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滨：从人类文明高度解读中国遗产
建筑历史所团队对古建进行研究，右起：傅熹年、孙大章、陈同滨、王力军。
陈同滨（左一）向良渚古城遗址国际验收专家莉玛·胡贾教授（左三）介绍情况。
在罗布泊与楼兰考察途中，陈同滨（右一）和团队成员打开手电，荒原找路。
2019年7月，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330页良渚申遗文本的编制，负责人是陈同滨。
这不是陈同滨第一份“战绩”，她之前做过《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等9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在今年之前，她已主持申报成功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元上都遗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等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在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申遗过程中，也有陈同滨之功。这一记录，在国际遗产界都是罕见的。
“良渚古城遗址”是她主持申遗咨询成功的第四项世界文化遗产。在良渚申遗文本中，有这么一句重要的定论：良渚古城遗址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独特的见证，具有世界突出普遍价值。
“我们在讲述遗产价值的时候，不仅要说它对中国人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而且可以见证过去人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样的智慧，并落脚到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有启迪意义。”陈同滨说，“申报世界遗产，必须突破自身文化背景的局限，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去解读。假如一座中国宫殿，你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这是中国某皇帝登基的地方，所以重要，那一定很难入选。打动评委的，一定是对世界、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的价值！”
【人物档案】
陈同滨，1953年生于浙江杭州，1979年考入天津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学习，1983年至今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工作，1996年担任历史所所长，2008年任“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2012年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兼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城乡建成遗产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副会长、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灾害防范与文化线路等专业委员会委员。曾获建设部“中联重科杯”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特等奖、第四届新加坡城市规划奖金奖、联合国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杰出项目奖等。
压力重重之际
聚焦大遗址保护规划
在西子湖畔长大的陈同滨，读书时最怕语文课，最喜欢数学和外语。少时心中向往的是像居里夫人一样、专心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1969年，陈同滨远赴黑龙江下乡插队，此后又进工厂做了7年的工人。从田间到机床车间，对大学教育和知识的渴求，一直是她心底不舍的执念。
1979年，陈同滨考上了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学校建筑学专业与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同属中国一流。在天大建筑系那幢灰蒙蒙的八号楼里学习了4年之后，陈同滨感慨：“从可敬可佩的老师们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建筑学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天大的学风——求是务实。”
大学毕业，陈同滨被分配进中国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现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所不久后，一次开会，陈同滨坐在了前辈傅熹年先生的书架前，无意中发现了一册发表于《历史研究》杂志的文章《王国维传》，文章从杂志中拆出、单独用牛皮纸订了一个封面。
王国维是谁？一个当时她并不熟知的人物及其人生历程、学识与精神，深深触动了陈同滨。此后10年间，从王国维、罗振玉到陈寅恪，从闻一多到张爱玲……一系列的人物事迹，以及当时大量出版的哲学文艺理论译著，向她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耀眼光芒。自此，陈同滨完全沉浸在人文知识的探求中。
伴随着《1851-1980世界建筑编年史》与《新艺术运动》两个课题的推进，陈同滨思想受到冲击的同时，个人兴趣也逐渐从异彩纷呈的建筑历史转向与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关联更为密切的城市史，特别是受当时张光直先生《考古六讲》的影响，先秦乃至史前的中国文明起源成为她的关注重点。这一状态一直延续到1992年。
1992年，作为住建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
