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配资：用10倍杠杆一个跌停板就将可能赔光
■晨报调查：场外配资公司野蛮生长，已近万家
■配资4-5倍只需2个跌停即可倾家荡产
●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配资公司会在设定的平仓位强制平仓。
●如果配资4至5倍，在股市中只需两个跌停板，就可能让股民赔光本金；如果使
用10倍杠杆，则一个跌停板就可能赔光。
昨天，在短短三小时的交易时间里，上证指数经历从超过5%的跌幅，一举以几乎当日最高点位收盘，连续第二天走出单日振幅超过10%的巨震行情。
昨日的大盘走势，对很多人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其中就有老赵。
老赵是一家注册在上海的配资公司的负责人。前天下午，在行情最低迷的时候，他推迟了接受本报采访的时间。当天收盘后又过了两个小时，老赵才赶到约定的采访地点。
老赵透露，他公司的配资客户在近几个交易日被强制平仓的总数“比外面说的要少”，但坦承如果股市继续下行，“情况很不乐观”，“只能寄希望6月30日的走势了”。
在上交所成立后不久即入市的袁顺奎，曾著有《喧哗与骚动：新中国股市二十年》一书。他在上周六对新闻晨报表示，一度对当时证监会就“6·26暴跌”的声明感到过困惑。
“6月26日收盘后，证监会第一时间的说法是‘上周以来股市出现的较大幅度下跌，是市场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袁顺奎说，“对此我个人认为无法认同，当日的跌法不同以往。”
袁顺奎亲身经历过上证指数历史上多次超过7%的单日跌幅，但他承认，6月26日当天以及再往前两周大盘的走势，让他感到“没有遇到过”。他认为，造成这种并不常规的走势的原因，正来自于配资。
不单是袁顺奎，配资已经成为自去年底，本轮牛市启动以来的最热关键词。不但散户、分析师和媒体格外关注，在近几日股市一路下探的当口，监管层发布的数篇稳定人心的声明，主要内容亦毫无例外涉及配资。
老赵为配资进行了“辩护”。他说，在民间资本找不到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标的时，本轮牛市自然成为热钱最青睐的平台。
“配资是个很‘文雅’的说法，”老赵说，“它的本质就是附加股市游戏规则的民间借贷，追逐更高的收益率、更快的赚钱方式，一直以来是民间借贷的本性。”
第一次带杠杆的牛市
“这是中国大陆投资者面临的第一次带杠杆的牛市。”“6·26”行情后，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说。
在《新中国股市二十年》一书里，详细描述过上证指数历史上多次单日超过7%的暴跌，但袁顺奎也对“6·26”的走势感到“看不懂”——绝大多数股票在当天几乎都“躺在那里不动”，别说反弹，连打开跌停板都相当困难。
他将2007至2008年的上一轮牛市中，上证指数一度从4000多点调整回3000多点的阶段性盘整，与近期大盘走势进行了类比。
“当年也有接近1000点的回调，是因为有印花税上调等诸多利空消息打压，而本次回调启动前，并没有像样的利空消息，如果以获利盘兑现加以理解，也无法解释本次回调中的反弹既乏力又没有延续性的事实。”袁顺奎在上周六对新闻晨报说。
袁顺奎解释，从历史上看，大盘如果经历短时间千点幅度的暴跌，割肉盘在此期间会选择离场，即便此时大盘继续下行，被套牢的股民基本不会选择再次割肉，也就是说，空头动能在大盘暴跌时会迅速衰竭，紧接着就会有一波很不错的反弹行情。而“6·26”前两周，大盘在没有利空消息的情况下持续下跌，又缺乏反弹力度，其中确实就有杠杆交易的因素。
“配资盘在大盘速跌时，并不能像纯本金交易被套牢时那样，可以坚定不割肉。”袁顺奎说，“一旦自动触发强制平仓，又进一步对大盘有着助跌效应。”
袁顺奎说，助涨助跌就是杠杆的特性，它可以在快牛时让“豪赌者”一夜暴富，更可以在暴跌时给配资者致命一击。
“在这轮行情中，让我一下子对杠杆产生警惕的，正是长沙的那个事。”他回忆说。
这是一起被广泛报道的牛市标志性事件：长沙股民侯先生以1∶4的杠杆，累计获得了850万元实盘操作资金，不料此后赔光了本金，选择跳楼。尽管事后有媒体称侯先生跳楼并非因为被强制平仓，但这起跳楼事件无疑让更多的目光聚焦在“配资”上。
场外配资推动暴跌速度
1∶4的杠杆在现在来看已属“高危”，但老赵透露，在大盘前一阶段步入“快牛”时，他所在的场外线下配资公司同行，甚至可以向客户提供1∶8的超高杠杆。也就是说，假设客户本金是100万元，那在1∶8的杠杆下，一共可以动用900万元的实际操盘资金。
