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沪抗战女兵：诗人变"双枪老太婆" 深入虎穴查"毒情"
原标题: 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
她们本来可以做贤妻良母、做女教师或女作家。如果当年没有日本侵略者的残害和杀戮，她们或许可以将女性的善良、柔美、智慧发挥到极致。但是，日寇给中华民族造成空前的浩劫，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反而迫使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拿起武器投身于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道路。她们是无数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华儿女的缩影。近日，本刊特约专访了三位现生活在上海的抗战女兵。
变身“双枪老太婆”的女诗人———莫林
莫林，原名姚世瑞。1920年生于江苏省如东县。少时即有诗作发表。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参加新四军。解放后曾任中共江苏省江阴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上海宝山县县委书记。1985年离休，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1920年12月，莫林出生在江苏省如东县古坝镇一个家境富裕的医药世家。受家庭浓郁的中华文化影响，莫林从小就喜爱中国诗词，尤其是《木兰辞》、秋瑾的“不惜千金耍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等竟能倒背如流。读小学时，进步教师徐近渔给学生讲述东三省失守，唱出《松花江上》时不禁失声痛哭，学生们也都痛哭起来。莫林写出《我或》的一首小诗，“我努力为思想革命，为人类灵魂除痛”。老师深为这位女学生的豪气感动，推荐发表在《如皋导报·春泥》副刊上。
继上海“八·一三”和南京大屠杀后，日寇将战火烧到如皋城，莫林失学异常苦闷，她要寻求救国之道。这时有从上海、南京等地来的民主进步人士在一个大地主庄园创办以抗倭寇英雄邱皗名字命名的邱皗中学，莫林和小弟姚世虎得以继续上学。在学校，莫林加入党的外围组织“青抗协”。当新四军在黄桥抗击日寇打了大胜仗的消息传来，学生们欢欣鼓舞，创办《小号手》诗刊宣传抗日。莫林写出《我们是年轻的一团》：“我们是年轻的一团/用千万滴泪花/激成亿万滴血果/用鲜血装点山河/让山河染上红秀”。
1940年3月，莫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邱皗中学党支部宣传委员。这年10月，她与三位女生还带上年仅14岁的小弟姚世虎成为学校第一批参加新四军的学生。当他们的渡船离岸时，得到消息的母亲赶来，站在桥上悲切地呼唤她和小弟“瑞儿、虎儿，快跟娘回家吧！”莫林强忍着泪默念着：“别了，妈妈，我们要为赶走日本侵略者去战斗了。”
莫林他们先到“党训班”参加为期两月的培训，内容有党的基础知识、革命理想信念教育；她背着小马枪站岗放哨、在老战士指导下“打野外”（到郊野练习枪法）。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为他们作过报告。莫林清楚地记得，陈老总是不拘小节的，做报告妙趣横生，讲到兴奋处会坐到桌子上，至今回想到这一情节，耄耋的莫林仍禁不住哈哈大笑。
培训结束后，一部分女学员跟随大部队做医护和后勤；一部分经党组织“包装”后，打入敌占区从事党的隐蔽工作；当然也有一部分满怀抗日激情，从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受不了艰苦退却了。莫林由于表现出色，和其他两位女同志被安排到最艰苦、工作难度最大的西站区从事敌后抗日斗争，莫林担任区大队政委。她的小弟姚世虎则被安排到小通讯员班。为不暴露真实身份，莫林由姚世瑞改名莫林（取莫斯科斯大林之意）；姚世虎改名甄为民。
西站区东西南北被日伪军的据点形成合围圈，敌人隔三岔五地来“扫荡”、“合击”，为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莫林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方针运用到实战中。她观察到从四面来袭的日伪军既相互缺少信息沟通、协调配合不好，又相互钩心斗角；于是决定利用日伪军的这一矛盾，集中力量打掉其中一路，其他三路敌人则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
