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之遥》原型:惊动上海滩的“阎瑞生案”
《一步之遥》原型:惊动上海滩的“阎瑞生案” 上海图书馆独家披露相关文献史料
眼下,姜文导演的电影《一步之遥》正在各大影院热映。该片的故事原型来自1920年轰动上海滩的一起真实案件——“阎瑞生案”。洋行职员阎瑞生因欠赌债无力偿还,将“花国总理”王莲英约到郊外,杀人劫财。“阎瑞生案”一时轰动上海,大报小报端争相报道,民众街谈巷议。
近日,记者走进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查阅了当年报纸和书刊上有关该案件的记载,发现早在1921年,这起命案便被改编成电影《阎瑞生》上映。这部片长100分钟的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故事长片,成功开启了中国电影商业化进程。影片的主角由阎瑞生的同事出演,王莲英则由一名从良的妓女扮演。电影在《申报》刊登的广告中称:“两个角色,面貌都一模一样”。
如今,该片拷贝不复存在,连剧本、剧照、海报、说明书等文献也鲜有存世。记者就“阎瑞生案”专访了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张伟曾花了相当长时间研究电影《阎瑞生》以及电影故事原型,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新近他又在浩如烟海的馆藏文献中找到了一批《阎瑞生》的剧照,通过本报首次披露,弥足珍贵。
旧上海规模最大“花国大选”
还得从“花国大选”说起。所谓“花国大选”,其实是旧时青楼女子的选美大赛。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戏场举行了旧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花国大选,优胜者按票选数决出“花国大总统”一名、“花国副总统”两名、“花国总理”一名。据当年12月12日《新世界》报的报道:当时王莲英一身男装,浅灰袍裤金马甲,款款登上共和厅正中的歌台,放声唱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逍遥津》。最终,王莲英获得1.8万票,当选为“花国总理”,名列第四。
一经“花榜”题名,王莲英自然身价倍增、声名远扬。根据《上海鳞爪》一书的记载,当选“花国总理”后,王莲英以当红明星的标准包装自己,她“对于衣服饰物唯奢是求,手指上常御大钻戒,光耀炫目”。“花国总理”的光环让王莲英迷恋时尚、追逐奢靡,“先向小花园一弄看定新式房屋两幢,择日迁居”。搬家后的王莲英又将普普通通的金银首饰全都看做破烂一般,凡是国产的绫罗绸缎就更不往眼里去。她要穿就穿进口的哔叽料子,要戴就戴如假包换的南非钻石。不料,这番招摇却招来了阎瑞生的关注。
阎瑞生是毕业于震旦大学的洋行买办,精通法、英两门外文,按现在的说法,可称作外企精英,算得上是标准的高级白领了。在那时的上海,他应属于衣食无忧的一类人,但他喜欢出入声色场所,与当时一名叫题红馆的妓女相好,还嗜好赌博,且输多赢少,这让他时常手头拮据。
1920年初,阎瑞生丢了差事,一直未找到新职,其间经济上颇为窘迫。到了6月初,端午节在即,阎瑞生盘算节日的用度,连同尚未付清的各类欠款,大概需要600块大洋。如何筹措这笔款项,让他发了愁。他寻了个说辞,向相好题红馆借得了一枚大钻戒,旋即到典当行押了600大洋,然后到赛马会全数买了马票,期望能赢上一把,没想到血本无归,还添上了新债,一个偶然的机会,阎瑞生在友人朱老五(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的儿子)处遇到王莲英,见她身上佩戴不少贵重饰物,顿起歹念。
据记载,阎瑞生做了精心策划,案发前一日(6月8日),他白天先约了一班人在王莲英处打麻将,并约定次日到另一处打扑克。而当晚,阎瑞生便到同学朱老五处,向他借彼时上海滩尚不多见的一部私家轿车。到了6月9日,阎瑞生先到药房买了一瓶麻醉药水,随后到闸北的一家茶叶店接上吴春芳、方日珊两位同伙。等下午王莲英到场,阎瑞生以其他客人尚未到为由,提议先坐汽车外出兜风。张伟透露,那时候,在上海滩的马路上乘坐小汽车兜风,是件极为时髦的事情,特别是豪华型的进口轿车,仿佛晚清小说里诸多“海上花”爱坐洋式马车上街,王莲英自然是满心欢喜地去了。
然而,坐上轿车的王莲英就此走上了不归路。汽车开出四马路,经极司菲尔路、北新泾至虹桥的一片麦田,阎、吴、方三人把王莲英勒死,将其财物洗劫一空。尸体则被抛至麦田深处,数天后才被附近居民发现。
案犯潜逃外地后被抓捕
发现女尸的居民赶忙报告地保。地方检察厅闻警出动,派员赶赴现场勘察,验明死者年约20余岁,一身条子纺绸衫裤,鞋已脱落,一双虽窄却从未裹过的天然足上套着薄薄的丝袜。
当天晚些时候的验尸结果进而证实,死者上下内外均无伤残,唯独脖颈深深留有麻绳既缠又勒的印痕。几乎同时,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上的老闸捕房也接到报案,说“曾当选为‘花国总理’的高级妓女王莲英,与嫖客朱某,同乘1240号汽车,随身插戴价值几千余元的金银首饰、珠宝钻石,外出游玩,再没回来。”
