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葆初心不移志,一片丹心永向阳 【改革开放再出发】改革开放四十年：华理与1978年——访谈马玉录老师
1978年，她凭借着韧劲，踏进华东理工大学的校门，成为了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第一届大学生。执着追梦，才能让生命有价值地绽放。四十年风云变幻，四十年光辉岁月，人生的珠峰没有终点，无论在哪一站，她都不会停留，恒葆初心不移志，一片丹心永向阳。
执着追梦的青年时代
花梨先生： 马老师，您出生于1955年，青春的大好时光正好遇到了改革开放，这一前后的社会环境想必是天差地别，您能否和我们谈谈您对改革开放的第一印象？
马玉录： 我对改革开放的第一印象是恢复高考。此前，我国有13年没有统一高考招生了，一般只有工农兵推荐。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国家开始恢复高考制度。而我正好赶上时机，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高考生，也就是1977级考生。1977年，大概到了10月份，我们才被通知可以报名参加高考，12月份正式考试。复习备考也就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那一年，老三届、历届生和当年应届毕业生，大家都准备参加年底的这一次考试。1978年2月，考试结果出来了，我考入华东化工学院。因此，我是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制度的直接受益者。
我特别感恩改革开放的政策，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可能就没机会上大学，也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花梨先生： 请您回顾一下您在华东理工大学之前的求学经历。
马玉录： 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读小学。学校是当地的一个完小，也就是说有6个年级，每个班大概有三十几个学生，周边村子里的孩子都会到我们学校读书。别看我们家乡地方不大，但是分配到我们学校的老师学历都挺高，基本上都是从师范学校毕业，专业知识很扎实，待我们也很好。学校的课程比较齐全，除了语文、数学等主课外，还有美术、音乐等综合课程。整体来说，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师资力量，我们的小学都是非常好的。我的中学也是在当地就读的，基础配备也比较好。中学的老师来自全国各地，师资力量比较强。小学和中学的良好教育条件给我们的基础教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读中学的那几年正好遇上学校调整，我们不断地换学校，课堂教学没有延续性，经常上着上着就停一阶段，比如，“数学的正负数”这一知识点就反复学了多次，换一个学校就要从头开始学，这一时期我们的学习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高中毕业之后，我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学老师，这段时间里，教学相长，自己才慢慢地把拉下的知识点补回来。
之后，我担任了大队支部副书记。后来，县里从基层各个地方选拔年轻干部时，我就被调到县委组织部工作。这时候，高考的号角吹响了，我十分想去考大学。当时，能够担任干部，在别人的眼里已经算是前途宽广了，如今准备放弃干部职位读大学，大家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好的前程？”。但我自己心里十分明白，上大学是我的一个梦想！那时，每年都会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看到身边人能进入大学学习知识，我十分羡慕。“推荐上大学”是一件几率很小、希望渺茫的事情，但如果参加了高考，我便可以和别人公平竞争，凭我自己的本事上大学了。
县委组织部的领导也十分理解和支持我，他们认为，年轻人应该到外面闯荡，多开阔眼界，去把握更好的机遇。我十分感谢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遇到的他们这些“贵人”。在我备考期间，组织部的同事热心地帮我找复习资料。那时，高中教材稀缺，我们读书时的“课本”，很多是油印或蜡板刻的活页，没有系统的复习资料，而高考的知识点又十分庞杂，我真的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为了备考做了很多努力。犹记得1977年冬天，我的同事费了很大的工夫帮我找到一套辽宁省的高考复习资料，以此支持我去圆自己的梦想。回到中学向老师请教相关的知识点，老师们也特别支持，而且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我指导，帮我查漏补缺。
据说，当年的录取率只有1%，我们还有很强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老三届”的学生。“老三届”学生由于时代原因，高考被滞后了十年之久，但他们都接受了系统的高中课程教学，对知识的掌握也比我们扎实。但那时我想的是，不管有多渺茫的机会，我总要先尝试一下，不尝试肯定没有机会，但尝试了可能还有一线希望。
1978年1月，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十分开心。那时我们填报志愿，不是自主填报的，而是根据分数，统一分配录取，我就被录取到华东化工学院。于是，我来到了上海。
勤奋刻苦团结友爱的“1977级”
花梨先生： 马老师，请问改革开放对您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学时，在上海感受到怎样的改革变化？
马玉录： 一进入大学，我们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那时候的学习压力很大，我们很少到市区（编者注：1970年代的上海，发展规模不大，华东化工学院地属上海郊区）。另一方面，学习需要连续性，工作了几年之后再进课堂，很难集中精力，已经不习惯坐在教室听老师上课了。一开始，只能强迫自己去认真听讲，慢慢把心收回来。有意思的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是1946年出生的，孩子都很大了，我们班长的小孩当时都已经读小学了，班级最小的同学则是当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所以，班里同学的年龄差距十分大，但大家对待学习的态度和热情是一样的，都十分刻苦，都明白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
