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追寻父亲的旅程 修补人生的寻根

　　一个人，如果长期对一件事刻意回避，那么无论他有多机灵，那件事真的就会是他的盲区。

　　张晓卫就是这样。她的父亲——张元寿烈士，1947年就牺牲了，当时她还不满1周岁。

　　7年前，她从美国归来，孤身一人，辗转多地，踏上追寻父亲的旅程。

　　这是一个寻根的故事，也是一个修补人生的故事。

　　今年春节，记者在位于浦东三林的上海新四军纪念展馆内，见到了馆长张晓卫。69岁的她，干练、爽朗，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很少有人相信，在7年前，她对父亲和新四军历史，不甚了了。

　　 去似朝云无觅处

　　2008年，张晓卫从美国回到上海，面对因脑梗而卧床不起的母亲，她忽然意识到，和父亲有关的一切，都在飞速地离她而去。

　　母亲已不能言语，父亲的战友一一谢世，而父亲，仍是远方的一颗星，若隐若现。

　　“我有清晰的记忆，是从1949年的上海开始的。”那年，张晓卫3岁。

　　大人都很忙，她和哥哥被送到华东保育院，每两周回家一次。“我稍稍懂事后，从别人那里听说，我和哥哥的亲生父亲也在战争中牺牲了，据说他牺牲时我还不到1岁。”后来，母亲胡志年再婚，张晓卫和哥哥保留了父亲的姓氏。“我很小，不敢问妈妈关于生父的事，妈妈也从未与我谈起往事。”

　　1958年，张晓卫12岁。一天，家里来了南京军区的几位解放军，说是北京要筹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来征集张元寿同志的遗物。母亲听后，进屋整理，很快找出了一些物品。“她对我说:你先看看吧，这是你生父留下的。说完，她就默默地走开了。我看着这些遗物，一下子震惊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父亲的东西，知道了我的生父是谁。”

　　在这批遗物中，有一封信，是1946年初张元寿写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是管物资的，部队物资紧张，多生一个孩子给部队增加许多负担，我们不要生这个孩子了。“我看了信，云里雾里，不知这说的是谁。哥哥看后对我说:当然就是你啦！”

　　后来，听母亲的战友说，母亲收信后，立即使用了各种方法，吃治疗疟疾的奎宁，抱着石头从高处跳下，随性地骑马，可是，1946年夏天，张晓卫还是安然无恙地在战火中出生了，因为在自卫战期间出生，于是取名“晓卫”。

　　也不是没有“见”过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张晓卫跟随母亲，去山东临沂的革命烈士陵园为父亲扫墓。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照片和他的塑像，还有他那设计独特的墓地。“可是，也许是年纪小，也许是旅途劳顿，印象十分模糊。”

　　岁月流逝，张晓卫融入了人生的大潮中。中学、大学，长期住校、外地读书，工作、结婚、生子、出国……成年后的她很少有机会在母亲身边，而关于“父亲”，更因为母亲的长期沉默而成为谈话的禁区。

　　 从回乡寻亲开始

　　“几十年来，我忙忙碌碌于自己的生活，心头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结，从不为外人道，就是我的亲生父亲。”张晓卫说。

　　是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烈士，他是老红军，他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新四军，最后他牺牲了。这都是纪念碑上、书上写的。“可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时代都曾发生了什么事？他短暂的一生究竟做了什么？他是如何与母亲相识的？他除了给我生命，还给了我什么？我一无所知，因为他在我的脑海里是那么陌生、模糊和遥远……”

　　她想，了解父亲，或许可以从他的故乡开始吧。

　　在此之前，她只知道，父亲的故乡在福建省永定县，这个地方她从未去过。父亲的家在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

　　身为计算机专家的张晓卫，在互联网上搜索发现，有位名叫“张榕忠”的青年开了个博客，称自己是张元寿的孙辈。她好奇，便试探着给那人留了言。不久，得到回音，张榕忠的祖父竟是张元寿的亲弟弟，现在仍居于老家。本以为要靠民政公安帮忙才能找到的人，竟一下子就找到了。