当时区大队为莫林配备了两位警卫员，一位是通讯员，还有一位是神枪手。莫林配有一支汉阳造驳壳枪和一支勃朗宁小手枪。说到这两支枪，莫林脸上绽放出顽皮的笑容，她说自己枪法其实并不咋地，但那时乡亲们将她传得很神乎。因为有次攻打敌人据点，她指挥身旁的“神枪手”打掉了敌人的指挥官和机枪手，敌人一下就崩溃了，区大队一举端掉据点，大家以为是她打掉了敌人。又因她平时穿便衣，头上扎条白毛巾，装扮得土气显老，新四军里“双枪老太婆”的称呼便由此传开了。莫林威名远扬，敌人恨之入骨，称区大队为“游击鬼”，出动二万多日伪军围剿区大队五六十人。但是在发动农民开展“二·五”减息运动中，区大队深入农民家中宣传抗日，与他们同吃住，形成军民鱼水情，老百姓舍身掩护游击队员，使得敌人的搜捕一次次落空。莫林边战斗边写诗，边工作边写诗，用诗写史，用情写诗。如“日出东方向西射/四军（注：新四军）帮我我帮他/四军帮我打鬼子/我帮四军种庄稼”等充满军民鱼水情和革命激情的诗篇。
恼羞成怒的敌人，一计不成又搞出一个恶毒的“离间计”。他们将据点附近村庄，在他们威逼下交过捐粮的村民召集来，造谣说：“你们给大日本帝国交过捐粮，被新四军知道了，你们全家就死啦死啦地。”强行让村民组成“铁叉队”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游击队的踪迹就要立刻报信，以此来对抗游击队。抗日根据地活动遇到很大阻力，怎么办？莫林想出“以毒攻毒”的计谋破解“反间计”。让游击队员装扮成“铁叉队”的，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在高处举起最大的火把（“铁叉队”集合的标志）高呼“新四军来啦、新四军来啦……”不知情的“铁叉队员”纷纷聚拢来，莫林出现了，亮出区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揭露日本鬼子的阴谋，本来就对日寇恨之入骨的村民，得知真相后，纷纷为游击队打掩护，敌人的这招毒计又失灵了。
1941年年底，正是日寇对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的高峰期，斗争环境异常严酷，担任丰西区委委员的莫林为掩护战友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因为叛徒出卖，区大队遭遇古坝镇下乡的伪军突袭被打散，她一人退至一处窑洞，月色朦胧中发现窑洞前的河岸处伏着一个人影，就悄悄地上前观看，是区队一位被冻得昏迷的战士，就将其背到窑洞中，将自己的棉袄脱下给他穿上，一会儿又一位被打散的战士寻来，昏迷的战士也醒来了，莫林就带领他俩去战场寻找丢失的文件，却又遭遇清乡的敌人。莫林命令战士往西边撤，自己则往北边引开敌人。她穿着芦苇花编织的鞋跑掉了，赤脚跑在刚割过的芦苇滩上，脚被芦根刺破，鲜血直流，寡不敌众的莫林被捕了。敌人问莫林为什么要参加新四军，要她交代部队驻地和党的机密，被毒打得鲜血直流的莫林怒斥敌人，决不吐露实情。敌头目气急败坏，狂叫“给我将这个女共党拉出去活埋了！”敌人要活埋莫林的消息惊动了四乡邻里。党组织和莫林家人得到消息后，立即通过内线营救，利用敌人的贪婪心理施以重利，硬是挤出一千元大洋，加上莫林家庭变卖家产获得的一千元大洋，打通关节，诱使那个要活埋莫林的伪敌营长交出了莫林。此时活埋莫林的大坑都挖好了，再迟一刻，莫林就壮烈牺牲了。
莫林的小弟甄为民同样有精彩的“双枪”故事。甄为民与莫林在“党训班”分别后，作为部队小通讯员，又到延安抗大江苏分校接受培训，成为二分区的战地记者。他一手握钢枪，一手以笔杆为枪与日寇战斗，被首长亲切地唤作“双枪小记者”。1941年2月，在特殊战斗环境中，年仅15岁的甄为民经过特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甄为民采写的《血战李家舍》、《跟敌人的汽油划子相周旋》、《藏铁庄战斗》等有血有肉的战地通讯，成为鼓舞解放区人民和战士斗志的一股神奇“催化剂”。他至少有十次差点拿生命换稿件。1945年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发动高邮战役，被史学界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新华社“特派记者”甄为民，与战士一起冒着枪林弹雨爬云梯，奋勇穿越巷战区，携日式手枪冲进日伪报社，现场采访刚被俘的高邮日寇最高长官岩崎学大佐等人，以犀利如钢枪的“战笔”报道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这一刻。解放后，甄为民在我国新闻战线更有杰出的成绩，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通讯报道的第一作者。
坚持在工厂里抗日救亡的姐妹———何剑秋、何剑华
何剑华，1926年12月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工厂里的抗日队伍中的一员，姐姐何剑秋是她投身抗日、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上世纪八十年代离休。
