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里的教授，工厂中的科研 【改革开放再出发】改革开放四十年：华理与1978年——访谈俞金寿老师
如果没有乡政府的一次又一次动员，就没有他今后漫漫的求学之路；如果没有十余年的工厂调研经验，就没有他一版再版的《过程控制工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新风拂面，就没有他求新求变的科研理念，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拼搏，他就是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俞金寿老师。
没有“动员”就没有初高中
花梨先生： 俞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国家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教育机会难得而珍贵，首先，请您回顾一下大学之前的求学经历。
俞金寿： 我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周镇，镇上的小学就叫周小。1946年，我开始上小学，新式小学，但建在庙里面。一个班大概有20至30个学生，主要科目是语文和数学。1952年，我小学毕业。对小学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当时家里并不支持读书。我们农村子弟要回家帮忙干农活，一放学回家就开始做事，在家里几乎不读书，再加上我母亲去世得早，家中只有我和哥哥两个孩子干活。
小学毕业后，我们村里没有初中，所以，我本来打算不继续读书了。结果，乡政府到我们村里动员，鼓励我们镇上所有的小学生到海宁二中读初中。我和家里商量后，觉得可以，就去念初中了。海宁二中离我们家有12里路，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我周一到周五都住在学校，周六上午上半天课，下午启程回家。回想当时，夏天烈日如火、冬天寒风凌厉。每次都是太阳当头照时出发，到家时日头都西移了几分，鞋子上也沾满了泥巴。幸而，当时我还是小孩子，精力充沛，也不觉得多么辛苦。周日回到家，我来不及休息，立刻从“学生”变成了“农民”。我们那儿土地肥沃，蚕丝产量大，一年可养蚕4次，其中两次大产量，两次小产量，农民一年四季都很忙碌，我一回家自然也是要帮忙的。
初中毕业后，我本打算考师范院校，因为师范院校念书不需要学费，读完书出来就能当老师，就可以经济独立了。但是，当时考师范院校非常困难，我们镇只有一个学生考上了。无奈之下，我想着试试高中，考上就去，考不上就回去当农民。我们周镇一共有20多名学生参加中考，最后只考上了3个人，我便是其中一个。虽然考上了，但家里并不乐意我去读书，结果，乡政府的人又来家里动员，和我父亲说，“你儿子考上高中很不容易。”家里人这才同意我去读高中。
机会得之不易，上了高中，我心里就绷紧了一根弦，一定要好好读书！高中三年我都非常刻苦，成绩也比较好，我们当时没有分文理科，九门功课都要学，我最好的科目是数学，最差的算是英语，几乎是“哑巴英语”，口语、听力没有得到多少训练。高中时，我们参加了非常多的“下乡劳动”，和同学们一起劳动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一般是种菜、卖菜，卖两斤西红柿能得一分钱。那时虽然辛苦，但更多的是快乐，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体会我们当时的酸甜苦辣了。
误打误撞的“开门大学生”
花梨先生： 我们了解到，1958年，您来到华东化工学院学习，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所学校呢？又为什么选择化机系化工自动化专业呢？
俞金寿： 高中三年转眼而逝，毕业时，我又面临着选择。高考前几天，我还在和家人讨论到底要不要参加高考。当时的农村已经不是很贫苦，每年的土地收成也不错，我觉得在家里种地也蛮好。不过，高考前一天我还在家里做农活，第二天也稀里糊涂地去考试了。
结果，我竟然考上了！连高考都在犹豫的人，填志愿就更迷糊了。我根本不了解各个大学的情况，只想着不要离家太远。我朋友就给我出了主意：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志愿就是华东化工学院（注：华东理工大学前身），最终，我被第三志愿录取了。至于专业，都是被分配的，当年10月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自己所读的专业，我们并不清楚分配的原则，更不了解这个专业究竟是学些什么，不过既然来了，那就读吧。
花梨先生： 您在华东化工学院度过了美好的5年大学，请您和我们分享其中的一二故事。
俞金寿： 刚到上海时，我一无所知，根本不了解大学是怎么一回事。那年，我才19岁，第一次出门远行，第一次买火车票，背着衣服和被子，架着一个脸盆，就单枪匹马地“闯”到了上海。我的心情又激动又紧张，根本记不清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只记得在上海火车站北站下车，兜兜转转又坐了好长时间的公交车才来到学校，这才正式在上海落下了脚。上海真使我开阔了眼界，我第一次看见抽水马桶、第一次见到汽车、第一次见到淋浴头。要知道，我们在乡下没地方洗澡，打水也特别麻烦，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提水，夏天用毛巾擦擦身体就解决了，冬天太冷，更不会洗澡了。上海的生活条件好得超出我的想象，作为一个从农村来的年轻人，我心中充满了对大城市的感慨。
经济上，国家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大学的学费全免，每个月还给我12元的伙食补贴，基本上解决了我的伙食问题。大学里的饭堂非常好，我们初中的伙食标准是一天二毛二，高中是一天三毛钱，大学一下子就涨到四毛钱一天！饭堂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的饭菜都是满满当当的，有荤有素，比我在农村吃得好多了。在家里，我们每天吃的都是野菜、咸菜，好的时候加些豆腐，就是“美味佳肴”了。因此，刚到大学时，我在生活上过得非常幸福。不过，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爆发，我们的饭开始定量供应，有时会吃不饱。
