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调结构

　　原标题:本报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调结构

　　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会场间隙，本报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话语权

　　 要到西方市场内部建话语平台

　　记者：您为何在新加坡办中国研究的刊物？近些年，海外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重点有哪些变化？

　　郑永年：丛书也好，杂志也好，从属性上看都是话语平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话语权都是西方掌握的，非西方的话语要发表在他们的平台，比较困难。而且，不仅是中国、亚洲等非西方的观点发表困难，即便在西方内部，一些非主流的声音想要发表，也很困难。

　　无论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国家，如果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必须要建立自己的话语平台。但这个平台不能仅仅是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中文平台，而应当是用英语在西方市场内部建立平台。

　　每个国家的研究者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问题来谈中国。不仅中国人看中国和美国人看中国不一样，英法德学者和美国人看中国也是不一样的。即便是美国内部，美国主流和非主流看中国是不一样的，美国不同派别看中国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了。所以，我们的办刊原则是“和而不同”，注重的是客观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撰写学术文章，打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平台。

　　掌握话语权，要走到西方市场里，在西方的市场中间办平台，才会更有效。

　　 经济形势

　　 新常态符合规律，对基本面有信心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

　　郑永年：当前，我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总判断是，高增长过去了，逐渐回归常态。如果增长速度稳定住了，不要波动太大，就是常态；但如果去年增速是7%、今年是6%，后年再低，这就不叫常态。新常态实际上是中国所需要的，是符合一个国家发展规律的。

　　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是乐观的，如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老龄产业、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社会投资、“一带一路”战略等，都将是未来中国可以挖掘的潜力。我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也挺乐观，中国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如出口虽然放缓了，但内需还在增长；“三公消费”减少了，但居民消费还在增长；经济增速下降了，但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失业，等等。

　　未来，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是如何以及能否把经济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这就需要经济主体有行动，来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行动体主要有几个：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这“四条腿”一直在走、一直有行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经济潜力转化为实际的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这四个主体似乎不太作为了。

　　所以，要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新常态，现在就要弄清楚，如何让这“四条腿”更有作为？对此，我有几方面的建议：继续推行简政放权，真正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下放到企业、社会；把改革“试错”与腐败区别开来，等等。要真正地把经济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不容易，但不是不能实现的，而是可以通过努力来解决的。所以，对中国经济形势，我不悲观。

　　 “两个百年”

　　 全面小康不难，更关注现代化

　　记者：对于中国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您怎么看？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您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总体来说不难。这里面的难点主要在于全面消除贫困，但中国已经基本有了明确的应对计划。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后者是我更关注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十几个经济体，其中主要有两类，石油能源国家和东亚经济体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也是东亚经济的一部分，如果按此规律来推算，也应该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再来看世界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原因是什么？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来看，结构都不平衡。同样，对中国来说，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结构性调整很重要。如果中国通过结构调整，使经济结构平衡了，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是有可能的。按照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看，中国一些沿海城市已经超过了这个标准。所以，关键是要有平衡的发展，要有结构调整的意识。

　　中国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这也将从深层的文化层面，支撑中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