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新路社区挨家挨户走访 问出2万老人需求

　　 看·现场探访 涉老法律讲座回回“客满”

　　作为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27.1%的老年人口比例和持续看涨的老年人口增幅，既是一副养老重担，也被视作潜力无限的“朝阳产业”。不论是养老政策制定者还是养老产业投资者，都应该了解一个核心问题：老人需要什么？

　　需求调研的方式有很多种，闸北区共和新路街道采取了最“原始”的办法：挨个上门问。街道机关干部、居委会工作人员、老年协会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组成约300人的调研队伍，用一个多月时间走访了辖区2万名老人，递上需求问卷：您最需要什么服务？

　　根据老人的回答，共和新路街道排列出社区老人十大需求：紧急求助、便民维修、助医、精神文化活动、法律援助等事项位列前五。这算不上专业的社会学调查，却实打实地了解到了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

　　共和新路街道是典型的居住型社区，辖区面积2.72平方公里，60周岁以上老人有2.32万名，占户籍人口总数的比例接近30%，超过上海的平均水平。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有4400多人，独居老人有1180多人，两者数量还在快速增加——2013年起，辖区新增老年人口中超过50%是独生子女父母。

　　这些数据还不足以描述一个社区的老年人口结构。老年人群类别的划分可以有很多标准，包括经济、生理条件、家庭环境、居住类型，不同类别的老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不尽相同。共和新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礼根介绍，处在基层一线的街道，除了完成上级政府排定的为老服务“规定动作”外，还需因地制宜设计为老服务“自选动作”。“自选动作”因其“贴肉”，更容易被老人们挑剔。

　　“做完调研，我们开始参照需求菜单设计项目。菜单直接来自于服务对象，所以我们很有底气，不至于‘拍脑袋’想出一些华而不实的项目。”街道老年协会会长俞爱莉说，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年，老年协会先后推出多个为老服务项目，全都大受欢迎。

　　便民维修是几乎所有老人都需要而又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需求。“磨刀、修鞋、修钟表、修伞、修自行车、扎拖把，专营这类服务的地方越来越少。年轻人也许觉得无所谓，但老人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修修补补。”俞爱莉说，街道找了90多名“能工巧匠”组成快捷便民服务队，定期深入社区开展便民服务。

　　2011年，街道老年协会就组建了志愿者队，在社区定期举行法律咨询服务。三年来，大家发现社区的涉老法律纠纷日益多发，对于赡养、房产分割、财产继承、遗嘱书写等问题，单纯的咨询很难帮到当事人。需求调研的结果印证了这一判断。

　　去年，协会在原有服务基础上，推出“银发盾牌”项目，邀请市二中院法官、市检察院二分院检察官、闸北区法院法官、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专业大学生等担任法律志愿者，为辖区老人的法律问题提供个案帮扶。一年间，项目跟踪了140多桩个案，解决了其中的70多件。这一免费项目，既免于老人高价寻求法律服务，也消解了大批家庭和社区矛盾。项目组举行法律专题讲座几乎回回“客满”，甚至有不少外区老人慕名前来求助。

　　“针对需求菜单上的每个要求，我们都定向开发了相应的服务。事实证明，‘需求为本’的做法非常适合开展公共服务。”徐礼根表示。

　　 听·基层评价 财产协议办好了，我们安心了

　　卞雪孙 洛川东路居民

　　我今年71岁，老伴74岁，有三个孩子。我们老两口年轻时支援新疆建设，退休后回到上海。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住房困难。2012年，老二帮我们在洛川东路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人住进去，很舒坦。

　　孩子孝顺，我们也想给孩子一点保障，心里想着百年之后，要把房子还给老二。三个孩子关系很好，都认同我们的想法。但这是一二十年后的事情，这么长的时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希望现在就把事情敲定，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年初，在居委会黑板报上看到“银发盾牌”法律咨询会的通知，我去了现场。那是星期三上午，碰到志愿者章成光。我们素不相识，他耐心听完我说的情况，建议我们和子女签订一份协议。他说：“你们经济紧张，去找公证、找律师恐怕负担不起，我们可以帮忙。”为了这事，志愿者好几次上门跟我们沟通，章成光帮忙起草了协议。后来他还请来了律师，在律师和很多人的见证之下，我们和孩子在协议上签了字。志愿者给我们拍了照片，留了档案。

　　为这件事，志愿者忙了一个多月，有始有终。我们也很满意，总算对老二夫妻有了交代，不用担心等我们过世后家里会出现什么房产纠纷。听说志愿者已经帮了不少老人，这项工作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