何剑华出生在上海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她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弟弟，还有父母和外婆。母亲要照看孩子，全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父亲一人身上。当时她的家住在提篮桥地区的辅庆里，因为交房租困难，不得已搬到浦东烂泥渡的一间矮平房里，一大家子8口人挤住在一起。13岁的姐姐何剑秋为了为父母分忧，瞒着父母到香烟厂找到一份工作，一家人在贫困线上挣扎着。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寇大举进攻上海，连贫困的日子也无法过下去了。为避战乱，何剑华的父亲带着怀孕的母亲和几个孩子挤上难民船从上海逃难到老家江苏江阴乡下，以为日军不会打到此地。未料，没多久这个想法就被日军侵略的铁蹄无情地击破了。
日军侵略的魔掌伸到了江阴。才10岁出头的何剑华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日军闯进村子，她的妈妈刚刚生出一对龙凤胎，一家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见日军沉重的大皮靴声由远而近，她和姐姐吓得躲在门板后顶住门，爸爸护着妈妈。日军“嘭”地踢开了房门，狠狠地踢着倒地的姐妹俩，将父亲抓走，虚弱的母亲一下急晕过去。自此以后，日军隔三岔五地进村抢粮抢家禽家畜，随意枪杀村民。何剑华的表舅被日军打中头部，惨不忍睹痛苦地挣扎一天一夜后断气；那天，邻家一个姑娘被日军轮奸后自杀。20岁的姐姐怕与邻家姑娘同样的遭遇，急忙用锅底灰抹在脸上，将母亲生孩子染上血的衣服穿在身上，抱着两个双胞胎装着刚生好孩子的样子，鬼子见了嫌脏才逃过一劫。以后，姐姐白天就与另外两个姑娘爬上堆到屋顶高的柴垛上，任雨淋日晒也不敢下来。被日寇洗劫一空的村民没法活了，全村七、八十个村民商量着逃出这个鬼地方。这时被日军抓去修工事的父亲死里逃生回到家，于是全村人趁着漆黑的夜色从鬼子眼皮底下出逃。父母怕一对龙凤胎的啼哭暴露全村人的行踪，被鬼子发现惨遭毒手，只得心如刀绞般地将孩子遗弃在江阴，
此举也成为父母永远的心痛。就这样，一家人不歇脚地整整走了一晚上，来到80里外鬼子还没到达的沈家村。
何剑华一家在沈家村缺衣少食又没住处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无奈，只得又逃回上海，然而，上海的房子也被日军烧了，只得找到汉口路开裁缝铺的亲戚家落脚。白天就在外流浪，晚上睡在做衣板上。曾在烟厂做工的何剑秋被小姐妹介绍进入女青年会难民所，将剑华也带了进去。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姐姐在里面做手工，剑华半工半读。女青年会的老师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鼓励剑秋、剑华姐妹俩将乡下的所见所闻说出来，让更多的上海市民看清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事实。姐妹俩在江阴乡下的悲惨遭遇，激起女青年会人员抗日的决心。在老师带领下，她们纷纷上街募捐支持抗日。她们穿上红袜子和白跑鞋（寓意将日本旗踩在脚下）高唱抗日歌曲。在中共地下党培养下，剑秋进步很快，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安排，剑秋到老怡和纱厂纺部做工。地下党在厂里办了职工子弟学校，姐姐带领剑华去读书。当日军渗透势力强行要学校教日语时，姐妹俩带头配合教她们的蔡老师，毫无畏惧地面对威胁和恐吓坚决抵抗，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得知教她们的蔡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党组织活动的需要，剑秋又转到英国人开的新怡和纱厂织布间做工，以此为掩护，宣传和发动工人支持抗日。
在何剑华的成长道路上，姐姐何建秋对她的影响很大。13岁那年，她冒充14岁进入英国人开的上海贸绒厂纺织部做工，后调到织造部。尽管每天的夜班要做12个小时，做工很辛苦，但挡不住何剑华每个周日到女青年会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她不久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工人救亡协会”，到其他工厂联系传递情报，发动工人，以出色的表现获得认可。1941年，年仅15岁的何剑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上线是一位被唤做徐老师的。这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厂长欲撇下工人，关闭工厂逃走，何剑华与另一位党员挺身而出，带领工人要求资方发给工人遣散费，团结的力量震撼着资方，不得不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入党之后，何剑华经常在徐老师授意下，参加党组织活动。不久到日本人在唐山路上的香烟厂做工，党组织关系转到国萃小学。日本人不但对工人残酷剥削，还动辄恶毒打骂工人，工人到手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日常生活，何剑华鼓动进步工人，联合起来罢工，在她们有理有节声势浩大的罢工中，日本资本家害怕了，不得不同意了工人最基本的要求。
