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专版：静水流深 丽娃河畔学术精神谱系 华东师范大学庆祝古籍所建所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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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作为全国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华东师大古籍所举行建所3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徐震堮、程俊英铜像落成典礼以庆祝30岁生日，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苏州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河南省社科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学者济济一堂，围绕华东师大古籍所这三十年筚路蓝缕的历程，进行了充满情感记忆和学理深度的圆桌对话。

三个十年呈现大时代脉动

在上午的徐震堮、程俊英两位教授铜像落成典礼上，华东师大副校长陆靖的致辞概要地呈现了古籍所的“前世今生”。1983年，徐震堮、程俊英两位先生创办了古籍所，其前身是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的古籍整理研究室，承担过“二十四史”中《新唐书》、《新五代史》的整理工作。目前，古籍所是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高校古籍研究所之一，并获古委会的重点资助，大型古籍整理成果如《朱子全书》、《顾炎武全集》、《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华大典》等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古籍所所长严佐之在下午的学术研讨会上更细致地呈现了古籍所这三十年来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说这段历史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的脉跳高度吻合，古籍所的曲折发展呈现的是一群坚持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人，在一个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弥漫的时代坚持学术理想探索学术真知的精神谱系。严佐之追忆起这三十年的发展“三部曲”，感慨万千：从1983年到1993年，建所伊始，徐震堮、程俊英、周子美、叶百丰、潘雨廷、陈左高等先生执教于此，名师荟萃的学术阵容，令学界艳羡，宏图初展的辉煌，曾声誉鹊起，却不久遭遇“全民经商”大潮的猛烈冲击，斯文扫地，学术萧条，甚至沦落到在校园里摆摊卖羊毛衫的地步，古籍所经历了“由兴盛到式微”的第一个十年；从1993年到2003年，困境中年轻一代接班，迷茫中思索探寻出路，《朱子全书》项目上马，再启复兴航程，却不想途遇“科研考核改革”的高压重荷，不得不为挣足“工分”而苦苦拼搏，古籍所度过了“在困顿中奋争”的第二个十年；从2003年到2013年，《朱子全书》、《顾炎武全集》等重大成果接踵问世，古籍所终于走上了“平稳持续发展”的第三个十年。

4月3日，正是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清明时分，古籍所培养出来的不同代际的学者，纷纷在研讨会上回忆当年在丽娃河畔“久霑夏雨、曾坐春风”的求知往事，追思为古籍所的创办呕心沥血的徐震堮、程俊英等前辈。徐、程两位先生均生于1901年，他们不仅是古籍所的创建者，也直接培养了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那批古籍研究学者，如今他们已然成为古籍整理研究界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正是这两位先贤对古籍所的规划与定位，塑造了古籍所的发展轨迹，同时也深度参与塑造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徐震堮（1901-1986）当代著名学者、诗人和翻译家，自幼爱好古典文学，所作诗词被著名学者柳诒徵称许为“清隽苍老，卓然名家”，20岁后好读外文，遂通英、法、德、意、俄、西班牙六国文字，30岁后又学世界语，并用以翻译、写作，向海外译介中国的古典名著和新文学作品。1982年华东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后，任所长，并受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

1978年考取古籍所研究生，如今是华东师大终身教授的刘永翔回忆道：“先生治学，一主踏实，反对凿空着议，枵腹论文；二主博览，反对画地为牢，井蛙自大。从教六十多年，其造就的英才遍及海内。先生著述宏富，创作有《梦松风阁诗文集》，编著有《唐诗宋词选》、《汉魏六朝小说选注》、《三家注李长吉歌诗》、《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及《再补》、《世说新语校笺》等。”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黄珅则追忆了对其影响至深且远的程俊英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在华东师大丽娃河畔曾经有一道著名的风景：腿脚不便的程俊英先生坐在自行车后面，由学生推着，从寓所到华东师大古籍所或文史楼给学生上课。根据黄珅的描述，出身书香门第的程俊英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1917年从福建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与同学黄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并称 “四君子”，受到胡适、李大钊、黄侃、胡小石等人的赏识，被郑振铎誉为“一朵水仙花”。她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女子干政游行，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大夏大学、新闻专科学校任教，是中国第一代女教授，1951年又与曹未风、刘佛年等八人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是华东师大建校的奠基人之一。

  程俊英 （1901-1993）一生致力于《诗经》等古典文学的研究，被选为中国《诗经》研究会会长，晚年先后出版了《诗经漫话》、《诗经译注》、《诗经选译》、《诗经注析》等著作，主编《诗经赏析集》，发表有关《诗经》研究的论文数十篇，整理校点了《论语集释》、《论语正义》、《诗毛氏传疏》等经学名著。九十高龄时，还与人合作，写了自传体小说《落英缤纷》。

在黄珅的印象中，程俊英是一位“坚忍不拔、从善如流、实事求是、淡泊名利，特别善于甚至可以说是乐于接受不同的意见”的好老师。程俊英“文革”期间被迫退休，1978年复职后，不顾年老体弱，一气指导了三届十五名硕士研究生，亲登讲坛，亲批论文，为结束古籍整理研究青黄不接的局面作出了贡献，“晚年瘫痪在床，仍以病弱之躯，历时九年，完成《论语集释》四十卷，征引书籍六百八十余种，堪称《论语》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如今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把徐震堮、程俊英等前辈倡导奠定的优良学统发扬光大，做到与时俱进、薪尽火传！”严佐之说，这也正是他们在建所30周年之际开展系列纪念活动的宗旨和意义所在。他用“四个坚持”来概括古籍所的办所经验及今后的规划，一是坚持以古籍整理工作为核心，主业不能放，不可文史哲各个方向都去做；二是继续坚持抓大放小政策，必须有大项目支撑，有自己的品牌，同时也鼓励每位教师的小项目，支持其发挥所长；三是坚持“有思想的古籍整理”理念，不做出版社的“外包工”，有自己的选择，为学术前沿探寻未曾整理研究过的文献；四是坚持精益求精的学风。在与会学者看来，严佐之教授倡议的这种精神，在如今这个学术活动越来越急功近利和一味求大求新的时代，无疑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坚持自身学术传统的真精神，而这种学术传统正在这一群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学者的个人化记忆中以涓涓细流汇合而成静水流深的学术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