大学里，我们的学习生活安排得很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洗漱之后便到操场开始跑步锻炼身体，跑完步之后直接背着书包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就直奔教室，迅速到自习室里“抢”座位。那时，大家普遍都刻苦学习，教室里经常是“人满为患”，不“抢”的话，连学习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都在大教室上课，把位置占好后，就拿着英语书到河边大声地读英语，等到老师快要上课了，再迅速回到教室。
中午，我们都是从教室跑到食堂排队打饭。几个同学分工合作，你打饭，我打菜，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午饭之后，回到寝室午休半小时。下午1点半直接到教室上课，不上课的时候，我们也是1点半自修，下午的课结束后，我们偶尔活动一下，打打羽毛球，锻炼锻炼身体。晚饭之后，6点钟到教室，晚上学习到10点才回寝室，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这种状态让我很充实，很享受。
没有PPT的年代，我们的上课笔记都写得很整齐，做任何报告都是手写。笔记上，不同颜色的标注，不同符号的提醒，都是我们学习的印证。同学之间也会相互学习，大家经常会针对某一问题开个小型的讨论会。大家都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精神饱满，全神贯注，生怕自己错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知识点。化工机械专业对我们的数学能力要求比较高，要学习高等数学、工程数学等相关课程，找到一本好的数学习题集，我们就一道一道题目地做，直到将题目啃完、知识点啃透为止。
同学们学习都十分刻苦，即使上海本地的同学一周也只回去一次。实际上，这也是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的好机遇，我们这届学生大部分都是从社会上进入校园，都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有重新学习的机会，大家都特别珍惜。因为一起拼搏过，班级同学总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直到现在，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非常好，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就像亲姐妹一样。那时候，我们有上海的同学住在浦东八号桥，节假日经常邀请我们到她家去玩，在市区的同学每次从家里回到学校时也会给我们带很多美味的食物，回想起来，她妈妈做的鲜肉月饼十分诱人。
留校：美好的“华理”记忆
花梨先生： 我们了解到，1982年，您留校任教，请问本科毕业之后您为何选择留校工作呢？
马玉录： 1980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都由国家分配，关于我留校工作，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
临近毕业，我们的工作分配情况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学校不会提前透露分配的工作单位。1981年12月9日，我们表演完“一二·九”大合唱，院系总支副书记把我叫到后台，问我对毕业工作有什么想法？如果把我分配到兰州，愿不愿意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服从国家分配”就是时代信仰，我向书记表明自己服从国家分配。我一直充满感恩，国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给我们提供助学金，我们的大学才有可能完成，换言之，国家培养了我，服从国家分配也是天经地义，没有讨价还价的理由。没想到，最后我是留校工作了。
1982年1月，我毕业留校，开始是担任1981级4个班级的指导员，后来又担任了1983级的指导员。那时候，指导员都住在学生宿舍，方便了解和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学习问题。我在班级里培养了一批积极向上的学生干部，这些学生可以引领整个班级的风气。考试之前，有些班级干部还会组织学生复习，划重点，集体辅导，他们的身上体现了1980年代学生刻苦学习、集体互助的时代精神。我还经常到上海及周边的学生家里家访，有些学生学习困难或生活习惯有问题，我及时向家长反馈和沟通。所以，我和这些学生的感情都特别深。直到现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我打个电话，经常来问候。
花梨先生： 马老师，我们了解到，您1986年任讲师，1993年任副教授，1999年任教授，请问您是如何完成从指导员到教师身份转变的呢？
马玉录： 尽管留校做指导员，我也一直没放弃“业务”学习。利用工作间隙和休息时间，我通过担任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助教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我担任过《理论力学》的助教，也担任过专业课《压力容器设计》的助教，让自己一直保持专业学习的状态。
随后，时代不断地发展，学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那么，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还需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当我提出继续研修的请求时，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琚定一先生，答应让我做他的研究生。于是，我开始跟着研究生上课，修学分。那时候，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还要兼顾家庭和孩子，实在不容易，好在有领导、同事和家人的关心和帮助，我挺过来了。指导员工作结束后，我转到了教学科研岗位。
1990年代，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向世界学习先进技术。1991年，我被教育部选派到美国进修，到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学习了两年。即使当时有继续留在美国的机会，我也丝毫没有考虑过，我个人比较“传统”，我认为，我是国家公派人员，是国家培养和提供机会给我的，那么必须遵守自己和国家及学校的约定。