“我那个《新艺术运动》的课题就差最后一章，但是一个月也坐不住了，生计没有着落，既不能、也不可能让别人养着做课题呀，得马上去找活、干活！”陈同滨说，那时，对于从事历史研究或行业基础研究的人而言，压力无处不在。
所幸，历史所在1993年受理了宁波市规划局委托的一个项目《月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第二年，天一阁的负责人也发来邀约。这是陈同滨受理的第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划与工程项目。很快，宁波地区的河姆渡遗址也来委托他们规划博物馆二期工程。
1996年，在河姆渡遗址现场勘查，陈同滨站在回填探坑的土垄上，下定决心说：“今后就走这条路。”这是一条服务考古遗址保护、同时得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理想之路。
“当时，对方的要求是在河姆渡遗址上盖一个大展厅、揭露考古现场用于展示，我们以为就是个盖房子的事。”陈同滨回忆说，实地勘察后才发现，遗址现场位于当地地下水位的4米之下，设想压根没有可行性。双方商议，改为在地表原址模拟考古现场，同时在保护范围之外就近设计局部聚落展示场景，呈现7000年前河姆渡人的生活起居。
为了“复原”7000年前的聚落场景，特别是干栏式建筑，陈同滨依据《云南民居》策划了云南边境的“大房子”考察：“我们对全国范围内的民居摸底调查过，只有云南才有干栏式的大房子建筑。”做史前考古，需要从出土遗址遗迹来推断早期社会的形态，比如，一群人是住一所大房子里，还是分开住几个小房子？过去的人是怎么选址的，房屋又是如何建造的？火塘在哪个位置，瓶瓶罐罐尺寸几何、意味着什么？在室内外分布的情况怎样……太多的细节和问题，需要在遗址遗物里探索。也只有立足考古现场的实物与发掘情况，结合民族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才能对史前干栏式建筑进行推断性设计。
这个项目在1998年的国家文物局评审之际，获得考古学界徐苹芳、严文明等老先生的一致赞赏。自此，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辽宁姜女石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等一系列考古遗址的保护规划与展示工程，成了历史所仅存六七人的全部“生产任务”，也开启了我国大遗址保护规划技术在20世纪末的早期探索。
丝绸之路的遗存
我国为何要分5类？
“我们从老一辈学者身上学到的是坚持、初心不改。单位改制，我们面临的是生计问题，历史所要么活、要么死，一直都没有选择离开的人，肯定都是真心热爱这份事业的。”陈同滨说，当然，仅仅凭借坚持也不能解决生存问题，还要创新。“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故宫古建筑群、敦煌石窟……文化遗产分布环境的差异很大，有的在江南水乡、有的在西北戈壁，遗产本身的类型也有很大差异，有古建筑群、考古遗址、石窟石刻，还有新兴的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每一个项目都是新的挑战，我喜欢有挑战的项目。”
2000年，历史所受理《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项目。项目的时间很紧，规模也大，陈同滨拉回来一平板车资料的同时，也发愁，“当时的科技手段非今天可比，我们做7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规划，连50000:1的地形图都没有！因为那里，还是无图区。”
陈同滨想办法找了一套250000:1的地形图，没法用。7万平方公里的吐鲁番，分布着208个各级文保单位，自治区级文保单位就有二三十家。不得已，她主动找到了国土资源部遥感中心出图，订了一份6万元的合同，买7万平方公里的卫片影像图，“性价比很高，但颜色与实际情况比是相反的。戈壁滩的颜色像生牛肉，血红血红的，不是自然色……我们和遥感中心的同志一起调试，成功后再挂到墙上，6幅图挂了足足6面墙！”
图纸解决了，接着是保护规划技术的挑战。吐鲁番盆地是世界第二低地，因巨大的地势高差引发常年大风，盆地东侧有百里风区、西侧是30里风区，风力最大时能把火车掀翻！因此，吐鲁番地区的文物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风蚀，以及因戈壁沙漠、山地沟壑、盐碱盆地等不同的地貌对文物保存造成的环境压力。
如何防治风蚀，陈同滨最后从国外资料里找到了答案。“保护规划必须考虑吐鲁番地区的地理气候特征——极干旱，水资源紧张是最根本的问题，种植防风林的规模要取决于水资源的供应可能，游客量的增长也要取决于水资源的供应可能。所以，规划必须以当地生态本底格局为基础，整合考虑文物、生态、旅游等各类资源保护利用。”她说，考古工作成果不属于文物保护的措施，文物保护措施也不能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文物保护规划必须以保护为前提，集合众多学科知识，统筹协调、因地制宜。
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申遗成功之前，国际上对丝绸之路的遗存分类给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生产类，如直接生产陶瓷的窑址；第二类是交通类，如驿站、旅馆等与直接维系交通有关的遗存；第三类是产物类，凡是因交流交通而产生的集市城镇，包括宗教和文化艺术科技等。
陈同滨解释道：“这个分类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依据文化线路的定义设定的。一旦应用到中国境内，问题马上就出来了：中国的汉长安城，不是丝路开通之后才有的，显然不属于第三类，更没法归入其它两类。所以，我们就自主创新，立足中哈吉三国的33处申报点自身的历史功能，归纳出五种类型：中心城镇、商贸城市、交通设施、宗教遗迹、关联遗迹（张骞墓）等。当然，这是一个开放的类型模式，还可依据后补的遗产点增加生产基地之类。这套分类法与国际专题研究报告的方式完全不同，但满足遗产描述的逻辑要求。最后，这个超大型文化线路的系列遗产分类理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审理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充分肯定，为丝路申遗奠定基础理论。”
