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那些隐形的留守儿童
两年前，80后女律师张玉霞在静安区司法局和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联合支持下，成立了全市首家以律师命名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业机构——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室。
两年里的数十个案例，让张玉霞真切认识到，在农村留守儿童悲剧频发、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同时，繁华都市有一部分孩子的处境同样堪忧，他们有些是城里的孩子，从小父母离异，法律上的监护人几乎从不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些原是农村留守儿童，独自来城里“讨生活”，成了都市里的流浪儿；有些是外来务工者的子女，父母虽在身边，却忙于生计而疏于对孩子的照顾。
在冷冰冰的卷宗里，这些缺乏关爱的孩子，有时是施害者，有时是受害者，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这个急遽变化、躁动功利社会的受害者。
没人知道都市里隐形的留守儿童有多少
看到那张现场照片之前，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女律师张玉霞并不知道，小小一颗心脏可以迸出那么多血：躺在地上的小朱，16岁，浑身是血。一把瑞士军刀，直直戳在他胸口上。
凶手小蔡，也是16岁。
起因是一场懵懂的“情爱”纠纷。
2013年10月17日中午，某校初一某班，女生小桃向同班“绯闻”男友小强借手机，小强不肯。小桃转向小强的“情敌”小明借来了手机。这让小强觉得很失面子。
离放学还有两节课的时候，双方已秘密召集了各自的“兄弟”。
下午3点30分，学校放学。3点40分，人们在学校附近的路口，看到二三十个十几岁的孩子聚集在一起，彼此推搡。
小蔡站在队伍的这一边，他不认识小强，不认识小明，也不清楚纠纷因何而起。不过，朋友叫了，自己不能表现得怂。
天已经冷下来了，小蔡穿着校服外套，他把手插在口袋里，触到了口袋里新买的瑞士军刀。
推搡升级，开始动手……
小蔡掏出军刀，刺向对面阵营……
有人在自己面前倒下，那是小朱，但对小蔡来说，这也是一个陌生人。他盯着小朱看，看他扭曲的脸，看自己的刀插在他的胸口。他一直看着，挪不开步。
警察来了，时间是3时55分。从小蔡支离破碎的回忆中，张玉霞补全了这些画面。两年前，在静安区司法局和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联合支持下，张玉霞成立了全市首家以律师命名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业机构——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室。小蔡是工作室成立后她援助的第一个未成年人。
看守所里，小蔡哑着变声期的嗓子问张玉霞:“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没满18岁，他们应该让我回家。”
他指的家，是爷爷奶奶的家。在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了。有多小？小到他对爸爸妈妈完全没有记忆。而在他有记忆后，法律上的监护人从未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过。
“开庭那天，特别‘热闹’。”张玉霞说。20多个被告，都是未成年人，几乎都来自单亲家庭。
站在被害人席上的，是一个孤零零的父亲，那是小朱的父亲。和小蔡一样，小朱的父母也早已离异，各自成家，小朱的母亲远赴英国。作为法定监护人，小朱的父亲也很少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而在小朱离世后，出现在法庭上的他，低着头，静静听完所有的辩解。抬头，他说:“如果我儿子还活着，他应该也是被告。我多么希望他还能像你们一样，有接受审判的机会。”
一片沉默。然后，是啜泣声，和更多的啜泣声。
哭的是孩子，大人则继续沉默。“我不晓得这些法定监护人站在法庭上，是一种什么心情，可能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张玉霞说。
当农村的青壮年来到城市打工挣钱的时候，他们留在老家的孩子，被称作农村留守儿童。而对小蔡、小朱来说，他们的家在上海，父母也在上海。然而，同一个城市，却未必同一个屋檐；有监护人，却未必有监护。他们是都市里隐形的留守儿童。
据统计，全国有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但没有人知道都市里隐形的留守儿童有多少。
从留守儿童到流浪儿，他们生活在都市的灰色地带
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想象中，“抢”走父母的都市应该是个天堂一般的地方。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步父母后尘，独自走向都市。
17岁的小孙是其中的一个。12岁那年，他从贵州孤身一人来到上海，混迹酒吧、网吧，做些看场、拉客的活。
走进都市，改变的是身份——从农村的留守儿童，成了都市的流浪儿，而无法改变的是成长的困境。2013年12月29日晚，小孙在贩毒时被当场抓获，并被检出患有艾滋病。
在上海市第三看守所，张玉霞见到了小孙，白净斯文。对犯罪经过、涉案毒品数量，他供认不讳；对相关的法律条款，他侃侃而谈。在这个过程中，他习惯性地跷兰花指，习惯性地摆出讨好人的笑。
问完案情，张玉霞向他要父母的电话号码。
