在，还不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声音，阿尔都塞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性的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的成长很缓慢也很艰难，在学理上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要超越的对象——康德理论模式，是非常严谨的，学理上是非常自律和自洽的。

从卢卡奇开始就想对康德美学进行质疑。由于卢卡奇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很大，他对西方现代派的判断表面上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实际上是受康德影响。法兰克福学派也是这样，纠缠在康德的理论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之间，而且意识还不太强烈。阿尔都塞是比较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哲学上强调认识论的断裂，跟马克思主义是衔接的，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强调“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与浪漫主义美学根本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思。阿尔都塞在《关于艺术的一封信》这篇文章里其实就已经很明确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从福柯、克莉斯蒂娃到后来的德里达、朗西埃、巴迪欧等都沿着阿尔都塞提出来的问题框架来发展。像巴迪欧现在用“非美学”这个概念，指的就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那个美学 ，“非美学”不能理解成不是美学，那个“非”指的是它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美学，它是一种新的美学，

如果说阿尔都塞是从法国理性哲学的角度提出问题，那么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里走了另一条路。他从现实大众文化、从新媒体出发，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从经验的角度去概括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美学，这就是影响巨大的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他影响了霍尔、汤普森、伊格尔顿、本尼特等等。到今天，在国际上，不同于康德美学的美学模式基本得到确认，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大家意识到了基本理论和学理问题的重要性。

张永禄：如果我们向世界输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话，您觉得我们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介绍出去的？

王 杰：现在我们从国家层面在推动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理论的东西是不可能像经济一样输出的。斯大林领导第三国际的时候主张输出社会主义，输出革命，后来失败了。理论应该是靠它自己的魅力去影响人家。以德里达为例，开始法国学术界并不认同他，但美国人喜欢他，把他请去美国讲学，然后英国也感兴趣他的理论，他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学者。现在回过头来看，德里达其实是靠自己的理论魅力影响了美国、英国进而全世界。阿尔都塞也是这样，他的影响力很大。阿尔都塞绝对没有有意识地去把他的文章翻译成其他文字，但当时非洲、拉丁美洲的热血青年，像当年中国的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一样，克服各种困难奔赴巴黎去追随阿尔都塞。理论的发展就像谈恋爱一样是互相影响的，要靠你的魅力去感动人，不是我要你，你必须爱我那样，感情这个东西是不能强迫的，理论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的理论现在已经开始在国外有一些影响。我觉得，随着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能够用英语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然后再加上越来越多中外学术交流的公共平台的发育，中国美学的国际影响力就会有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国际性学者互相对话的平台现在已经在成长，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学术的交流首先要人家了解你，这是第一；第二你要有魅力，这很重要，有了魅力人家才会受你的影响。否则，即使你花钱把你的书翻译出来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也没有人看。

张永禄：您能介绍一下您和国外学术界直接对话的心得吗？

王 杰：第一、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来了解他们的思想与亲自跟他们对话在理解上，包括丰富性和深刻性程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对概念的理解也很不一样。比如今年5月，我与国际美学协会前会长阿列西做访谈，他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对现代美学问题的理解就跟我原来脑子里的理解有蛮大的区别，虽然我读过他的文章，还引用过他的文章。你不去对话的话，你对他的文章是很难深刻把握的。

第二、做研究理论，你一定要放在具体的语境里去研究，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定位的，他的学术思想的谱系等等，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跟西方学者进行交流对话，是我们真正理解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步骤，有了这个步骤我们才能够真正对他们有深入的了解。再一个就是，我们原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有一个时间差的，比如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出版，我们是20世纪80年代才翻译过来了。我们学习了很多存在时间和空间错位的理论，自然就有了大量的误读。比如前几年，理论界关于文学之死的话题和米勒商榷，我觉得这些文章其实意义都不大。你根本就没有理解他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问题，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下的判断，你就去那么简单的批判，实际上就像堂吉诃德跟风车搏斗一样，人家根本置之不理。如果是一个真正在学理上能够击中要害的批评或讨论，他绝对会反应的。当然，翻译质量不高也是阻碍我们进入西方语境的客观事实。

