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地图，道出清朝版图那些事儿 我校清朝地理信息系统公开上线 获美国唐仲英基金会500万元捐赠

“一张地图，道出清朝版图万千事”，这是对我校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集项目的写照。

我校“清朝地理信息系统”（网站）于近期公开上线，收录了数字化的清朝末年（1911年）县级边界政区地图。这幅数字地图不仅精准地确定了清末中国的国界线，还绘出了全国2000多个县级行政区的边界线。

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集项目由我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侯杨方教授主持，计划利用原始档案、大比例尺实测地图复原清朝近300年的疆域和政区变化，并叠加自然、人口、经济、文化、灾害等要素信息，将复杂的清朝历史浓缩在清朝地理信息系统的数字地图上。项目还将印制一套《清朝地图集》，首次绘出清朝县级的行政区划边界以及相应的专题图。《清朝地图集》第一册主要涵盖清末同治、光绪和宣统年间的行政区划图，以及当时人口、经济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其出版已被排上日程。

4月13日，该项目获得了美国唐仲英基金会5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支持。

点击鼠标，穿越百年，一点一线见证版图变迁

“当今中国的版图形成于清朝，但国界和版图都不太一样。你看，当时外蒙古叫乌里雅苏台，还在中国境内。”侯杨方向记者详细展示了他的清朝地理信息系统。
眼前的这幅数字地图，粗看只有国界和省界，不断放大后，清朝时期的府界、县界陆续“冒”出来了。这幅数字地图被叠加在现代地图之上，行政区划的古今对比一目了然，比较明显的河道变化也可以反映出来。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做县级边界政区地图时，侯杨方解释说，“中国历史上，县一级政区要负责当地百姓的赋税、徭役和户籍管理，一旦变化将增加很多行政成本，所以县级边界相对稳定，数量没有太多变化，只是有时会有细微的调整。一直以来，县都是国家行政最重要的基石。如果复原了清末县一级的政区边界，再找到县与县之间边界的变动资料，就可以复原整个清朝近三百年的县级、府级以及省级政区。”

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每一道政区边界，都是由精确的经纬度坐标一个点、一个点连接起来的，并与地形相匹配，精度非常高，而且可以叠加人口、经济等专题数据，不断修改、细化；后续修改便利度很高，只要在数据库中改动，地图上的修改就能轻易完成。

“地理信息系统最强大的功能就在于可以叠加多层数据。比如，清朝时浙江的土地分为田、地、山、荡四种类型，税收标准都不一样，把浙江的人口、地形、田赋、土地数据这一整套系统演示出来，就能发现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有些县税收很少，就是因为人口、经济都受到地形坡度、崎岖度影响。清朝地理系统把历史事件的时空维度都串起来了。”

前人巨著基础上的一小步，国家领土认定中的一大步

1982年起，“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我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谭其骧院士倾注30年心血主编的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简称：谭图）陆续出版，被誉为“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两项社科成果之一”。这套地图集的第八册为清时期图组，绘出了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疆域政区，成为后学者了解清朝版图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几乎也是唯一的地图材料。此后的30多年，此地图集再没有进行过补充、更新。

受时代所限，谭图所依据的基本资料是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大清一统志》，而非完整的清朝政府档案，因而未能反映清朝历年间的行政区划变化，只有1820年、1908年两个年份的地图，包含的信息量也很有限，除地名外几乎无法反映自然环境、经济、人口、文化等各种要素。他所采用的传统纸质绘图法，不仅难以更新，更无法提供检索、定制等功能。

侯杨方主持的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集项目，继承了我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行政区划研究和绘制历史地图方面的传统优势，借助海峡两岸新近披露的清朝宫中、内阁档案以及边界条约地图、民国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等资料，以及最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实现了对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超越，同时纠正了地图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现在新疆的北疆和东疆地区，也就是吐鲁番、乌鲁木齐、哈密等地，在清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是属于甘肃的，但谭图将它们归入了一个完整的‘新疆’，而这个省区在清朝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历史事实对于了解西北版图的历史、维护国家对新疆的主权很重要，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内地省区的一部分”，侯杨方举例说。

两年六上帕米尔高原，探寻中国西北“消失的边界”

早在2005年，侯杨方就萌发了研究清朝版图的念头。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人口方面的原始档案时发现很多上面写着“安庆省”、“苏州省”、“西安省”等从未听说过的省份。这让他意识到，如今大家熟知的省份观念很可能是后人建构的，近300年中清朝的行政空间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不能用观念去倒推历史，只能从历史本身来破解观念。”

在那之后，原本专注于清朝人口史、经济史的侯杨方开始了清朝行政区划研究，起初只是写文章考证清朝的“安庆省”、“西安省”以及整个“十八省”。近年来，台湾公布了一大批民国年间的全国大比例尺军事地图以及1840年后所签订条约的原本和条约划界地图，由此侯杨方开始酝酿将整个清朝的版图、政区变化以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集的方式呈现出来。

为此，侯杨方又有意识地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2011年，他在台湾发现了宣统年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档案，“我想着当时这批资料从北平运到南京，后来就失踪了。大陆没有，那八成就在台湾。我就有意识地去找，果真在台湾找到了，他们把档案的目录标题填错了，所以台湾收藏单位都不知道这批档案的存在。”作为这批资料的发现者，侯杨方被破例允许将资料全数复制带回，使整个项目的开展有了很好的开端和基础。

侯杨方说，建设清朝地理信息系统所需的资料已经基本搜集完成，近300年间政区变化的文字和地图资料也已经整理好并做成数据库，接下去的主要任务是在系统中呈现这些数据，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版图形成有着重要标志性作用的地标，都需要进行实地测量。

此前，侯杨方在制作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时，就曾沿着丝绸之路做了很多实测工作。从2013年4月到2015年4月，侯杨方带着团队六次去往帕米尔高原进行实地考察，前后共在高原上停留了130多天，行程有数千公里。2013年，凭着史料提供的模糊线索和当地人的指引，侯杨方找到了位于塔吉克斯坦帕米尔高原的“乾隆记功碑”的具体位置，确定了清朝版图的最西处，测定了该处的GPS数据，并在地图上还原了它的精准位置。在那之前，《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画出了这块碑的位置，但也“只是点出了大致的位置，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没有国人到过这个碑址。”

通过丝绸之路复原项目完成了西北地区的边界考察以后，侯杨方将把精力投入其他地区的实测工作。事实上，无论最初的人口史、经济史研究，还是后来的丝绸之路研究，侯杨方以往的研究成果，都已成为清朝地理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最终都将被体现在清朝地图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