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外逃经济犯生活：穷得连一张船票都买不起
涉嫌经济犯罪逃往境外的人员，总给人一种感觉：他们逍遥法外，在境外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
但事实上，他们实际生活究竟如何呢？
记者走访了多名近年被上海警方追逃回到上海伏法的犯罪嫌疑人，从这个特殊群体的真实经历与心路历程，也许正好印证了警匪片里那句经典台词——
出逃：
表面是劳模，其实是蛀虫
当问起李玲犯罪出逃的经过时，她却坚持从与丈夫的相识相恋说起。
李玲出生在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当她坚持与“劈腿”的“高干子弟”男友分手时，母亲有过反对。后来跟家境贫寒的丈夫管忠结婚，李玲始终觉得，“母亲一直有些看不起他。”
上世纪90年代末，在纺织厂工作的管忠和李玲双双下岗。不久后，李玲在新成立的上海某航天公司金桥分公司找到了新工作——财务科出纳。
“我学历最低，半路‘出家’，半年不到，上岗证考了出来，中专也考了出来。当时我们整个财务科10个人，待岗后我是第一个有工作的。当时的总经理来挑人，第一个点名要我。那家公司从第一块砖奠基开始我就在那里了。”
然而与李玲的顺风顺水相比，丈夫的事业发展就没这么幸运了。
李玲的新工作，直接接触的资金以千万计，这些钱几乎只在月底动一次。为了让丈夫“干出一番事业”，让别人“看得起”，李玲想到了公司的“闲置资金”：“那时股票蛮好，如果拿这笔闲钱做本金给丈夫炒股，赚了再补回来不就行了。”
一开始，李玲每次5万元、10万元的挪用，一到月底又转回公司账户。后来她发现公司并未察觉，“借”的金额就越来越大：20万、30万乃至上百万。
1998年到2005年间，李玲先后挪用资金累计近800万元。但就算是牛市，像李玲和管忠这样每到月底必须变现的方式，也难以盈利。
“5元买进，结果跌到3元，后来涨到4元，就要翻红了，可到月底了就必须割肉，把钱转回公司账上。”原本想赚钱，没想到反而赔钱，而且窟窿越来越大：1998年到2000年间，两人炒股亏了2万多元，这相当于李玲当时10个月的薪水。
2003年到2005年间，李玲天天“打着算盘过日子”。她曾想过收手，但觉得无力回天。
为此，她生病不敢请假，从未用过年休假，如此“卖力”工作居然为她换来了“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队员”等一大堆荣誉称号。
2005年7月，李玲的岗位被调动。一旦换人接手，挪用资金的漏洞很快就会被发现。
李玲想过死。她跟老公说准备去普陀山：“其实心里有了最坏打算，准备一了百了。”但丈夫一眼就看出她的心事，坚决跟随，未能如愿。
后来在小区跟邻居聊天，她听说有人“犯事”跑去国外就没事了。2005年7月，公司放假，她办妥了去马来西亚的商务签证。
7月27日，李玲和丈夫登上飞往马来西亚的航班。临走前，她用最后一次机会卷走了公司79万元工资款。
约有800万元资金疑似被挪用，出纳失踪，公司发现后马上向浦东警方报警。
2006年6月6日，国际刑警组织对李玲发布了红色通报。
逃亡：
2005年上海的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18645元。李玲夫妇携带的79万元，似乎可以让他们在海外逍遥一阵，再另起炉灶。但事实情况远非如此。
逃到马来西亚后，为躲避警方追查，李玲夫妇随即逃往泰国。40多岁的夫妻二人，一句外语都听不懂。
住了一阵宾馆，李玲为节约开销就从当地华文报纸上翻查房产租赁信息。为节约水电费，即使最为潮热的季节，他们也不开空调。
随着签证到期，两人随后成了“黑户”，连门也不敢出，晚上一听到警车声就紧张。
钱只出不进，二人再次搬到一间40平方米的小屋，蜗居4年，活动范围只在社区，唯一的消遣就是一台小电视：“只能看东方卫视。”
对于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思念亲人才是最大的折磨。
他们辗转得知，落单的儿子全靠邻居一家照顾和小叔子偶尔探望。这让李玲难以自持：“儿子生下来就有先天性视力缺陷，好多医生都不肯治，最后经过好几次大手术，一只眼睛才勉强恢复一点视力。”
一直谨小慎微的李玲，决定冒一次险：把儿子接到泰国读大学。
那时，从国内带来的79万元也差不多用尽。李玲托邻居和小叔子帮忙将上海的老房子卖掉，房款让儿子存入银行卡内带到泰国。
明知接儿子到泰国会暴露自己的行踪，这时的李玲，已经让艰难的生活磨平了当初的谨慎：“如果警察找来，那就是我的命。”
2012年，李玲父亲过世。
“当时就想无论如何，也要回家送父亲最后一程。”她不怕被抓，但儿子的新生活刚刚稳定：“我们被抓了，儿子在泰国一个人怎么办？”
两难的亲情羁绊，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心里。
1997年在溧阳路一家银行假扮“银行经理”骗取一家事业单位1000万元现金本票的张宏，在警方追查之时，便带着60万现金跑到印尼首都雅加达。
自认为熟稔社会规则的张宏，一到雅加达就迫不及待想要获得新身份，没想到接连被骗，钱财损失大半，第二年遇上印尼排华事件，剩余的钱款几乎全部凑给了保护他们的当地人。
等到事件平息他想找份工作时，60万元早已散尽，穷得连一张去爪哇岛的船票都买不起。“问‘鬼’拿的钱，也会被‘鬼’再要去。”张宏用当地学到的谚语回忆自己的逃亡生活：不义之财终究不可能为自己带来稳定生活。
生存能力强悍的张宏从海边养虾人到巴厘岛导游，更换了很多工作，甚至学会了极拗口的爪哇语，但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家人：“后来在当地有了朋友，看到他们都能为家人尽责，我心里特别难受。”
他曾在电话里劝过上海的妻子改嫁，也为女儿考上大学而兴奋：“作为父亲，我不能指导她什么，我自己都是这个样子。”
游荡：“漂得白”身份，洗不掉罪恶