良渚保护规划或将修编遗址可能调整两个边界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各地文化面貌的辨识、文化谱系的建立是中国考古的主要任务。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随葬玉器大墓的发现，才开始文明探源。而良渚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国在距今5000年左右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形态。这就改变了以往国际考古学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认知。
如今，人们知道良渚文明出现的时期，也正是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文明开始出现或正在发展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这一重要时期。良渚古城遗址凭借大量的遗址遗迹，包括高大宫殿台基、完整的城墙遗址、古老而庞大的水利工程，以及数以千计、象征权力与信仰的精美玉器，足以让人相信，5000年前，良渚王国社会发展程度，完全可与其他世界古老文明比肩。这便是良渚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
时针回拨到2000年，陈同滨第一次来到良渚遗址，身份是《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主持人。当时，有130多个遗址点，反山、瑶山和莫角山等遗址较为清晰，其它遗址点清晰程度不一，其中大多只是找到一些红烧土、陶片。怎么把这些遗址点串起来、确定古城边界？浙江省文物局组织了3代考古人一起座谈，众说纷纭之后，依然画不出个大体轮廓。
于是，在那年盛夏酷暑中，陈同滨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一起“打卡”135个遗址点。三伏天里，偶尔遇上一个过路农人，他问：“这么热的天，我们都不干农活了。你们在干什么？”说完，大家一阵无言地苦笑。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是基本功，40℃得去实地，零下二三十度一样得去。陈同滨笑着说，吉林高句丽项目是冬天勘察现场，“冻得整个人都麻木了”。
2002年，良渚遗址规划初稿完成，2003年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评审。2012年，陈同滨向时任杭州市余杭区区委书记徐立毅汇报情况。“当时，我没有讲规划，直接讲良渚遗址的价值。讲完后，徐书记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到位。他说，从这个价值来看，我们余杭区无论工业、农业，做任何产品，也不及这个文化项目对全国的意义大。所以，他建议这个项目要立即启动，决策后的第一件事是公布实施文物保护专项规划《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第二件事是立马从整个余杭区的辖区范围里划出一块土地，拍卖款项部分反哺遗址保护，这个措施起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
陈同滨表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良渚遗址管委会的用心保护，以及规划编制组“十几年如一日”的跟踪调研都值得肯定，是大家戮力同心促成了今天的成果。
申遗成功后，杭州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把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作为一个圣地，控制每天3000人的访客量。“这一认识使得良渚遗址避免了普通旅游观光景点的游客量超载问题，这是对良渚遗址最好的定位，是保护工作的后续保障！”陈同滨欣喜地说。
明年，陈同滨及其团队还将针对良渚古城遗址新发现进行总体规划的修编。“我们会对《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进行修编，并调整两个边界，进一步提升世界遗产的价值阐释、协调好遗产和遗产所在地的和谐发展关系。”
记者手记
初心不改，创新不止
采访陈同滨，不是在北京她的办公室，而是在杭州老家。她身着灰色正装，娓娓道来，言语间透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可亲，又自带“理工科”严谨坚毅的气场。
从1983年入行，她在建筑遗产研究与保护领域干了36年。这期间，历史所不仅“没有成为历史”，还经由不断地创新，承担了一系列的重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所有的项目都很难，一言难尽，但有一些精神是贯彻始终的：忠诚、坚持、创新”，陈同滨总结说，“如果再要概括就是一条：不忘初心、振兴中华”。
有人称陈同滨为“点金圣手”，因为她所参与的国家申遗计划项目都成功了。可对于这个称呼，陈同滨说，她绝不敢苟同。她认为，世界遗产的申报过程是一场“国际游戏”，主要规则是别人定的，申报项目的成与不成，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但在任何一个申报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我们都能体验到一个遗产价值被不断挖掘、甚至重塑的提升过程，特别是从世界的角度、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去重新看待和评价我们中华文明与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特征，“这是一件值得做、有意义的事”。
她还坦言：“于我个人而言，每一个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探索与实践。我既然接手了这个项目，起码要负责任，或者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学无止境。尽己所能在国际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看到并理解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