根据1240号车牌,巡捕房的侦探很快找到了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第五个儿子朱老五。朱老五是朱亿昌的五叔。2006年,朱亿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别的证据没有,就是一部汽车,就是那一部汽车的牌照。当年上海,汽车不像现在这么多,那时候汽车不多,中国人有私家车的更少。一查汽车牌照,对了一下号码,发现是我们家的,是朱家的,包打听就到我们家里来了。”朱老五承认1240号牌照的汽车是他家的,但是他又说,王莲英失踪当晚,这车被人借去用了。借他车子的人是阎瑞生。
目标这就锁定了阎瑞生,锁定了这个6天之前真正用汽车将王莲英从家里接出去兜风的男人身上。彼时,警方追查极严,阎瑞生惶惶不安,东躲西藏,先后遁迹江苏松江、海州和山东青岛等地,最后难逃法网,在徐州火车站被抓捕。他的两名帮凶,吴春芳被捉拿,方日珊则逃窜后再无下文。阎瑞生谋杀王莲英案经会审公廨、淞沪护军使署两次审理,阎、吴二犯最后被判死刑。枪决地点在龙华的西炮台大操场,当时围观者甚众。
“阎瑞生案”轰动一时
此案由报纸披露之后,轰动一时。上海新舞台的夏月珊、夏月润兄弟迅速将此命案改编成文明戏《阎瑞生》上演,卖座空前,竟历时半年而不衰。这一事件同样也引起了一群年轻人的兴趣,和夏氏兄弟不同的是,他们借此施展身手的天地不是舞台,而是银幕。这几个年轻人分别是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顾肯夫、陆洁等。他们认为,既然大家对阎瑞生案件这么有兴趣,把它拍成时髦的电影就一定更会引起轰动。年轻人敢想敢干,雷厉风行,很快就在上海的南京路西藏路口的一条弄堂里,打出了“中国影戏研究社”的招牌。
在张伟看来,这些年轻人决意拍摄《阎瑞生》影片,绝非一时鲁莽蛮干。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四人都在洋行供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筹资拍片对他们来说并非太大的难事。而且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平时也都嗜好外国影片,做一件自己喜欢而且又承担得起的事情,对年轻人来说既惬意又刺激。顾肯夫、陆洁两人更是超级影迷,他们一个从事律师工作,一个任职于青年会,其电影知识在当时的中国绝对属于“专业”级水平。他们起意拍片,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21年他们联手创办的《影戏杂志》,被电影史界誉为“中国第一本电影专业刊物”,影响了很多人。以后他俩更双双“下海”,从事电影专业工作,在电影编导、电影行政管理等方面作出了不俗的成绩。
有了想法便立马执行,他们请来商务印书馆的杨小仲当编剧,任彭年当导演,廖恩寿担任摄影,就这样,电影开拍了。这部名为《阎瑞生》的我国第一部长故事片,全剧没有专业演员。男主角阎瑞生由陈寿芝亲自扮演。因为陈阎两人曾是同事,容貌很相像,而且,陈寿芝也很能模仿阎瑞生的神态;女主角王莲英则由一名已经从良的妓女饰演。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正面走上银幕,此前女性出镜都是背影和侧面;剧中阎瑞生的两名帮凶,由从良妓女的丈夫和另一名投资人邵鹏担当。影片采用纪实样式,拍摄的全是实景,即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生就在什么地方拍摄。
电影很快完成,于1921年7月1日在西班牙商人所开的夏令配克影戏园(今南京西路凤阳路口)首映。公映前一天,中国影戏研究社便在《申报》刊登了广告。记者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看到了当时的报纸,这则广告的用词很是犀利,开头便称:《阎瑞生》这出戏,谁不爱看?影戏这个玩意,谁不欢迎?接下来便是细数影片的各种好处:“各舞台上所演《阎瑞生》这本戏,都是敷延时刻,要连看二三夜功夫,才能看完,看客坐得腰酸腿麻,看了还不到一半,我们用最经济的‘法子’来做这出戏,只费一次功夫,可以看完;而且座位舒服,定能使看客绝口称好。
这出戏共分10大本,是我们费了6个月的经营,几万元的资本,合了一百余人心血的结晶,扮演的明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而且阎瑞生莲英两个角色,(演员与原型)面貌都是一模一样,尤其难得。各种背景都是实地真景,和画出来的假背景不同。”该广告同时注明:影片7月1日起每晚开演两次,第一次晚上7:00起,第二次晚上9:30起,7月2日(星期六)加演日戏一场,下午3:15起演。
由于影片的时效性和真实性特强,大获成功。据《中国影戏大观》记载,该片当时票价高达每张1元、1.5元,但“是时未至开映时间,包厢已预订一空,池座亦满。”连映两周,票房收入扣除成本,赢利达4000余元。记者获悉,上海公共租界警方档案里有影戏研究会成员施彬元向捕房提供的材料,他称该片还曾运至北京、天津、汉口、苏州、广东和香港上映,可谓盛况空前。
史海钩沉 拍摄者为何成了“洋场恶少”?