就算那些看似风光能干的嫌疑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海外潜逃生活，也难以适应。
出生于1970年的金云，出逃前的人生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初中就读大同中学，高中考进四大名校之一的复旦附中，大学进入上海交大。
毕业之后，他顺利进入跨国企业奥的斯电梯公司工作。1996年，刚刚26岁的金云已经是公司销售主管。
也就在这时，他选择了另一条命运的岔路。
当时一家商城需要订购电梯，但按照规定，进口电梯需要通过进出口公司签订协议。于是商城委托一家进出口公司操作，但这家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觉得做代理拿佣金赚得太少，便上门拜托金云，制作了一套阴阳合同：除了交易金额，其余全部相同。
交付商城的合同中，标明购置电梯款150多万美元，而给奥的斯公司的合同上，则是140多万美元，16万美元差价进了代理公司负责人的私人腰包。这位负责人给了金云2万美元以示感谢，在当时折合人民币近20万元。
也是在那一年，业绩出色的金云被选派去马尼拉攻读MBA，公司承担学费和部分生活费用。
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金云收下了这2万美元，并带去了马尼拉。但实际上他一直没有用这笔钱，学成以后他返回公司成为高管，又把钱带了回来。
2000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公安分局接到线索，对这起交易中的犯罪行为立案调查。金云向警方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并退还了2万美元，获得取保候审。11月30日，静安区检察院决定对金云实施逮捕。
就在这时，金云去了美国。警方随即向公司通报案情，公司在美国约谈金云，他马上辞职。
就这样，原本一路坦途的金云，在人生的岔道上越走越远。
失去了工作签证的金云，在美国申请攻读了一个硕士学位。2004年，受加拿大朋友的邀请，他带着妻子前往加拿大工作，并于2007年获得了加拿大绿卡。
生活道路好像又出现了转机。
然而金云在加拿大生活得并不顺利。从为他人打工到自己做点进出口的生意，金云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楚。
金云有了三个孩子，大的10岁，最小的4岁。7岁的老二身体很差，一直需要有人照顾，家中老人无法帮忙，他和太太只得轮班，根本无法找到正常工作。
获得新身份后，远离父母的金云开始试着利用暑期带着孩子回来看父母，享受这天伦之乐。一来二往，他认为自己已经安全。但他没有想到，14年后，警方依然坚持破案，并在今年年初掌握了他“漂白”后的身份。
8月17日，金云在加拿大温哥华登机，静安警方在第一时间掌握了消息。8月18日下午4时35分，东航MU582缓缓地降落在浦东机场，上海警方已经准备就绪。飞机降落后，边检人员上机确认了他的身份，将他带下了飞机。
这一天，正好是他的44岁生日。
归来：
被抓一刻，却感“解脱”
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李玲是被经侦总队的女民警背下飞机的。
今年不过52岁的她，躺在浦东新区看守所医院里，四肢浮肿，手背上密布挂点滴的针孔。
海外逃亡9年，李玲高度紧张，生病也不敢就医，入院时高血压210，血糖值18。
“医生说如果再不回来，就一辈子瘫痪了，可能再也没机会回来了。”回忆起整个逃亡历程，她显得异常平静。她甚至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被捕的感受，那应该是“解脱”。
今年5月31日，李玲在家门口听到有人叫她名字，当事人自称是泰国移民官。
“当时就知道，时间到了。”自从变成“黑户”，李玲就为自己虚构了一个在泰国养老的“陈大姐”身份，只有上海警方才可能知道“李玲”。
环顾自己在泰国一手打造起来的新家，李玲还是有些不舍。可听到民警用上海话喊她名字时，“连呼吸都跟着放松了。”
采访结束，李玲做了一个泰式的再见礼，神色平静。
回到上海的张宏，19年未敢在外说起的上海话里，已然有了港台腔的味道。他说，自己不会请律师，也不会上诉。任何处罚，他都愿接受。
早在五六年前，他就想过自己被抓的场景，也想过干脆就在海外流亡一辈子。他给自己设置了一条“红线”：到60岁人生没什么欲求，肯定是要回来的。
他甚至将此次被捕看作一次机会：“这些年我没有自首的勇气，但有伏法的准备。等服刑完毕，就是我对家庭尽责的开始。”
而另一起案件的涉案人施燕，从南非回到上海的看守所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正是刚满18岁不久的儿子。儿子为她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母子二人赶赴陕西宝鸡，配合警方工作，补办新的身份证件，寻找新的证据和线索。
即使那些逃往海外依然“吃得开”的人，也把被捕看作“解决问题”的机会。
“你们要干什么？我不可能配合的，我有那么多客户，今后我的公司还要上市，这样会有影响的！”在看守所里，吴兴态度强硬地拒绝接受采访。
作为极少数外逃后依然过得“潇洒”的特例，吴兴在境外证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已基本在加拿大立足。但他依然不喜欢那里，只得频繁往来港澳之间：“英语不好，不习惯。”
过去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对他的未来生活产生影响。因为涉嫌违法犯罪，他的移民之路可能就此停滞。
就连他也坦诚：这事迟早是个隐患，永远两难。
“反正已经到这个地步，就面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