在美国的两年，我感触最深的是“差距”，不管是生活水准还是科学技术，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比如：住房条件上，美国学生可以租住2室1厅，而我们国内的住房却十分拥挤；生活便利措施上，当时国内没有超市，买东西都只能在柜台上看，个人的自由选择程度十分有限；仪器设备方面，当时国内计算机很少，我毕业的时候，毕业论文的计算用的是“719计算机”，数据输入还需要在纸带上打孔，而美国已经出现了台式电脑、单板机测试数据等技术，他们实验室里的仪器设备都很先进，而我们的实验设备却相对比较落后。1980年代，我们实验室有一台通过世界银行贷款买的Instron材料试验机，现在大家都会觉得那台机器老掉牙了，但在当年它是我们学校的科研主力，学校还专门给了两个人员编制“伺候”这台机器。1990年代体会到的“差距感”让我自己也暗下决心要继续钻研学术，回来以后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反观现在，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人才吸引政策越来越好，许多高层次人才都愿意回来了，中西方的差距在一点点地缩小，这也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很迅速。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身体会过的，住房条件、实验室的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越来越好。
虽然当年的学校条件和实验室仪器设备相对落后，但给我们传授知识的老师们都非常可敬。到了大学，我感触最深的是学校不仅是在教授我们知识，也在铸造我们的灵魂，而这两者都源自我们的老师。我遇到的老师都十分认真。百来平米的大教室，没有麦克风，老师们完全靠嗓子来提高音量，几节课连上下来，他们的嗓子都沙哑了；两排墨绿色的黑板上，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推导公式；作业本上批注的红色印记密密麻麻。如今，我们身上的许多品质，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我们的老师认认真真地教书，我也要认认真真地教书，这就是传承。比如琚定一老先生，他对年轻老师特别关怀。1990年，我出国访学需要一封推荐信，琚先生认认真真地帮我亲手写推荐信，这种对待学生的态度让我十分感动。还有一些老先生，平时工作已经很忙碌了，但他们还会在过年过节时以写信的方式给我送来问候，每次收到他们的书信，我都很感动。在华理，这些老师给了我美好的记忆和感动，我也相信这份感动还会继续。这些老先生是我们的学习楷模，我们会吸收转化，再传给新一代的青年老师。这也是传承。
华理的校训是“勤奋求实，励志明德”，在华理的老师和学生身上，校训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学校的条件并不是最优越，但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在有限的条件下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这劲头一定能让华理的未来熠熠生辉。回首过去的岁月，从读书到留校工作，再到即将到来的退休，我走进华理的大门，一晃40年过去了。与学校相伴的40年，见证了学校的蓬勃发展，也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对于这40年，我是感恩的，感恩学校给予我的美好和感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没有那么多伟大的人，但每个人能像一颗螺丝钉，做好每一份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也就足够了。
一心教学科研，“严”传身教
花梨先生： 马老师，站在不同的角度，请问您如何看待化工机械的学科建设？
马玉录： “化工机械专业”是我们学校的老专业，建校初即已设立。从学生时代学习化工机械知识，到做老师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对于学科建设，我认为总体思路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因此，学科发展一是要专，承接传统的知识和理念我们不能忘记，但学科想要有新的发展，必然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挖掘，“钻”出新的东西。二是要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和部署。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些新方向都是顺应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如今，“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已经十分普及了，如果我们的学科建设能够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课题组也在不断开辟新方向。我的专业是化工机械，以前主要涉及的是金属材料。1991年至1993年，我在国外学习高分子复合材料的加工。回国之后，如何将高分子复合材料和化工机械相结合是我们思考的重点。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我们在化工机械的应用上做了许多探索和研究。
我们课题组在塑料机械装备的研发方面很有特色，除了传统塑料加工外，我们现在也开始承担一些高能材料加工项目，这是一个横向跨度的发展。机械专业要“想法子”和其他行业相契合，开拓新的方向，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目前新设一个专业很难，但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提前谋划部署，在专业课程建设上使力，不断更新，那么学科发展将有无限可能。总而言之，机械专业的建设一定要紧跟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也要紧跟时代发展的大步伐。
花梨先生： 请问您如何看待本科教学，在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故事？
马玉录： 即使在长期担任学校行政和党务工作期间，直到现在，我也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专业英语”是我上得比较多的课程。我们这一辈人，学外语的条件很一般，但我觉得自己一是胆子比较大，敢说，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主要用于交流，只有说得多了，交流才能越来越顺畅；二是学习外语很刻苦，担任副校长时，我分管外事工作，需要经常和外国人交流，出访时英语也是工作语言，“在其位，谋其政”，在这个岗位上，我经常需要用英语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平时则是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学习和补充。
