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女性主义者，那些女教授们

　　在美国高校里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剖析自我，审视社会，以严谨的学术与男性精英学者分庭抗礼。她们年过半百，岁月的积淀给她们留下更深沉的美。她们就是美国大学里的那些女性主义教授。

　　一切得从简太太谈起，简太太本名简·盖恩斯，是美国赫赫有名的女性主义电影历史学家。和简太太的初次会面是在哥大电影研究硕士班的新生见面会上。她和班里的15位新同学一一握手认识。轮到我时，她用她仅有的中文对我说“你好”，然后兴奋地说，“我知道你来自中国，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是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彼时的我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我的华人身份有什么关系。我也并不理解简太太口中的“女性主义”所谓何意。它似乎除了联系着几个零散的符号:“波伏娃”、“巴特勒”、GRE词汇“Suffragist”(妇女参政扩大论者)；便指向一些并不怎么讨喜的形象:老姑娘、女同性恋……

　　是简太太让我改变了刻板印象。年近六旬的简太太留一头卷曲的褐色短发，发梢染成深棕，个性十足又不失学者严谨。她手上总是戴着四个宝石戒指，典雅的维多利亚风格。她酷爱佩斯利花纹的围巾和艳丽的指甲油；认真阅读时，会在高挺的鼻梁上架一副圆形黑框眼镜，像极了《哈利波特》里的麦格教授。

　　在美国高校里，像简太太一样“好打扮”的女教授不在少数。教授《酷儿理论》的人类学教授伊丽莎白留一头银白短发，偏爱各色衬衣，从浅牛仔蓝到艳桃红，四季如一脚蹬人字拖。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来哥大访学的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则喜着一袭黑衣，把头发拢到耳后，露出宽阔的额头和深沉的眼睛。另一位著名女性主义电影学家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琳达威廉姆斯则喜爱造型夸张的银质耳环。教授们并不必用朴素着装展现他们的清苦严谨。

　　“好打扮”的女教授对学术是严肃的。简太太每学期开两门研讨课，每周四下午从四点到六点半为答疑时间，七点开始与艺术史系系主任共同主持研讨会。此外，她还担负着长达十年的研究项目“女性电影先锋”，为默片时期女性电影从业者撰写历史；在电影学刊上发表文章，出版学术著作；飞往世界各地参加会议。然而，每月论文开题，她必定抽空与每位学生面谈，聆听我们的论文构想，帮助我们完善选题。每次论文发还，必定铺满她鲜红的批注和评语。当她和我讨论毕业论文时，她甚至清楚记得我第一学期的一篇习作，而我都已忘却了。

　　她在邮件的签名处号召大学摒弃为了寒暄的邮件，却无论多忙从没遗忘我们任何一次求助邮件。其他女教授们亦然如此。兼任人类学系主任的伊丽莎白教授同样细致地批改学生论文；威廉姆斯教授面对陌生的询问邮件，总是热情回复；甚至大名鼎鼎的巴特勒都会停下脚步，与我们亲切交谈。

　　简太太的严谨治学让我迅速适应美国的学术体系，但也让我一度误以为学术侵占了她的生活，使她至今未婚。事后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简太太是自信而充足的，她的未婚并不是牺牲了什么，只是太热爱学术。

　　人们习惯将学术研究视作“大龄剩女”的罪恶之源。旨在帮助大龄女学者的相亲节目，或修正对女博士偏见的报道无一不是煞费苦心地对学术研究进行平凡化塑性。这样的方式掩盖了治学最本质的精神，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包括对习以为常之世俗的沉思和冷静观察，对根深蒂固之僻陋的敏锐发现和抗争。那些女教授的状态不仅为女性学者树立了榜样，也带给女性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即使无法像她们一样洒脱而勇敢，也要像她们一样从心而动，自信而自在地选择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