何剑秋则到惠民路通北路处的一家香烟厂做工。1942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剑秋被日军抓捕，关押到位于平凉路、景星路的日本宪兵队。日军对她严刑拷打，还威胁放狼狗咬她，要她说出共产党组织；此计无效，日军又每天强行给她灌入毒品，让她产生迷幻，剑秋以坚强的意志抵抗着并做好准备，如果实在扛不过去就咬舌自尽；此计又败的敌人使出更毒的一招，将剑秋关进黑牢，一间小房间，门窗用六层厚厚的毯子封住，没有亮光、没有空气，时间一久，人很可能在极度恐惧中精神错乱窒息而死。剑秋凭着钢铁般的意志斗争着，从送饭时才开的一扇小窗，和外面走路的声音，判断白天、黑夜和门窗方位。手撕牙咬，硬是一层层在窗户处剥开一条缝，靠着窗缝透气支撑下来。剑秋被关押了13天，通过地下党努力疏通关系，没有得到何建秋半点“通共罪证”，再也无计可施的日军只得释放剑秋。剑华见到遍体鳞伤发着高烧几乎站立不了的姐姐，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倒是姐姐用微弱却坚定的话语激励她：“妹妹不要难过，我们要坚持斗争，日本鬼子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
何建秋坚定的抗日意志，激励了全家人与日寇斗争到底的决心。当有人被日寇追捕时，父母和弟弟们都会一起参与掩护，保护了好几位同志免入日寇魔掌。在上海沦陷区日本侵略者的工厂里，坚持不屈不挠抗日斗争的何剑秋、何剑华姐妹，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深入虎穴查“毒情”的女大学生———黄圭彬
黄圭彬，1921年12月出生于上海浦东南汇县陈桥乡，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受党组织派遣，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以学生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参加爱国抗日“清毒”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工作在教育领域，1983年6月离休。
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时，黄圭彬正在南汇女子中学读初二。南汇的古建筑“九层阁”和校舍惨遭日军炮火轰炸毁坏，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黄圭彬一家只得乘那种被称作“徽河船”的大木船，冒着随时可能被日军机炸毁的生命危险逃难去。在木船上漂荡了一个多月，才到达皖南歙县北岸镇安顿下来。母亲踏缝纫机为人家缝制衣服，黄圭彬在北岸镇小学任代课教师，一家人得以勉强糊口度日。当时北岸
小学有抗日氛围，对黄圭彬影响较大。未料仅半年，日寇的炸弹又扔到北岸镇附近，黄圭彬一家只得又冒着炮火于颠沛流离中再度返回上海浦东陈桥找了间陋屋住下，但日寇经常进村袭扰不得安身，于是又到周浦镇暂租房居住。所见所闻日寇的暴行，激起黄圭彬对侵略者的仇恨。
1939年初，黄圭彬考入私立华东女中读书。当时她所在的高中一年级班级里抗日救亡氛围浓厚，同学们出黑板报介绍进步书刊、电影、戏剧，唱抗战歌曲，宣传前线抗日战况等，黄圭彬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同年夏天参加“上海市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兼任学生会执行委员，她与几位进步同学，发动各班级代表到古拔路（现富民路）伤兵医院慰问受伤的抗日将士，到胶州路慰问四行仓库与日军激战幸存的谢晋元团官兵。中国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时时激励她为抗日做更多的事。经过“学协”锻炼和党组织考察，黄圭彬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任市“学协”联络员兼华东女中学生会执行委员。
1941年秋，黄圭彬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刚读了一学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派她到南京去开辟学生运动。黄圭彬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安排，于1942年初，与光华大学女同学也是中共党员的庄佩琳瞒着家人和亲友来到南京，考入中央大学教育系以读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斗争，1942年夏转入外文系。她的上线是中央大学理工学院化学系的助教柯建平。