第三个心得就是访谈和对话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学术的前沿。我刚才讲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发展有一个时间差，我们只有通过直接对话，才能克服这个困难。比如阿列西的著作《审美的革命》这本书明年4月左右将由杜克大学出版，我估计后年、大后年甚至更晚才会有中译本。等有了中译本你再去读，那语境又有一定的差异。在这本书里阿列西阐释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如果他的书10年后翻译过来，那时中国当代艺术本身又发生了变化，那么你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当代艺术，但是人家阿列西讲的是早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这就会有所不同，很自然就会有某种理论的误解。跟西方学者访谈能够比较好的把握住学术前沿，他们正在想什么，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他们做这个课题的方法和意义何在，这样你就能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学术前沿及时了解，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总是落后几拍的话，跟人家就总是没法对话。访谈还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在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对方没有把他的思想完全用学术的话语表达出来，在访谈中我们是和鲜活的思想对话，具有很强的原生性，有利于激活我们自己的学术思维。

中国现代美学的中心概念

张永禄：您能否谈谈您对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看法？

王 杰：中国的文明同其他任何文明都是不同的，从这个文明中长出来的文学理论自然不同于其他文明中长出来的文学理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 我很自觉探讨中国的审美经验，现代以来的中国审美经验一方面受西方的影响在不断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自己中间长出了一些东西。我觉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还是长出了一些东西。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好，确实有和西方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和文化条件。伊格尔顿讲的四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模式在中国都有表现形态，比如说艺术生产论、文学反映论等，但整体上不能完全包含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我的基本看法，中国马克思美学基本理论模式就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模式，具体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另一条现代化过程的道路，文艺领域的领导权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领导权的实现，不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导致审美模式的变化来实现，而是通过艺术家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改造和进步来实现的。循此思路，我们要严肃而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审美经验的基础不是个体性的自由情感，而是社会性和大众性的阶级(阶层)情感、共同的生活经验和日常生活中共享的文化形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成为区分艺术作品好坏的标准。也因此，中国现代美学理论的首要任务不是像西方那样论证现代社会中异化的个体情感的真确性以及与自由境界的曲折联系，而是表征大众内在的情感和伦理这一“历史的必然要求”。这样一来， 中国现代美学的中心概念就不是“异化”和“陌生化”，而是“认同”和“典型化”。当然，我觉得如果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跟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做一种平行比较的话，它还有一个突出的弱点，就是它理论系统化的本领不高。

张永禄：20世纪90年代您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过再解读，今天您对《讲话》的看法有无改变？

王 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可绕开的一个点。关于《讲话》的理解，现在分歧很大，矛盾也很多，批评《讲话》的人可以举出很多理由，这个我们大家都熟悉了，但是，现在坚持《讲话》的人相对来说做得不够。现在坚持《讲话》的人还是仅仅从《讲话》比较表面的意义上来强调《讲话》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强调它在实践上产生的作用。我觉得，对《讲话》的理解一个是它在实践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它的学理方面的意义。中国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弱点就是学理的阐发不好，不够系统，这当然和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关。其实，我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阿尔都塞学派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包括马歇雷、朗西埃、巴迪欧等理论家，巴迪欧就讲他是在阐发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西方很多重要的理论家自称是毛派，并没觉得羞辱。但在中国，说哪个学者是毛派，好像就是极端分子，我觉得我们要把学理问题和情感问题分开。

《讲话》要面对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物质条件极其落后情况下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文化问题。要跨过卡夫丁峡谷，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在物质条件不具备跨越的时候，就得靠精神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强调主观性，强调意识形态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国际著名学者阿列西也认同这一点。阿列西认为艺术是可以起引领时代作用的，艺术的革命或者说审美的革命可以走在社会的前面，然后随之而来的才是社会革命。从“五四”到左联时期、再到延安，其实就是在艺术观念和审美意义上实现了变革，实现了革命，然后在延安把它定型化并逐步在实践上推广。毛泽东的《讲话》在我看来，就是对这种审美革命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和表述，然后在实践中把它推进，直到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觉得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模式的基础。这跟俄国革命和前苏联的文艺理论模式是不同的，跟法国的“五月风暴”模式也不同。

中国革命事实上是成功的。但是这一套“中国经验”在理论上需要做出系统总结，我觉得这方面的理论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就是局限在《讲话》文本的字面意义作比较浅层的解读，没有把《讲话》的理论框架和它提出问题的学理搞清楚。现在还有很多人用康德的美学模式来批评《讲话》，例如审美的无功利性等等，理论上肯定是错的。

杰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讲到“思想的二次方程”的方法，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即根据思想的后期发展反过来理解原初的思想和理论。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有这个特点，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也有这个特点。毛泽东的《讲话》有他的新观念，但这种观念当时并没有完全在学理上做出阐发，因为毛泽东主要是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他并不是要做一名文艺理论家，成为一名美学家。他的《讲话》是为了要解决当时的问题，即延安时期，从白区来的，从上海来的文艺人跟现实产生了矛盾等等，《讲话》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新的东西自然就包含在里面。