“阎瑞生案”之后,上海文坛一片“阎热”,仅书籍就有《阎瑞生谋害莲英》、《枪毙阎瑞生》、《阎瑞生在监牢叹十声》、《阎瑞生代惊梦》等十几种;戏曲舞台更是热闹,除了夏氏兄弟,很多戏班子都演过“阎”戏,就在影片《阎瑞生》放映那几天,大舞台、新舞台、笑舞台还都在演出各自的《阎瑞生》,而且不是头本、二本,就是前本、后本的大部戏。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认为,在那样的环境下,中国影戏研究社诸人选择《阎瑞生》拍摄影片自然无可厚非,况且他们的艺术态度远要比那些舞台戏严肃得多。从另一方面说,捕捉社会热点,贴近社会生活,似乎也不能把它纯粹说成是一种短浅的商人眼光。
有三四年时间,电影《阎瑞生》都是北洋时期上海的焦点。然而,这部具有实验意义的影片也遭到一些舆论的批评,理由是:影片选择杀人命案作为题材,迎合了观众的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中国影戏研究社的成员是“洋场恶少”,他们投资拍片就是为了追求盈利,大捞一把后就洗手不干了。张伟认为,这些论点在今天看来是漠视时代背景,对前人过于苛求。中国影戏研究社的一帮年轻人拍摄《阎瑞生》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的影坛尚是一片荒芜,他们不可能超越时代,在那样的条件下拍出一部思想进步,艺术成熟的影片。只要他们在艺术上能超出前人,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哪怕是微小的进步,就值得肯定。
至于“洋场恶少”之论更有失公允,至少顾肯夫、陆洁、徐欣夫等人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影坛,且都作出了一定贡献,值得后人缅怀。“追求盈利”之论就更不值一说了,投资拍电影,牟利应该是再正常不过了。
事实上,《阎瑞生》影片也确实有其独特之处。《阎瑞生》片长10本,放映时间100分钟左右,是中国影坛第一部长故事片。虽然,它在艺术和技术上还很幼稚,但是它的试制完成,填补了中国没有故事长片的空白。影片在拍摄上尽可能使用真景实物,很多场景,如大世界、赛马场、检察厅、佘山、北新泾、徐州车站、龙华护军使署等均是实景拍摄。字幕说明也为通行的白话文;演员更是选用了非职业性演员扮演片中角色。这在当时都堪称创举,既具卖点,也大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性和可看性。
而在今天的电影界看来,该片最大的意义,除了是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之外,还开启了中国电影商业化进程,令早期的中国影坛为之一振,许多人受到鼓舞,纷纷涌入这个新行当,一大批电影公司相继成立,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们在上海开始了从短片转入长片的试制。徐耻痕在《中国影戏大观》中写道,“自此厥后,中国影戏足以获利之影像,始深入华人之脑”。
张伟透露,电影《阎瑞生》诞生不久,新成立的上海影戏公司于1921年拍摄了片长6本的《海誓》,导演但杜宇的唯美风格,影片内容的欧化新式,以及出演女主角殷明珠的时髦和美貌,令观众趋之若鹜,并引发爱情片拍摄热潮。随后,新亚影片公司与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合作,拍摄了故事长片《红粉骷髅》。导演管海峰将美国侦探片与中国武侠小说中热闹花哨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刺激和吸引观众好奇心,为后来的悬疑类型电影开了风气之先。片长10本的《红粉骷髅》于1922年5月10日在夏令配克影戏院上映,虽票价不菲,仍观者如潮,连上海的外国人也前往观看,盛况空前。此后,影片运往天津、北京放映,又发行到日本、越南等国,皆受追捧。
《阎瑞生》、《海誓》、《红粉骷髅》这三部长片的摄制奠定了后来中国电影创作的三种主要方式,以其商业上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无声电影萌芽期的顺利结束,开始进入新的探索阶段。中国电影由此进入第一个高峰期。据统计,1925年左右,全国共有电影公司200余家,其中70%在上海。
(兰台客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