　　2009年，她坐火车到福建，在火车站见到了前来迎接的堂弟张华平和堂侄张榕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在老家的亲人，那种激动，难以形容。”

　　在永定县培丰镇田地村，张晓卫见到了父亲的弟弟张元辉。“叔叔比父亲小十几岁，但此时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如果父亲活着，有90多岁了。”

　　张元辉一家，至今仍住在张元寿离家时的老宅。张晓卫在亲戚们的引领下，看到了“父亲小时候做豆腐用的木风箱；父亲住过的土坯房，现在改成了厕所，父亲用过的板凳，现在被叔叔垫在露台下……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无比亲切，又无比心酸”。

　　在那里，叔叔找出一张完好的《烈士证》，郑重交到她手中。原来，解放后，父亲的革命领路人邓子恢和张鼎丞回到福建，找到了张家，得知老人们都已经去世，便将《烈士证》交给了张元辉。他们反复询问他家中有什么困难，而张元辉是位老实的农民，一直说没有困难，邓张两位只得买了好些点心让他带回家。这张《烈士证》，张元辉保存了几十年，他对侄女说:“父母已逝，本该由嫂子留存，如今嫂子没来，就由你来保存。”

　　张晓卫仍怅然若失。父亲离家时，叔叔只有两三岁，老家的亲人和村里人也都对父亲知之甚少。亲人们热情、温暖，却不能告诉她，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沿着父亲的足迹

　　永定隶属于龙岩，当地的长汀、古田都是著名的红色根据地。龙岩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告诉她，张元寿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职务最高的闽西籍烈士，但他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参加红军，最后在山东牺牲，所以家乡的人都不很了解他，几乎没有他的资料。“在博物馆里，我突然萌发了写一本父亲传记的想法。”张晓卫说，“我觉得或许这会是我了解父亲短暂一生的最后机会了。”

　　决定写书后，张晓卫想起，1958年军博征集过父亲的遗物。

　　她是一个想到就要做的人。很快，她来到军博，却未见到张元寿的物品。最后，在北京朋友的帮助下，报相关部门批准，军博物资部门接待了她。一周后，张晓卫收到了军博寄出的一张光盘，光盘内记录了几张图片:有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元寿乔装冲出重围时使用的手提箱；有1944年张元寿用过的马褡子；有张元寿牺牲前一直佩戴的手枪套；还有张元寿交的最后一次党费——一枚银元……

　　她又辗转于京沪两地，向父亲老战友的后代求教。她决定，沿着父亲的足迹去收集材料，去感受，去体会。

　　福建永定、长汀，江西瑞金，陕北吴起镇，延安抗大，安徽泾县，山东淄博、临沂……2009年、2010年，张晓卫重走了父亲的征途。“从父亲的家乡开始，走过长征路，到过他学习的抗大，去过新四军军部，攀登过皖南事变发生地茂林的山峰，最后来到父亲牺牲的周村和长眠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我一步步走近父亲。”

　　张元寿是农家子弟，念完初小后，因家贫走街串巷卖豆腐。后来在镇上的杂货店当学徒，受同店的革命青年影响，走上革命征程。在长汀，“父亲组织民众为红军筹集军粮、被服等，开始他的后勤生涯”。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时带了大量物资，共动员了5000名挑夫来搬运。这场被埃德加·斯诺称为“一个国家的迁移”的打包工作，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就是张元寿。从此，21岁的他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没有再回来。

　　1935年，张元寿被刘伯承调入先遣司令部任后勤处长。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长征途中，他的任务就是筹集军需粮草。后来有人回忆:“那时一到驻地修整，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到附近采购粮食，经常半夜才回来，不待天明又踏上征途。”1937年，抗大毕业以后，张元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年仅24岁。