思想的二次方程式是什么？回过头来看它，经过了阿尔都塞学派的发展，《讲话》里面的很多新思想就得到较好地阐发。现在研究阿尔都塞学派就有助于把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从学理阐发上弄清楚。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是有生命力的

张永禄：我发现您在最近的一些发言里面对未来充满了信念，请问您为何重视“未来”？

王 杰：从国际学术界角度讲，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让整个西方世界陷入恐慌，人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像齐泽克、杰姆逊、伊格尔顿、巴迪欧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在探讨“未来”这个问题，这是整个人类都要面对的问题。在英美，新自由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很成功的模式，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之后，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新自由主义发展得比较好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没希望了，资本主义就是最好的，未来就这么发展好了，也就是说，世界没有未来了。现在，大家不得不重新思考“未来”就是很自然的，很多人祈求重新从马克思那儿获得灵感。

从中国来讲，思考“未来”更重要。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有某种偏差的。120年前的甲午海战使得整个中华文明受到巨大的创伤和挫折，好的方面是刺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不好的就是当时中国人有一个误判，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技术和制度，即科学和民主，因此，现代化就是在制度和技术上学习西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就是沿着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渠道不断发展。但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制度和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虽然邓小平讲过两手都要硬，但近30年来实际上我们在文化这一块是软的。现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共同的意识，最优秀的学生不考文科，认为学文科可惜了，要学理科才有成就。理科第一能赚钱，第二他以后可以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得这种奖那种奖等等。这是很不好的一个导向。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英国的社会现代化过程，除了技术发展，社会制度的改革，它同时也是文学繁荣的一个时代，还是文学批评繁荣的时代。我们现在有点一边倒，这个现象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忧虑的。

今天讨论“未来”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如果人对未来没有信心，这个人就肯定消极了，就满足吃喝玩乐，或者满足于其他的享受。还有，如果一个人认为通过艰苦努力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是不可能的，那他也就完全放纵自己了。如果他认为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就会有很强的动力，我觉得中国现在很需要这个。因为我们不能把宗教作为社会的未来动力，作为社会的终极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目标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情况下对“未来”的研究和思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另外，谈“未来”也是社会的需要，我觉得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希望。资本主义虽然很好，促进了生产的繁荣，也促进了社会制度比原来更加合理，人的生活质量比原来更高，但是它在基本结构上以私有制为基础，仍然是少数人占有最大利益，大部分人在这个利益结构里面占的份额是比较小的，简单讲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模式。我们需要追求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状况。第二它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追求，一种目标。如果我们仅仅把目标定位在发展GDP，发展物质生活，或者甚至发展强大的军事，从外交上讲有它的合理性，但不是最重要的，都是一种形而下层面上的东西，中国现在需要在形而上层面上重塑价值理念，重塑社会的“目标”。不然，我们就会处于价值紊乱和价值迷失的状态中。在我看来，“未来”的讨论是比较难的，学理上的论证并不容易，学理上做好了能不能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也是个大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要通过很多人的努力，慢慢培育起来。当然，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从学理上我们要去探讨它。

张永禄：接着您这个话题，您觉得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者说人文科学还能不能够重新成为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公共话题？

王 杰：从必要性讲无疑是需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社会需要变成现实存在，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为要成为一种公共领域，成为一种公共话题，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公共性。美学虽然是一种哲学性的思维，但是它实际上还是一种对人的情感的理论表述。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公共话语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情感问题要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或者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美学要研究当代社会生活的共同情感。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自己的学理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有很高社会责任和要求的哲学意义上的学科，它和现实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有很多中间环节，包括大众心理、文艺现象、文学批评、文学组织、文学活动等，比如英国有很多很好的从社会生长出来的社会组织，它是一种情感的共同体，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趣味，在经验层面有很多共同性。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发育过程，人们有自己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在理论上这些发展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念有一个连接，因为在学理上对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化真正做出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

最后，要大力培养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方向的学生。马克思倡导用哲学改变世界，我觉得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世界。我们需要培养大量的，在理念上，在思想上而且在专业上都很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只有拥有大量这样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分布在各个文化领域，这些人参与社会大量的实践性活动，这样，马克思主义美学才能真的接地气。如果做到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能成为公共话题，还能成为强大的改造社会的力量，社会就能有很好的发展。