1958年，学校化机系化工自动化专业第一次招生，我们是“开门学生”。当时，我们专业有30多名学生，其中好几个是“工农调干生”，还有2名复员军人，他们的年纪都比我们大，二十八九岁左右。因为从农村来，我的专业基础很薄弱，刚接触专业知识时，感觉非常吃力，只能将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一年我上课还有些吃力，第二年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在班上能排到前几名。那时候，我周一至周五上课，周六下午洗衣服、补袜子，周日继续学习、复习功课，生活虽然有些单调，但很充实。
除学习外，大学期间我们一共进行了4次实习，第一次在校内金工厂进行金工实习，第二次去上海硫酸厂进行2周的认识实习，第三次去上海综合仪表厂做生产实习，第四次去兰州302厂进行4周的毕业实习。
印象最深刻的是兰州之行，我们是1962年冬天去的，去了将近40个学生。兰州的条件非常艰苦，大冬天十分寒冷，我们一行人都住在泥砌的房子里，凛冽的冬风呼啸着穿过门缝，猛烈地吹打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的伙食也很不好，连续15天一日三餐都吃大白菜，一点荤菜都没有。白菜里还有一股羊骚味，可能是用羊油烧的，我们好多人都不习惯，每次吃饭时都愁眉苦脸的。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我们每个人每月有半斤猪肉的定额伙食，然而，这猪肉并不是平均到每天的饭菜里，而是突然某一天一下子就给你炒了半斤猪肉，我们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那种逼着自己把半斤猪肉硬塞进嘴里的感觉，真是五味杂陈。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几十个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感觉非常宝贵。
“我们要去北京见毛主席”
花梨先生： 1963年，您本科毕业后，选择了留校任教，请问您为什么会走上学术之路呢？当时又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华理任教呢？
俞金寿： 当时，我们学生并没有择业自主权，我们被安排留校任教或者分配到边疆工作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专业因为是第一届学生，最后分配的工作都不错。上海留下了7人，留校3人，外边工厂里也留下了4人，还有20多人被分配到了北京的工厂或者设计院，还有一些人被分到了其他地区，但都分到了不错的职位。
3个人留校任教，我是其中一个。现在想来，能否留校任教主要有两个考核标准，一是成绩比较好，二是政治考核过硬，我们3个人都是团员，其中一个还是党员。得知分配结果后，我父亲非常开心，而我的心情有些复杂，既开心又紧张——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的学生，突然要当老师了，感到责任很重大。
1963年留校后，我被分配到自动化教研室，并到电工教研室进行基础锻练，主要是带电工实验。我们上大学时学过电工，比较好上手。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一年后回到自动化教研室。整个教研室不是很大，共有25个教职工。我回到自动化教研室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专业研究，而是查账。查账要求很细致，连几颗螺丝钉都要统计出来，查账工作一做就是两三个月。1965年，学校在四川自贡建分院，学校要求我们给工厂进行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于是我和化机、无机化工专业4位老师一起带着30名学生到四川自贡工厂工作。工厂的制盐技术效率不高，纯度也不够，为了提高制盐效率和纯度，工厂正在进行国内第一套真空制盐装备试验，但自动化水平很低。于是，我们进行了自动化方案试验，完成了自动化设计，并到北京向轻工部作汇报，得到了认可。回自贡后，我们打算开始设计和实施方案了。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回到了上海，工厂工作就告一段落。
回到上海，上海已经是另一番天地。学校里充满了各种活动，各处贴满了大字报。全国各地开始流行“大串联”，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大串联”有去北京的，也有去井冈山的。我也参与其中，和3位老师从上海到北京。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旅程混乱、迷糊、充满了不知何谓的热情。去串联的老旧绿皮车里挤满了人，座位上、地上都塞满了东西，想转个身都困难。绿皮火车开得真慢，火车开开停停，坐了三天三夜才到北京，我们每次往窗外看，都不知道到了哪里。到了北京，我们待了几个礼拜，基本上就是四处游玩，把北京每个高校都逛了一圈，每到一处都有学校负责接待我们，免费安排我们吃住。1965年11月15日，最激动的时刻到了，我们要去天安门广场见毛主席了。那天，我们都激动得睡不着，不到5点就爬下了床。走到大街上一看，真是人山人海，放眼望去，黑压压地看不到边际。我努力跳起来，也被前方的人头挡住，更别说看见毛主席了。夜晚，激情燃尽，我们就回到住宿的地方——学生教室。冬天的北京寒冷彻骨，我们每天睡在教室地板上，身上都是虱子，又冷又累又苦。我思来想去，决心回来上海，不再继续“大串联”。
回到上海后，我开始接待从外地到上海来“串联”的学生，同样安排他们的食宿，然后他们就去各个大学参观、开会，和我去北京大串联的情况是一样的。大概到了1967年，全国“大串联运动”才告一段落，那期间，正常的教学活动几乎都停滞了，全国上下都沉浸在高昂的情绪之中，青年学生们到处闲逛，几乎没读到什么书。