　　“皖南章家渡，是我父母相识的地方。”张晓卫得知，在父亲老战友的眼里，张元寿十分疼爱胡志年。“每当母亲去看父亲时，父亲总会把饭打回来和母亲一起吃。”1945年，哥哥张定远在安徽定远出生，32岁“高龄”的张元寿喜出望外，特意抱着儿子拍了张照片，送给同乡张元培。多年后，张元培的女儿将照片转赠给了张晓卫兄妹，这是张定远与父亲唯一的合影。

　　抗战胜利后，华中新四军主力等成立华中军区，张元寿任副参谋长。粟裕说:有元寿同志协作，打起仗来，我无后顾之忧。1947年，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张元寿被任命为副参谋长。当年3月，行军途中突遭敌机偷袭，张元寿指挥大家下车隐蔽，自己不幸中弹身亡。

　　在追寻的终点——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张晓卫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多次扫墓，她从未与陵园管理方有过接触。这一次，她向管理处咨询是否有父亲的资料，热心的馆长帮忙找到了一份张元寿撰写的自我鉴定。原来，1949年陵园建设之初，管理员就有意收集烈士资料，该鉴定是工作人员特地前往南京军区档案部门抄录的。

　　写鉴定时，张元寿29岁，他用真诚的笔触谈到参加革命的初衷、思想演变的过程、入团入党的经过、与胡志年的恋爱结婚等。在文中，他花费了大量篇幅深刻剖析内心世界，在今天看来，“喜人奉承”、“有粗枝大叶作风”等缺点无疑是青年常有的，但对“老干部”张元寿而言，他还需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读着父亲的文字，张晓卫泪流满面:“这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知到了有血有肉的父亲。他热情、开朗，他有缺点，他会因为爱情而不顾一切，他也会时时反省自己。”

　　 不仅向父亲致敬

　　“当我离他那么近的时候，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我的父亲是一个如此伟岸的身影。当我走遍父亲曾经走过的道路，我才深深懂得，正因为有了父亲这样一批革命者，我们的命运才得以重写，我们的国家才有今日之成就。而我，才会有之后的人生。”张晓卫说。

　　走完父亲走过的路，张晓卫在龙岩市党史办的帮助下，完成了《我军优秀的后勤专家——张元寿烈士诞辰百年纪念文集》。该书于2012年12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很多人以为，张晓卫心愿已了，可以停歇了。

　　然而，张晓卫却心里有憾。

　　2010年6月12日，张晓卫的母亲去世。张晓卫从家中抽屉里找到了一张母亲从未拿给她看过的照片——

　　“在这张保存良好的照片上，我父亲的遗体安然躺在军毯上，警卫员站立着抱着我哥哥，母亲木然坐在地上，手中抱着我。这大概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见到父亲，但我不可能记得，这不能不说是我终身的遗憾。”

　　如今，还有多少人怀有相似的遗憾？更有多少人对张晓卫的父亲那一代，认知模糊？

　　这些年来，张晓卫一直在为搜集展品奔忙。许多新四军将士的证件、物品，都是张晓卫和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同志们一家一家寻访来的。墙上贴的照片，亦是他们一家一家征集、翻拍而来。新四军曾营救和护送过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归队，张晓卫为此专程赴华盛顿寻访当年的飞行员，美国飞虎队纪念协会听闻，专门赠送了她一张当年原版的飞虎队“血符”。并不豪华宽敞的展览场地，接待了许多参观者，还有不少单位到这里来举行新党员的入党仪式。几乎每一次，张晓卫都会参加。

　　张晓卫告诉记者:“正因为有过亲身体验，我对这个群体才有了真正‘贴肉’的感觉。”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5月，张晓卫任团长助理的上海新四军“拂晓剧团”会去福建古田义务演出，她与父亲一样，在剧团中是位不折不扣的“后勤部长”；7月、8月，纪念展馆将办主题展，拂晓剧团则不定期为公众免费演出。张晓卫说，她想“深深致敬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敢于与日本侵略者拼死抵抗的所有抗日将士”，“致敬为胜利默默奉献的所有平民百姓”。她要致敬的，不仅仅是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