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研究空气健康的人
13.02.2017 12:32
本文来源: 科学技术委员会
那位研究肺病的医生同学用手在身上比划范围，脖子以下，胃以上，“我就管这块，而且心脏还不管，只管肺”。
她问陈秉衡：“你们环境卫生管什么？”
陈秉衡那时用略带逞强的口吻引用了老师们在她们入门时讲的话——“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大气。”
“但我心里也知道，同学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我做的虚无缥缈，到底有没有价值？”81岁的陈秉衡回想当年，不觉发笑。
如今她不再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她是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是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指导值制订的唯一中国人。她默默无闻参与大半辈子的空气污染健康效应事业，现已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评估项目研究结果（2013年）显示，在全球范围，PM2.5在所有健康危险因素中排名第8，在我国，PM2.5排名第4。研究还指出，如果不能采取措施有效控制大气污染，城市空气质量将持续恶化，到2050年大气污染（主要是大气颗粒物和地面臭氧）将成为全球环境导致死亡的原因之首。
有业内专家认为，国内对大气污染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但对于雾霾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则起步较晚。如今这个领域，正由冷门变热门。
提到这个趋势时，陈秉衡相当冷静。她对学生们说：“科学研究，最重要就是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去做。要认真、诚实。板凳坐得十年冷。”
看得懂，但怎么用
一群黑色的转基因老鼠，被送进透明的暴露仓时，纷纷用两只前爪捂住鼻子。这个仓内，可吸入颗粒物是外界空气中的10倍。
一段时间后，它们逐渐放下前爪、归于平静。在未来的一年半，它们将和其余3组“兄弟姐妹”被研究监测，以探索长期暴露于PM2.5是否会对糖尿病产生影响，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套被称为“SHAPS”的空气污染研究装置能直接将新鲜空气进行浓缩、让实验动物吸入，是目前研究空气毒理最先进装置。
而在PM2.5还未普及的年代，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老前辈洪传洁其实有过类似探索。“1972年左右，我们自己设计了大气中毒室放在教研室屋顶上，通过循环，让浓度稳定，模拟出高、中、低和对照组各种浓度，把动物放进去，让它自行吸入，做研究。”洪传洁说。
洪传洁正是陈秉衡的丈夫。
1950年，中国著名环境卫生学家和卫生工程学家杨铭鼎教授领衔建立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环境卫生学教研室。陈秉衡是他的第一位研究生。
杨教授当时希望能有交叉背景的教授们组建教研室，所以引入不少环境工程学背景的人。洪传洁是其中之一。
洪传洁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就读同济大学。“我们那时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环境卫生。华东人事局把我分配去。我说去做啥？他们说你去了就知道。当时我找到一本苏联的《环境卫生学》。我翻翻，工程不像工程，医学不像医学，这个东西，看是看得懂，但是怎么用？无从用起。”
“后来知道英美也有。他们更偏向研究环境因素对人健康有什么影响。研究怎么减少这些影响，来保护人们的健康。”
洪传洁确实发挥了一些工科人善于动手动脑的特点。他有不少发明，比如口罩。1956年10月24日的沪上媒体还有记载，“一种轻便舒服而且防尘效率高的特种工业口罩……试制成功。这种口罩与欧美进口货中最好的一种品质相同，售价却便宜得多。”
陈秉衡也花了一番时间去理解专业。
她1952年报考了北大医学院，被分至公共卫生系。“我不知道有公共卫生这回事。老师们怕我们不喜欢，介绍了很多概念。‘上医治未病，下医治已病’。实际具体怎么做大家也不知道，大家都觉得这就是党的号召。”
直到真正接触实际问题时，两人才感觉到自己的事业“对国家有用”。
洪传洁经历的“大事”包括上世纪70年代，环境卫生教研室受邀为宝钢建厂选址提供环保意见。“现在知道叫环评，从前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要拿出实际的数据做证据。”
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湖州要做模拟火箭发射场，需要研究助燃剂的废水、废气对周围人群是否有影响。陈秉衡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一系列研究。