1968年，学校开始复课，我和两位老师一起去吴泾化工厂给“动630班”学生上课。现在回忆起来，这段在工厂里上课的时光是非常美好的。这批学生从1963年入校，到1965年底之间基本没有读到书，此时复课上学，他们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学习积极性很高。我们也十分尽心，竭力想把自己所学所能教给他们，我们就在化肥生产的楼层里上课，手把手地教他们，仪表怎么用，自动化是什么，专业有什么新发展。因此，我非常熟悉这些学生，他们认真、刻苦，一心想要好好学习。但是，三个多月后，我又被叫回学校，接着到其他地方工作。当时，很多老师被分到农村劳动，而我的运气比较好，被分到“市外文敌伪档案清理”，先后到复旦大学、上海市体委、淮海中路的上海党校看外文敌伪档案，此项工作结束后，又被分到工厂里搞教育革命，在上海试剂一厂和上海炼油厂劳动和教育革命近一年。1972年5月，我加入由浙江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和华东化工学院等院校10位教师组成的“化工自动化编写组”。我们从上海出发去四川长寿化工厂、泸天化、兰州302厂和304厂、北京维尼龙厂、上海炼油厂等地调研，最后在浙大编写教材，并完成了我国第一本《化工自动化》教材，于1973年11月由燃化出版社出版。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到了1973年才开始缓和。1972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生”。1973年，我迎来了“动730班”工农兵学生。这批学生的知识水平普遍都不高，偶尔有几个拔尖的，但大部分的专业基础都很差，好在他们学习都非常认真刻苦。当时没有班主任，但是他们都亲近地叫我班主任。当时我也年轻，和学生的年纪差不了几岁，把他们从大一带到大三，参与了他们大学里的所有活动，去上海制皂厂、金山石化厂开门办学，到苏州溶剂厂指导“小石油裂解与分离自控”设计，和他们一起下乡劳动。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聊专业知识聊家常，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非常好。如今，他们还会给我发祝福，他们中大部分的学生名字我都能够叫出来，今年我80岁了，他们班还专门为我祝寿。
改革让学术放新春
花梨先生： 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时，您已近不惑之年，这一前后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请问改革开放对您的人生经历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俞金寿： 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农村里的小孩才有机会上大学，而不只是农民一条出路。对我而言，宛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在那之后才可以一心一意地做研究、搞教育，不担心政治运动再席卷而来。
1981年起，我一直负责本科生的一门主干专业课《过程控制工程》。这门课非常重要，同学们也感同身受，他们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能真真切切用得上。自动化专业其实就是学习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掌握自动化系统的设计等一系列知识。而这一整套流程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过程控制工程。这门课主要给大三学生开设，我从1981年一直上到1997年，整整16年的时光。第一届学生是1982届，他们这一届是我教学生涯中遇到的最努力的一批学生，我和他们也十分亲近。
对于《过程控制工程》这门课，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上得的确不错，这和我在工厂积累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从上学到工作，我在厂里待了很长时间，不仅在大学期间四次下厂工作，文革期间又在厂里工作了近两年。可以说，我非常了解工厂运作的实际情况，这对我上课非常有帮助。2004年，我们开始申报精品课程，我才重新回到校园里录制教学视频，2009年，我们的课程获评“过程控制工程国家精品课程”。
如果有人问我：“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还愿意当老师吗？”我的回答将是肯定的。我非常喜欢上课，回想起年轻时当老师，我和学生们非常亲近，1960年代的那几批学生现在还和我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时来拜访我，和我聊天，关心我的身体和生活，我去哪里出差都有学生接待，这些都让我感到高兴而温暖。我知道，大学里有很多学者不愿意当老师，但我真的觉得师生关系非常美好。
花梨先生： 听您这样描述，我们也很感动。我们了解到，您在教材编写上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得到专家同仁们的一致认可，请您谈谈其中的心得体会。
俞金寿： 1988年，蒋慰孙教授与我编著的教材《过程控制工程》正式出版了，获得1992年“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国家级）”，国家奖励我们一万元。这可是一大笔钱，那时，我们的工资刚从60多元涨到100多元，这么多奖金就分给2位主编老师，我们非常高兴。1999年，《过程控制工程》出了第二版， 获得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2007年，《过程控制工程》第三版出版，获得2011年“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二版、第三版教材的编写工作主要由我负责。2011年，《过程控制工程》第四版由高教出版社出版，2012年2月获得“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因为这本书非常契合实际，所以它在石化企业中颇有名气，无论是新疆、山东，还是广州、茂名的石化工厂基层工程技术人员都喜欢这本书，亦受到兄弟院校的欢迎。