那时的南京是日伪血腥统治的虎穴，日军宪兵司令部就设在鼓楼中央大学附近。黄圭彬亲眼看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耀武扬威地在大街小巷巡逻。晚上实行宵禁，日军对稍有怀疑的中国人不是毒打就是抓走或者枪杀。侵略者武装占领中国后，推行更为恶毒的侵略政策，就是通过“宏济善堂特货公司”，专营贩卖鸦片业务，并通过汪伪政府批准开设众多烟馆，妄图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军还要求每个日本人无论士兵还是侨民，每月要向中国人推销五两鸦片，而日本人如果吸食鸦片则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当时的南京烟馆和赌场比比皆是乌烟瘴气，堪称“十步一馆，五步一灯”，日本军方和奸商勾结贩卖毒品牟取巨大暴利，而工商业却异常萧条，市场上日用商品很少，老百姓生活异常艰难。
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阴谋，党组织决定发动“清毒”运动，黄圭彬全程参与了四次“清毒”斗争。党组织在斗争策略上巧妙地利用日寇与汪伪政府内部，因征收鸦片特种税分赃不均存在的矛盾，借一方之手打击另一方。即借公馆派之手打击cc派，（公馆派代表人物是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及汪精卫妻陈璧君，他们在鸦片税上无利可图；cc派代表人物是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及伪内政部长梅思平）当时两派矛盾很深，狗咬狗闹得厉害；南京地下党获知内幕以后，就打着林柏生的旗帜，发动了抗日清毒运动。被人们唤作“白面大王”的南京大毒枭曹玉成是铁杆汉奸，又是帮会里的大流氓，仗着日本人是其后台，大量贩卖烟土、海洛因、白面等毒品，进行批量销售，大发横财。对敢于违抗他的人，就凭借敌特势力，扣上“通共”、“通新四军”等罪名，逮捕严刑拷打，敲诈勒索，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为一举除掉这个大毒枭，黄圭彬接受地下党指示的侦查任务。她烫成长波浪发型，身着艳丽的旗袍，装扮成摩登女郎，以寻找正在烟馆抽大烟的叔叔为借口，来到丰富路这条不起眼的小路上，潜入曹玉成的烟馆魔窟。黄圭彬边向他们有鼻子有眼地形容叔叔的模样，边留心周围环境。面对寻找叔叔的年轻貌美的女子，曹玉成和烟窟打手们显然放松了戒备心。黄圭彬乘机看清“曹老板”的模样，看到有人来找曹谈生意，假装与来人似曾相识套近乎，就在一间间鸦片吸食房间找叔叔过程中，她得以发现曹藏烟土的密室。第二天，中共地下党联系“寒假生活营”等组织，动员了大中学生近二百多人，打着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的名义，闯入曹的烟馆查抄，果然在密室中查抄出大量烟土、海洛因和白面。任凭曹玉成怎样狡辩和抵赖，证据面前，只得束手被擒。曹玉成被愤怒的学生捆绑押到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前跪下示众，烟土烟具也被当众焚毁。一时间，广场上聚集的市民人山人海，人们无不拍手称快。汪伪政府迫于各方的舆论压力，于1944年4月，只得枪毙了曹玉成。
以后，黄圭彬又按照党的指示，继续投入学生“清毒”运动。几次“清毒”行动后，南京成立了“清毒总会”及各校分会。学生的“清毒”运动影响到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发生“政潮风波”（“政潮风波”是指日本不少议员要求整顿军纪，不允许军商联合贩卖毒品到占领地区）。为了稳住占领区的局势，迫使汪伪政府假戏真演，不得不同意学生的“禁毒”要求。1944年3月以后，日本鸦片输入中国量减少了60%以上；汪伪政府迫于形势，只得颁布“禁毒条例”。黄圭彬和学生们在“清毒”斗争中得到锻炼，清毒运动的两位学生领袖———厉恩虞和王嘉谟在1945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少学生以“清毒”运动为起点走上了革命道路。
日本特务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清毒”运动以后，日本人企图追查“清毒”的背景，所以中央大学的斗争环境是非常危险的。例如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学生陈建是黄圭彬熟识的同学，其实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中大学生》这本进步刊物的发行所就在他家。但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党员身份。陈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有一个叫石井的日本特务主动与他交朋友，经常找陈建唆使他收集“中大”地下党情报。石井做梦也想不到陈建就是地下党，反被陈建获取到日军的情报。几次下来引起石井怀疑，陈建受到监视，在党组织安排下撤离到解放区。 解放后，陈建到军事科学院外事工作部，是副军级干部。直到此时黄圭彬和陈建才知道彼此的身份，相互探望过多次，每次回忆当年在中央大学的学生运动和“清毒”斗争，总是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