沉默半晌，小孙回答:“我没有父母。”
这不是事实。张玉霞从公安部门了解到，小孙读小学时，父母离异，父亲去了广州，母亲去了黑龙江。小孙随爷爷奶奶生活。
几天后，张玉霞分别接到两个男人的电话，一个是小孙的生父，一个是小孙的继父。但没有一个父亲愿意为儿子来一趟上海。再拨通他妈妈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农忙，跑不开。
开庭的日子定在2013年3月22日。21日早上，张玉霞再一次拨打孙妈妈的电话，告诉她，开庭若不见，再见也许要很多年以后了。当晚，孙妈妈赶到了上海。第二天庭审接近尾声时，眼看着儿子要被带走了，孙妈妈突然蜷起身子，人往下蹲，双手捂着脸。
张玉霞听到从她指缝里挤出的声音:“儿子，你的错都是妈妈的错，是妈妈没有管好你。”
监护的缺失，让魔鬼有了可乘之机
小女孩果儿的遭遇，最让张玉霞痛心。果儿7岁，小学一年级，活泼外向。看到果儿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这个孩子，但妈妈的眼里没有疼爱。果儿妈妈出生在农村，留学日本，最终在上海一家跻身世界500强的日资企业里谋得一份管理工作，笃信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老公和她想法相左，留在老家过安稳日子，每一两个月来次上海。对老公的失望，都转化成了对果儿的期望，果儿妈妈千方百计把果儿送进“上海小囡读书的好学校”，要求果儿门门功课必须是满分，哪次达不到，便是没完没了的责骂。
对女儿如此苛责，果儿妈妈从不觉有什么不妥；因为她对自己更苛责，每天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在她的理解中，她和女儿是在不同的战线上共同奋斗，她可以吃苦，女儿也应该可以吃苦。可她忘了，7岁的孩子还需要照顾和关爱。
监护的缺失，让魔鬼有了可乘之机。无业人员叶某和果儿家同住一个社区，他发现，因为没有东家的监管，果儿家请来的保姆经常不见人影，留果儿一人在家。
叶某第一次把魔爪伸向果儿是在今年3月的某天下午，果儿和一个男同学一起在家做功课。那是老式里弄房子的底楼，两个孩子没有关门。
第二次、第三次，小男孩吓得不再跟果儿回家了。
“让我揪心的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果儿竟然都不敢跟妈妈说，直到一个多月后，爸爸来了，她才和爸爸说。”张玉霞说。
而更让张玉霞揪心的是，妈妈对果儿的二次伤害。她对着果儿怒吼:“你知道这有多脏吗？毁了，全毁了！”
似懂非懂的果儿，从妈妈的态度里读“懂”了这件事的性质:很“脏”，而且，错在她。白天她用沉默包裹自己，晚上她会梦游，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
把叶某绳之以法的过程异常艰辛，“因为事发一个多月以后才报案，而且，唯一的证人，那个小男孩，和果儿一样，也只有7岁。”
经过努力，叶某最终被判四年半徒刑。果儿妈妈松了一口气，她觉得时间上可以来得及让果儿读完小学再离开这个社区了。但张玉霞对果儿的未来并不乐观，“如果果儿妈妈不改变，果儿很难走出阴影。”
因为，在果儿妈妈向女儿发怒的时候，张玉霞不曾从她脸上看到反省，反省自己作为母亲的失职。
当爱缺位，空档必然会被别的东西填满
孩子的周围并非真空，当家庭的教育与关爱缺位时，这个空档必然有别的东西来填满。
在张玉霞经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时常见到成年人的影子。“有个案子，成年人组织未成年人聚众抢劫。被抓后，有个孩子对我说，‘大哥’说的，我们都是未成年人，被抓了顶多教育一下，很快就放的。”
孩子的无知令张玉霞叹息。这些年，她也去过很多学校讲法律课，“但好像我们讲得再多，也抵不过‘大哥’的一句忽悠。”
酒吧、网吧，诱惑着没有父母管束的孩子。“有些酒吧招募未成年人，许诺他们只要带人来，就不收他的钱。”只要有机会，张玉霞就呼吁，法律不能只规定“前面”，不规定“后面”。即不能只用法律条文来规定酒吧等场所不能接纳未成年人，却没有相应的措施来保障法律条文落到实处。
张玉霞偶尔会打电脑游戏，“在很多游戏里，如果你选择做‘坏人’，可以很快地晋级或升级装备，‘好人’则很慢。反面角色总是被设计得很酷，很炫，受到孩子们的追捧。”随着经手的案子越来越多，张玉霞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有些孩子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他们好像活在游戏里，这一刻人死了，下一刻吃颗还魂丹，又会满血复活。”
但，真实的人生哪有这样的设计？
女孩更喜欢“追剧”，韩剧、日剧里的“野蛮女友”，各种宫斗剧里的“腹黑”女主角，都是她们模仿的对象。“有一起校园暴力发生在小学里。一群孩子模仿《甄嬛传》里的角色，皇后、贵妃、嬷嬷、太监，搞了一大堆，人人有戏份。然后，她们要求一个没看过这剧的女生向她们行礼，女生不肯，她们便围攻她，说要赏她‘一丈红’。”
在校园暴力案件中，女生参与的比例越来越高。“用的手段都很过分，打耳光、扒掉被害人衣服，她们已经觉得不过瘾了。有个案子是施暴的女生招来社会闲散人员，当众欺负被施暴的女生。”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觉得匪夷所思的情节，在宫斗剧和网络小说中却很普遍，然后，它们成了一些未成年人在现实中演绎的脚本。
如果说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的产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之殇。那么，这些都市里的孩子，又在因为什么而遭受本不该由他们遭受的成长困境？
没有爱相伴的成长路上，他们可能有的，常常是孤独、危险，还有罪与罚。
(文中所涉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