每次给学生上课之前，我都要认真备课，这也是我从上一辈老先生那里学来的。我认为老师上课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课堂内容安排多少时间，课堂练习如何安排等等。我对自己上课有要求，我也会跟学生提要求。首先，上课之前要喊起立，许多学生认为我这是多此一举，但我认为这是教师与学生准备进入课堂的仪式，不应该少；其次，我要求学生上课时不玩手机，不能吃东西，这是对课堂的尊重；最后，上课不能迟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现在课上使用PPT，但拒绝学生拷贝，这不是故意为难他们，而是一旦他们心理上依赖PPT了，就不会认真听讲和做笔记，那么，课堂的意义也就消失了。有些学生上课熬不住会想看手机，所以有时候，我会设计一些小环节，让学生能够比较专心地参与课堂。我希望这些基本的要求能让他们约束自己，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学习，才是做学生的根本。
压力与动力：快乐和知足
花梨先生： 马老师，您曾多次担任徐汇区人大代表，请问您觉得人大代表和学校职务有哪些方面的不同？
马玉录： 学校的工作有学校的特点，工作对象主要是学生和老师。人大代表的主要职能则是监督政府工作，针对现实情况和问题提建议，而政府工作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教育、医疗、住房、民生等等，范围很广，跟学校工作有许多不同之处。
我觉得人大工作现在做得越来越实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人大代表是一个平台，帮我们构筑了一条学校和政府沟通的渠道。我担任过徐汇区的三届人大代表，学校的这几届代表都很认真，积极参政议政，充分发挥好学校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每年，我们向政府提交提案和建议前，都会认真听取学校各个职能部门的意见，详细梳理后，再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比如，凌云社区的教育、医疗条件改善，产业园区、学校周边的环境及公交状况等的管理和改善，都经过我们的建议或提案，取得一定的成效。
花梨先生： 身兼多职，您平时的工作压力一定不小，请问您如何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呢？
马玉录： 工作压力肯定有。做行政工作，每一项改革、每一项制度都可能会顶着较大的压力调研、出台和实施。缓解压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调整心态。工作时，就全心全意地工作；回到家里，就放松自己。生活就是这样，“愁”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压力变动力，想办法应对和解决问题，才是根本。当然，我很幸运，工作中得到了领导、同事和老师们的大力支持，我也尽量和大家做好沟通工作，总体上，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我在这个学校40年，从当学生到开始工作，再到做老师、做行政管理，一路走来，十分享受学习和工作的过程。和老师、同事、学生都相处得十分愉快，良好的人际关系使我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现在没有行政职务了，轻松不少，目前只想安安静静地把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做好。
花梨先生： 马老师，请问您对华理未来的十年有什么样的期待？
马玉录： 这些年，学校在很努力地推动各个学科的发展，争取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学校”。虽然我们离“双一流大学”还有一段距离，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做好规划，凝心聚力，很有希望跨入一流大学行列。
华理是从一个单科性大学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为适应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中央教育部决定创建华东化工学院。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机遇来临，学校重新布局，站在更高的角度规划学校整体发展和学科建设。这些年来，学校根据国家的发展战略不断地调整规划，学校的发展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未来，我们的发展同样需要围绕着国家的发展战略，谋篇布局，抓住机遇，发挥我们学校的优良传统——勤奋求实，老师教学科研认真实在，学生求学勤奋刻苦，长期以往，未来的华理一定会更好！
个人简介
马玉录，女，1955年10月出生，华东理工大学教授。1982年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化工机械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被列入教育部“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2003年获得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奖励。曾先后担任化工机械系副系主任、材料行为研究室主任、化工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华东理工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人事处处长、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徐汇区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等。
主要从事新型高分子复合材料成型工艺研究及非金属材料在化工机械及设备上的应用研究。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上海市科学技术基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开发项目、上海市生产技术难题攻关等 30多项纵向和横向科研项目。曾获上海市、中国石化集团、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等多项省部级科研奖励。主编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英语》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出版物奖（教材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