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言》：周有光先生谈语文现代化
汉语拼音：“孔子周游列国，宣传汉语拼音”
1．从教育工具到文化交流工具
潘佳：请您谈谈汉语拼音在当前信息时代的作用和意义。
周有光： 汉语拼音本来只是教育工具，我们考虑本来仅用于教学范围，当然包括扫盲等等。后来很快工商界用了，用来做标题等用处。后来进一步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用了。我们在国外搞孔子学院，我问他们用什么来注音呢？用注音字母还是什么呢？他们说当然用拼音。有人讲笑话孔夫子也在周游列国宣传汉语拼音。中国要和国外交流，第一件事情就是语言的交流，他们了解中国要利用拼音，我们要了解外国走出中国要用拼音。比如跑出去送一张名片，不用拼音不行，所以外国人说拼音就是名片。从中国的教育工具变成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信息化时代，拼音成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手机，实际上是电话的发展，现在是万能的。美国是首先发明推广电话的，用了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形成了电话社会——就是全国每一个家庭都有电话。我们每人一部手机，也就十来年的功夫。现在慢慢电话要淘汰了，都用手机了，在北京上海到处都是手机，没有手机的人很少了。我不用手机，因为耳朵不灵，买了一个让保姆帮我听。所以，由于信息工具的发展需要拼音，拼音的作用就跟着跑了。
2．科学原理和实用兼顾的产物
潘：有人对汉语拼音方案音位和音素关系的科学性提出了针对性意见，您认为如何吸收有价值的意见？
周：汉语拼音方案音位、音素等等从语言学角度是值得研究的，当时我们制定方案的时候的确花了很大的功夫，因为定一个方案首先考虑是实用，既要考虑学术的原理，又要考虑实用，两者之间不是相等的。分词连写既要讲道理又不能完全讲道理，要考虑实用。汉语拼音方案内部仔细分析有许多毛病，这是实用跟原理不能兼顾的东西。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但目前不是一个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学术界可以提出具体的意见。方案公布以后不断有人提出修改意见，我对修改意见是非常注意的。可以说群众包括外国人提出的意见几乎没有一条我们没有研究过，我们当时用了很大功夫，所以搞了三年。现在想想那时花了几年功夫是值得的，那时马虎一点点现在就麻烦了。这些问题可以继续研究，但是要修改方案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语言文字都有一个继承性，不是完全讲道理的。
3．从国内方案到国际标准
潘：请您介绍一下汉语拼音是如何成为国际标准的？
周：世界上有一个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许多人不了解，以为它是联合国的机构。其实它不是联合国的机构，它成立比联合国早，机构非常大，因为什么科技都和它有关系。中国没有参加联合国的时候也没有参加ISO，原来是国民党参加ISO。国民党为了反对共产党就反对拼音，所以当时在ISO里面要提出拼音方案就很难解决。国民党提出一个提案要反对拼音，可是有些国家同情中国，不是从政治角度来讲，从学术角度来讲。特别有趣味的是：一个是法国支持拼音方案，它是从学术角度来看的；另一个是日本认为拼音方案好，因为它要我们支持他们的“训令式”。所以我们支持日本，日本支持我们。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参加ISO，他们也没办法开会，因为ISO不是多数就能通过的，几乎要全部同意才能通过。以前开会都没有结果，后来我们参加联合国就好了。ISO工作一步一步非常仔细，最后要成立一个草案内部通过。我们先要让TC46通过，TC46——第46技术委员会，是管“文献工作标准化”方面的，通过以后还要ISO全体委员通过。全体通过后还不算，要打电报给全世界各国，打电报回来同意，经过很复杂的过程才成为国际标准。所以又搞了三年。
为什么要成为国际标准呢？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外国的需要，成为标准以后中国的地名就有标准的拼写法了。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做出这个决定以前，联合国正在推广一个叫做“世界地名罗马字拼写法单一化”，航空时代一个地名几个拼写法要出大事情的，多少次出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地名。幸亏我们1958年就有拼音方案了，1977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汉语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年成为了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4．大力宣传“正词法”
潘：您认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在将来需要在哪些领域作出新的努力？