“慢慢地，我们就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有用的。人嘛，总希望自己做的对国家、对老百姓有好处。”
无声的变化
多年来，关于空气污染的健康研究都很冷门，但对陈秉衡来说，“是开心的”，因为可以安安心心和课题组“做点实事”。
陈秉衡1981年从哈佛大学学习归来，发现研究空气中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很重要。而当时的上海，室内污染比室外污染更严重。
居民散烧煤在上海曾是个重要的污染源。“上海当时有101万户使用小煤炉。不少地方是七八户家共用厨房，一间厨房有七八个炉子，污染非常严重。”陈秉衡和她的课题组花了5年时间研究，得出烧煤球对人体健康危害是烧煤气的4.34倍。
“这一系列研究，为上海市取消居民散烧煤、实现煤气化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阚海东1992年考上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2000年成为陈秉衡的博士生。
那些年，国家对空气污染的认识也在起步。1982年我国正式出台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规定了总悬浮颗粒物（TSP）和飘尘在内的6种污染物的浓度限值。1996年国家修订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更名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了11种污染物的浓度限值（2000年取消氮氧化物指标，改为10种污染物）。
“我觉得中国对PM2.5的关注并不晚。”阚海东说。上世纪90年代上海是国内最早意识到PM2.5对人群健康有影响并进行研究的。当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宋伟民等人开展一系列探索性研究。结果显示，长期暴露在高浓度PM2.5中，会影响心血管、呼吸系统的正常工作，甚至可能具有生殖毒性和免疫毒性。这些与国外研究结果相似。
不过早期研究困难重重。比如数据不易获得。阚海东曾为拿到17个城市的污染监测数据和人群健康数据，一个个城市跑，找当地环保部门合作。
还比如受试者难寻。研究交通污染期间，宋伟民辗转找到120位不吸烟的交通警察当受试者。“交警们每天上班时一肩挂对讲机，另一边背着我们的采样仪。每周还需到教研室体检一次。”
研究过程中，还要根据国际学术规范开展数据审计。早期不少项目都是国际合作的，陈秉衡曾陪一位外方教授去审计数据。“教授随口说要看某年某月某日，就拿给他查，他核查后告诉我是准的，没有造假。他还审了我们某个区的死亡数据，也真实可靠。他们有很多方法规律去核查，所以我知道上海的大气监测数据是很准确的。”
阚海东说，回望几十年，可以看到一个领域中研究逐步深化的过程。首先是范围不断扩大。最早是研究上海，后来推进到全国，再后来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现在教研室正和英国一个大学合作研究全球空气污染与居民健康效应。
研究精度也在不断细化。以前的研究只能依赖监测站的数据，但现在可通过各类模型推算出每个地点具体浓度。
研究内容也是步步深入。早年是研究粗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接着对PM2.5做了不少探索性研究工作；如今，研究者们正在关注更小粒径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希望探索出颗粒物什么样的物理化学特征对居民影响最大。
由冷变热的转折
学者们都说，研究由冷门变热门的转折发生在2008年前后。那年考研的陈仁杰记得，他原本因被调剂入环境卫生而失意，可入学没多久，导师阚海东对他说了一句：“中国环境卫生研究的春天来了！”
陈秉衡亲身参与了这个转折。
1988年到1998年的十年，陈秉衡在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任高级业务官员，多次参与空气质量指导值的修订。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要修订发布新的空气质量准则，请各国专家参会讨论。陈秉衡赴会。
陈秉衡发现，2005年的全球升级版指南相比以往更为严格，并规定了PM2.5的指导值。“我当时就提出，能不能出一个阶段标准，让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到。我说，标准一下子定得太高，起不到激励作用。”
有专家反对：“我们的标准是有严格科学依据的，如果不能执行，你们国家自己松一些好了。”
“但现在这里都是专家，如果让各个国家自己定，没有那么多专家把关，就起不到指导值的意义。”陈秉衡据理力争，赢得了不少专家的支持。
争论异常激烈。陈秉衡前一天下午提出来，直到第二天上午专家们才达成一致。“结果比我预计好一点，他们为全球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了3个阶段的目标值，可以根据各国国情选择。”
回国后陈秉衡依然很紧张，她知道要达到第一阶段的标准也很难。她立刻找相关部门汇报，但应者甚少。“我就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讲，不管什么会议，只要看到通知，我就去。”