在快牛行情时，最理想的情况下，只需数周交易日，客户的账面浮赢可以轻松超过10%，也就是说，客户如果这时选择平仓，则盈利为90万元，归还配资和支付管理费（利息）后，最终获利不低于70万元；而如果选择本金交易，100万元的本金在相同的股市操作下，只有不到10万元的获利。
“快牛时没有人愿意相信大盘会暴跌。”老赵说，“这就是股民心理，你说他们一厢情愿也好，还是盲从最乐观的预期也好，在那个时候，钱赚少了都觉得自己亏了。”
在经历这两周大盘的持续下探后，目前绝大数配资公司已经不再向客户提供1∶4以上的杠杆，针对客户的风险警示亦被强调。
老赵向本报提供的一份股市配资合同就有这几项被认为是“风控措施”的条款：
——甲方（客户）买入创业板、ST、*ST股票的单只市值，不高于总资产的30%，不买首日上市的新股等无涨跌幅限制的产品；
——甲方不得买入连续跌停（两次及两次以上）后首次打开跌停板的股票，如甲方违规买入，乙方（配资公司）有权随时按市价平仓；
——单只个股买入量一般不得超过账户资产的55%；
“这些条款在不同的配资公司可能略有差别，但大方向是一致的，”老赵说，“即便在快牛时，这些条款也都会被写入配资合同里，只不过那时候股市赚钱机会很大，客户几乎没有违规，强行平仓的事情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老赵也承认，在大盘暴跌时，即便有上述条款作为风控，客户也可能因判断失误造成被强行平仓的局面。
以1∶4杠杆、配资使用期限1个月的配资合同为例，客户以20万元本金可以获得共计100万元的实操资金，不过此时配资公司设置的强制平仓线为89.6万元，也就是说，账面浮亏只要略微高于10%，就会触发强行平仓。
“但我们这行其实不是外界所说的那么疯狂，只不过是搭了牛市的顺风车。”老赵试图为自己辩护，“客户发财，我们收的也只是配资部分的利息。”
老赵说，就他们公司来说，以配资使用1个月的合同为例，客户用20万元本金撬动1∶4杠杆时，公司无论客户如何赚钱，只约定一次性1.7%的月利率。80万元配资共计支付1.36万元的利息，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月的配资使用期内，客户只要不被强行平仓，只需从股市收益中支付1.36万元给公司，其它都是自己的盈余。
1.7%的月息年化利率为20.4%，略低于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上限的四倍，老赵自认为，这就是股票配资作为民间借贷的变种，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依据之一。但是股市一旦进入暴跌，理性将被恐慌所替代，而场外配资，毫无疑问加剧了替代的速度和力度。
6月29日，大盘持续下跌，广州一位股民在使用杠杆并数度追加保证金后，其持仓的某只股票仍表现不佳，其随后在微博留言欲轻生。广州公安随后及时找到了这位股民，在民警、街坊邻居的反复劝说和开导下，情绪逐步平复。
甚至还有配资公司跑路的新闻出现。半个多月前，“漳州90后配资公司老板朱振霖一个月卷款3亿嚣张跑路”的消息出现在网络上，《海峡导报》在6月25的报道中，确认了这则消息的真实性，亦采访到一位在朱振霖开设的公司进行配资交易的股民，其表示自己的几十万元本金，就被朱振霖“跑路”带走。
即使是股市接连猛跌的这两周里，各个民间配资公司的业务招揽似乎也并未停止。如果以“上海配资公司”为关键词，在百度进行搜索，搜索结果首页的前十条链接，均为标注“推广”字样的上海各配资公司的广告。
这些配资公司的搜索链接标题大多写有“没钱不怕，一千至五百万随意配”、“注册送3000元，0风险”、“注册即可实现翻倍赚钱”等诱导性的内容。
统计显示，国内的配资公司已近万家，从业人员逾8万。从地域上看，配资公司多分布在经济发达的浙江、上海、广东一带。
在此前快牛阶段，配资公司集聚的大量风险被乐观的股市预期所隐藏或忽略，及至这两周来的股市大跌，这一风险又通过舆论和资本市场被揭露，在出现配资股民轻生、配资公司老总跑路等爆炸性消息后，这一风险进一步被放大。
一场配资之间的对决
然而，汹涌的场外配资盘，已经被民间和媒体认定为造成此轮股市暴跌的“罪魁祸首”。监管层在暴跌发生前，也已预警将规范场外配资，并宣誓打击非法配资的决心。
目前配资的形式有两种，即官方版的“两融”中的融资，和以HOMS、同花顺和铭创为主体，此前与券商交易系统对接的场外配资。
事实上，券商对以HOMS为代表的场外配资系统早有预警。晨报记者获得一份于4月29日发布的瑞银证券研报称，由于HOMS 系统允许在主账户下分拆多个子账户，这一特点可能为伞型信托配资提供了条件，并据此认为HOMS 平台可能面临一定整改风险。
这份瑞银证券的研报，为HOMS开发商恒生电子给出了未来12个月“卖出”的评级，12个月目标价甚至比研报披露时恒生电子的股价腰斩后还要低。