张永禄：您觉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儒学之间是否存在对话或者理论融合的可能？

王 杰：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在我看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结合的一个现象，或者说一种形式。毛泽东本人受中国传统教育影响很深，国学基础比较好，起码比我们这些人都好，他把儒家文化的很多东西，不动声色地融进了他的思想里面。比如他讲民族风格、民族气派，虽然没有用儒家的话语， 但是用了儒家思想的一些核心理念。毛泽东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让我想到雷蒙德·威廉斯区分三种文化的理论。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在每一个时代的文化中都有三种文化同时存在于一个结构中，一种是表征着未来的文化，一种是过去的文化符号、历史记忆以某种形式仍然发挥着作用，称之为剩余文化，还有一种当时占支配意义的主流文化，现实的社会文化是这三种文化的结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要警惕，不能把儒家文化抬得太高。现在有一种观点叫做儒家的马克思主义，我倒不主张这样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儒家的社会基础完全不搭界，儒家文化只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的结合就是要把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中有生命的活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地和程朱理学、宋明理学相结合，不是用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搞简单结合。我有一个忧虑，现在的国学热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是不利于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我们还是要像毛泽东那样，走大众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路子，创造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形式。比如大妈们跳的广场舞，它是大众化和民族化的一种文化新形式，有很强大的生命力。

张永禄：伊格尔顿曾经说他不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者。您觉得您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的语境下做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如果让您再重新选择自己学术研究生涯的话，您还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吗？

王 杰：跟伊格尔顿一样，毫无疑问我认为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从我的学术研究和所体现的学术立场应该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实生活中，我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刊物，又给学生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等等。

今天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第一在今天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必定受到误解，第二这个误解来自左右两方，左的人也会误解，右的人也会误解。加上学生的误解，在大学里当老师被学生误解，你的内心是比较悲哀的。所以说我自己也一直长期困惑这个事情。我这个人内心还是比较倔强的，从广西师大到南京大学再到上海交大，我的硕、博士生招生目录里面第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始终没有改。当然我还庆幸能招到学生，而且还有很多优秀的学生来考，这说明了情况还没有糟糕到令人悲观绝望的地步。

我不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标签来用，我觉得应该作为精神实质来用。在访谈和私下里，我曾同阿列西、本尼特等学者讨论，感觉他们都是很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们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中，他们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学者的面貌出现。说到我自己，我不太倾向于把自己贴一个什么标签，我只想认认真真编好我的杂志，认认真真办好论坛，认认真真做好一些学术研究，然后好好培养学生，做一些对中国文化建设有价值的事情，能够做到多少就做多少。

当代文艺批评需要理论支撑

张永禄：您认为今天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他的任务是什么？

王 杰：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缺乏理论的支撑或者说缺乏一种从评论中提升出来的理论，我觉得这首先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说，中国的当代艺术从美术作品到音乐创作到文学创作再到电影，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方位繁荣的局面，这个现象应该说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现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们为我们的美学和批评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研究的材料，现在是我们美学和批评要跟上去的时候。不管是造型艺术、音乐、文学和电影，中国现在都有世界一流的东西，但我们缺乏一流的评论。

中国有可能进入一个批评和美学繁荣的时代。有大量的作品可以阐释，可以做理论的提升和概括，这为我们的批评和理论高峰给出了可能条件。但，有很肥沃的土地，不一定就种得出最好的水果、最好的粮食，也可能长出荒草，长出罂粟花等等，关键看你怎么去种植。所以需要我们理论家踏踏实实地做一些研究。马克思曾经说他是一个对经济现象最有研究，花了最多时间研究经济的人，可是他却是从自己的研究中得钱最少的人。我觉得今天我们理论家，要像中国传统说的那样，只顾耕耘，不问收获，这需要一点纯粹的学术态度，纯粹的学理探讨。

再讲批评家，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我认为文学批评很重要。真正的文学作品一定是表征出未来的，表征出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新的生活的idea一定是通过感性的形式表现出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性，有一种可能的生活是更美好的。它以不同的感性形式存在，这是艺术的最根本特性。文学批评和美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阐释出来，让它成为大家都觉得有道理，都觉得改变这个世界是可能的和应该的。现在很多人认为改变世界不可能了，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强大到不可撼动的地步，中国学者里面很多人持这种态度，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合理的制度，资本主义是不可撼动的。其实西方学者里面持这种看法的人，特别是人文学者并不太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个观念其实是错的，我们相信世界是可以变得更好的，而且值得去努力。我觉得，这就是批评家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责任。英国的文学批评从启蒙主义时代到伊格尔顿始终在起这样的作用，德国从康德到哈贝马斯到今天的霍耐特，法国从狄德罗一直到朗西埃和巴迪欧其实都是这样，他们都是在做这个工作，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令人尊重，他们的声音也传得足够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