某次环境健康论坛，每位演讲者有30分钟，但因前面人没控制好时间，到陈秉衡只有15分钟。陈秉衡对组织者说：“15分钟也行，只要让我讲。”
“运气非常好。”陈秉衡说，当时台下正好坐着原国家环保总局科技标准司领导。“我一下来，他就递上名片，我请你到环保总局讲一次。我说，好啊！我不知道为这个准备多久了！”
2007年1月，陈秉衡在原环保总局的会上把国际最新标准向领导、国内专家以及行政人员做了介绍。
之后短短一年，陈秉衡感觉PM2.5、雾霾的概念席卷全国。
也是在那之后，经过各方努力，北京在奥运期间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那是北京申奥时的承诺。很快，在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基础上，中国也修订了符合国情的标准。
“今非昔比”
当刘聪去年以第一志愿直博进入阚海东的课题组时，“大师兄”陈仁杰甚感宽慰——“以前哪敢想本校的优秀学生会主动选择我们专业？”
而26岁的刘聪说：“我大概是没体会到冷门的感觉。”父母和他都觉得这项事业“很有前途”。寒假里高中同学聚会，他被频频询问：“你们的研究有哪些发现了？”
阚海东印象最深是2012年12月28日，国家的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正式运行。当时第一批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其它地级以上城市在内的74个城市、496个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监测点位全部联网，实时对外发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你就发现，突然有一天，研究空间一下子打开了。”阚海东讲起那天依然两眼放光。
他感触良多的还有外界的变化。
他写博士论文的阶段，业内了解PM2.5的人不多，而今去菜场买菜都能听见阿姨们聊当天的PM2.5浓度。
原本寻找受试者不容易，可最近一次研究要招募50户家庭，名额在微信公众号放出来，几个小时就“售罄”。
要求合作的部门和机构也越来越多。呼吸科、神经内科、生殖科……临床医生们也想弄清楚雾霾是否会影响自己专业疾病的发展。
陈仁杰发现，受试者参与研究的态度也在逐渐改变。起初，不少人嫌随身带的采样仪难看、“背出去很傻”，而现在都会坚持携带，并仔细记录日志。陈仁杰也会不时总结他们一天行踪，告诉他们去过的什么地方PM2.5高、什么地方低，提醒他们走在马路上要戴口罩，炒菜时注意通风，尽量不要爆炒。“他们对这些小建议非常感兴趣。”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腊月里，陈仁杰的老家四川达州依然有熏制腊肉的传统，一个月里污染对人体的影响不小。
但当陈仁杰想向老家人传播最新理念时，得到的回应往往是“环保是有钱人才管的”，或者，“小题大做，炒菜、烧烤能有多大危害？”
“你很难说服他改变习惯。这也是习俗。”陈仁杰很无奈。
“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最大的区别是，你只能通过研究推算100个人中大概有20人因吸烟早死，却不能说哪一个人是死在吸烟上。”阚海东说，“但我们依然需要努力去传达这些知识和观念。雾霾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发生，如何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教人们应对，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要做的是，提出优化污染控制的策略。
“至今我们仍缺乏危害特征的基础研究数据，对大气污染致健康危害机制的认识也十分有限，大气环境管理也缺乏基于本土的健康研究证据予以指导，这也严重制约了相关疾病的有效防治以及相关政策与标准的制订。”阚海东说。
“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陈秉衡说，“污染一般有两个阶段，一是燃煤型污染，比如供暖、工业生产等；二是机动车尾气型。从国外来讲，从燃煤型污染到机动车尾气型污染约有50年，所以两个污染的高峰不在一起。而在我们国家，这两个阶段在很短时间内叠加，燃煤型污染还没怎么解决，机动车尾气型污染已迅速攀升。”
“我们现在有个共识，机动车尾气的颗粒物危害大于煤炭燃烧的颗粒物，煤炭大于自然来源的颗粒物。对人体真正危害大的是烧出来的颗粒物。如果想要降低污染物的浓度，那肯定是降低机动车尾气的颗粒物比降低自然来源颗粒物对健康的收益更大。”
“套用一个时髦的词‘精准医学’，我们也希望为国家提供一套基于健康的精准雾霾防控指南。”阚海东说。(记者 王潇)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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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2017 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