不过亦有一家券商负责研究恒生电子的研究员认为，在他看来，HOMS的本质是IT，而非金融交易本身，因此无论未来监管层如何规范场外配资，HOMS作为一体化投资交易系统，并非靠关停就能解决，“何况眼下众多中小私募通过HOMS进行交易，关停的代价难以想像”。
场外配资的总规模也一直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从较为保守的不足万亿元，至部分券商估算的1万亿至2万亿元，乃至有媒体报道的3万亿元以上。
6月30日，证监会发布的数据则称，据调研了解，HOMS、铭创和同花顺三大场外配资系统的资产规模合计近5000亿元，其中HOMS 系统4400亿元，铭创360亿元，同花顺60亿元。
这一数字低于此前媒体和券商最保守的估算。证监会同时还披露，“以HOMS系统为例，近两周以来强制平仓金额合计约150亿元，占市场交易量的比例很小”。
如果按照证监会披露的5000亿元场外融资总额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此场外融资盘与官方版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平均超过2万亿元相较，规模尚不足后者四分之一。
6月28日晚，申万宏源策略召开场外配资状况及影响电话会议，根据会议记录显示，申万宏源策略认为，“两融”的绝对增量在2015年以来仍然很大，但从与交易额的占比上来看，已经逐步下滑，而场外配资的量则是从今年年初以来加速盛行。
“由于场外配资能够规避场内配资的标的限制，所以年初以来，主要决定市场结构的增量资金来自场外配资，标的集中在中小股票。”该电话会议认为。
经过四次扩容后，“两融”标的股票扩大至接近900只，扩容后的标的股票数量占到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的三分之一，流通市值占到A股流通总市值的80%。
不过，“两融”对投资者有着相对较高的资金和投资经验门槛，杠杆率亦远逊于场外配资，且不少颇受散户青睐的小盘股亦不在“两融”标的物之列，这就给了场外配资一个相对较大的市场空间。
相对于官方版融资，场外配资对客户几乎没有门槛，下至1000元上至100万或以上的本金，都可以获得配资，除了每日有数十只被禁止交易的股票，或根据合同约定进行仓位限制外，场外配资在买入股票方面，几乎没有太大的束缚。
在袁顺奎看来，场外配资的兴起，以及“两融”的高门槛之间，形成了一种“对决”——在早前已经被杠杆化了的此轮牛市中，机构试图通过自己的实力，以及可以融券的优势，将场外配资挤出市场，手段就是持续做空导致高杠杆的场外配资爆仓，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股市去杠杆化的局面。
“就像打车和专车软件一样，出租车司机感到了不平衡，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试图打压新型的业态。”袁顺奎说。
杠杆的变与不变
经历过没有涨跌停板，大户可获得的杠杆率最高为1∶6的开创期中国股市的袁顺奎说，股民对市场还需存有“敬畏之心”。
“新一代‘80后’、‘90后’的股民，没有经历过熊牛转换的完整周期，凭着一腔热血和牛市的激励入市，又遇到此前连老股民都接触不多的杠杆工具，自然很容易迷失方向。”他感慨道。
在二十年前，“杠杆”、“配资”乃至“融券”这些名词，尚未进入到股民的词典里，但是功能相同的“信用交易”或“透支交易”早已兴起，它们的本质就是用较少的本金撬动更多的操盘资金。
在1996年12月底，中国股市正式实行涨跌停板制度前，杠杆交易比现在更容易让股民陷入疯狂。例如在1993年3月底，上证指数在一个月内，从1500点跌到900点，当时民间杠杆工具比率高达1∶5，不少透支大户因此输得倾家荡产。
“在当时杠杆率为1∶5的情况下，容错的空间已经接近极限，在交易日里，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就爆仓了，没有任何余地，”袁顺奎说，“当时因为没有涨跌停板制度，强制平仓很简单，市价委托进去就直接平掉。现在的股市至少给了躺在跌停板上的场外配资者，一定的喘息空间。”
一度被称为上海股市“三只羊”的三位杨姓投资者，目前除了杨百万外，另外的两位早已不知所踪。袁顺奎说，消失的两位，皆因当年疯狂地进行杠杆操作，而陷入深渊。
“2007到2008年的牛市，即便存在场外配资，量也很小，此外也没有官方版的融资融券，因此也不存在两种配资之间博弈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所以这一轮牛市的多空对决会变得更激烈，”袁顺奎认为，“股民都是被市场教育出来的，想用杠杆赚快钱的风险太大，因此我觉得股票的正常盈利还是需要时间，贪婪是最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