周：语言文字工作狭义来讲是50年，广义来讲是100年。解放后的语言文字工作就是清朝“文字改革运动”以来的继续，不是新开头的。蒋介石起初是赞成文字改革的，在南京他就提倡文字改革，到了台湾他也提倡，后来共产党一提倡台湾就反对了。目前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的工作就是宣传“正词法”。正词法不仅是拼音的问题也是汉语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语言学包括语言习惯，缺少词的概念。中国的语言在古代基本上是单音节的，所以有人说汉语是单音节的，这对古代来讲是对的。而近代语言的多音节化一早就开始了，比如说唐代的佛教翻译，印度话跟中国话不一样，印度话是多音节的，我们的语言也就音节多起来了。比如“经济”等现在普通的词汇是从佛教里面来的，含义已经改变了，不是单音节的。清朝末年，从日本引进西洋的词汇更是多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必然是单音节向多音节，因为单音节语同音太多不方便。还有，很多词汇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又用单音节又用多音节，隔了一段时间稳定下来，有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自然趋势，所以许多人感觉不到。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人感觉到了，要利用这一个趋势，有许多好处。比如在电脑里打拼音变成汉字，以词汇或者成语为单位来打很快就出来了，打“中国”一下子就出来，单打一个“中”字或“国”字要选择。所以要提倡“正词法”，它不是一个新东西，是符合实际状况发展的，对汉语有好处，对于将来在国际上用汉语也大有好处。
汉字繁简：“简化字不能继承文化，这是不了解历史”
潘：电脑普及，书写方式发生变革，繁体字与简体字转写变得十分方便，有人认为简化字在扫盲、书写便利的作用削弱，应该恢复使用繁体字，您怎样看待？
周：我们现在有了语言文字法是很大的进步，有了标准了，所以使用上已经是用不着争论了。可是理论上还可以争论，那么反对简化字的意见恐怕是长期会有的。人有一种心理状态是客观存在的，是什么呢？——“嫌贫爱富”。跟台湾、香港的往来，大陆人心理上产生一种自卑心理。“他们多厉害，他们都用的繁体字啊。”最近香港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做了一个内部调查，还是有许多人看不起讲普通话的，到今天还是这样子。
简化汉字不仅是扫盲，知识分子用起来也要有一个标准。因为简化汉字采取的原则是约定俗成，尽量不去创造新的。所以简化字表当中只有几个字是新创造，也不是新创造，是新修改的。简体字和繁体字，从理论上讲，很多都讲得很清楚了。实际上，许多人弄不清楚。其实它们不是全部繁简的关系，只有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假如从7000个通用字来说也就是三分之一，2000个常用字左右。2000字里有许多是类推的，实际上真正简化的只有500个左右。实际上假如一个人的中文学到高中毕业水平是好的，自己学繁体字看古书没有困难。
还有说台湾人不认识简体字，这是反对者的鼓吹。美国教授梅维恒亲自到台湾调查，说台湾人都能认简化字，只有三个字不认得，这三个字台湾不大用。我台湾有亲戚朋友，通信一点困难也没有。有些字确实不认得，那是文化很低的人。有高中毕业的水平不会不认得，因为台湾推广“标准行书规范”。我们的时代写信都用行书，不用楷书写信。楷书是真正标准的繁体，行书里面都是简化字。台湾“标准行书规范”与我们的简化字表差不了几个字，大多数是一样的。所以简和繁的交流困难不是想象的那样。
最近还有人提出“ 识繁写简”，我们读书的时代都是识繁写简，书上都是标准的繁体字，写么都写行书，写行书就是识繁写简嘛。这个办法好不好呢？在我们那个时代可以办，今天不行。因为我们那时候读书要学的东西比较少，集中在三门课“国、英、算”，放在国文的时间很多的，这是一。第二，我们都是读文言，不读白话的。今天不行，今天是大众要来学。
还有电脑要求规范化。以前一个字行书好几个写法，大家都搞惯了，好像无所谓的事情。今天电脑要标准化了。从前没有汉字的数量规定，今天要定量，为什么呢？电脑化、机械化，要求数量减少，不能一个字好几种写法。我们以前都是手写，今天写的跟昨天不一样，差一点无所谓，因为是手工业时代。现在是机械化、电脑化，差一点当然不行了。许多人怪我们简化不好，实际上简化不是坏事。人家反对得很厉害的“先后”的“后”字，古书上就有简化，把两个字混起来用，我们小时候也没感觉到。现在倒变成问题了。
简体繁体的事情，我们规定一个标准是好的，“规范字”这个讲法也是合理的。还有从历朝历代来看，每个时代都是有当时的规范，只不过古代的规范没有今天这样明确。从前的石碑都有标准，历代都有。秦始皇“书同文”是最早的，他的规范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做官的，秦始皇统一天下，他的官派到全国去，不是为了跟群众讲话、写字看得懂，而是为了官员之间、地方官和中央官之间交流方便，就要一个规范，所以就要书同文了。实际上每一个时代都是用本时代的书写，小篆的时候许多古文都不用了，到汉代后来有楷书了，旧体字就不用了。都是用当时的写法来写古书。有人说，简化字不能继承文化，这是不了解历史。孔夫子的书按照原来的古文字早已不认得了，字体不知道变了多少次了，还不是流传下来了吗？
寄语学子：每一个人要把白话搞好，让大家都看得懂你的文章
潘：您认为高校在语言文字工作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周：你提到这个我想到一件事情，不是有一个考生写文言很好加了分吗，他们来问我什么意见。我说写文言很好，但不能加分啊。文言也是一种书面语言，和白话一样。不能写文言就加分，我说我是文言时代的，我都要加分了。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我们有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只懂现代文化，还要懂得传统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教育比外国的负担要重一些，但也大有好处。
高校的语言文字， 首先希望用白话，现代汉语要学好，一般人看都没有问题，可是很多人都写不好。写好是指要能够把一个问题表达得清楚，这里面不仅是文字问题，还有思维逻辑问题。读书，偏读于一方面不利于思维的发展。我想这非常重要，是教育的重要原则。我们不能希望每一个人把文言搞好，可是应该要求每一个人要把白话搞好。白话搞不好，许多人写一个文件也写不清楚。白话文要写得好光看文学文章不行，还要看应用文。我写文章有一个特点，放在一边隔两个礼拜看了再加工。加工就是有些话太专门了，我估计一个中学生看不懂的我都改。我写大学教科书，要估计中学生都能看得懂，太专门的东西我都改掉了。语文教育没有提这个要求，要有科普作用，让大家都看得懂你的文章，这一点要训练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