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我们学校一共有40多本教材入选，我主编写的《过程控制工程》《过程自动化及仪表》《过程控制系统》3本都入选了。在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我们学校一共有10余本教材入选，《过程控制工程》又是其中之一。
谈到编写教材的体会，我认为日常的实践积累非常重要。我平时去企业上课或考察时，都非常注意观察工厂的实际运作，了解工厂的实际困难，而这些都可以成为我编写教材的素材。我曾经去过金山石化公司、高桥石化公司、安庆石化公司、扬子石化公司、泸天化、四川化工厂、兰化公司、广州石化公司、山东齐鲁石化公司、乌鲁木齐石化厂、茂名石化公司、吉林化工公司、葫芦岛石化厂等工厂讲“先进控制技术课”、做项目研究。其实，工人们非常需要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而非单纯地讲自己的内容。
花梨先生： 在过去的时间里，您作为硕士和博士生导师，为华理及我国的科研事业培养了一批批人才，请问您对您的硕博士有什么样的要求？
俞金寿： 我培养了37名博士、100多名硕士和大量本科生。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做科研第一要踏踏实实，不要浮躁，不要一入门就想着求新；第二要契合实际，真正地为解决工人实际困难而服务。我们毕竟是工科专业，不能离实际工作太远。所以，我经常带着我的研究生去工厂考察，有时一去就是好几个礼拜，和他们一起在现场分析问题、设计方案。我也常常和他们强调，我们专业以前叫“工业自动化”，现在叫“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无论前后，我们都是要通过技术设计来解决工业的具体问题，所以，研究问题不要求“大”，而是要求“细”和“实”，如果你的研究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我们科研的目的。
花梨先生： 您从事学术研究数十年，科研成果硕果累累，在科学研究上，请问您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年轻的老师们吗？
俞金寿： 做科研第一要踏实，只有踏踏实实地做事，才能出成果。1988年，我评上了教授，当时只有49岁，这在当时并不多见。5年之后，我评上了博士生导师，当时整个学校可能也只有20多位博士生导师。但是，我并没有赶上“出国热”，我的英语听力不行，只能专心在国内搞科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无论身在何处何种境地，一心一意做事情才是根本。
花梨先生： 您在重视教学的同时，也致力于科研，同时进行着多项研究项目，请问您如何看待“教师”和“学者”两种身份？又是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
俞金寿： 我一直认为科研和教学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名大学教师，如果科研水平不行，那么肯定上不好课；如果课堂教育做得风生水起，那他的科研也随之发展起来。就我而言，我从具体的科研项目入手，科研积累成了我的“库存”，对我的教学非常有帮助。如同《过程控制工程》这门课，每次，我都会在课上讲许多实际的案例，这样课堂才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否则都是夸夸其谈。而这门课的老师如果没有去企业实地实践过，仅仅是讲自动控制的理论，那则非常简单，因为理论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这些理论能不能落到实际，这就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此外，我也会时时更新我的教案，每年上课都会加上新的内容。每年都会有很多新的专业书籍、新的工业难题出现，需要我们时时关注，与时俱进。
“泼冷水”背后的用心
花梨先生： 我们了解到，您先后担任华东理工大学多项行政职务和学术职务，站在不同的位置上，请问您如何看待华理化工自动化专业这一学科未来的发展？
俞金寿： 对于这一专业未来的发展，我有两个感悟：一是要拓宽专业研究领域。我们现在的专业教学基本上针对的是化工、石油化工企业，但实际上我们是“自动化专业”，不是“化工自动化专业”，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把轨道交通、交通整治、商业自动化等行业都包括在内，不局限于一隅。二是要创新，我们学习了很多国外的先进技术，也引进了很多的先进设备，但我们必须想办法进一步把它们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为我们所用。
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和我们读书的时代相比已是千差万别。记得大学刚毕业时，我们去兰州实习，兰州化工厂进口了一批苏联的仪表，仪表操作书上的操作规则不允许我们看。我们就想了个法子：每个人背一条操作规则，出来后再把每个人背的操作规则整合成一套，这才把苏联仪表的操作规则完整地拿到手，让我们得以学习和研究。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硬件设备水平越来越高，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但我们在软件上仍和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软件上的差距并不体现在具体技术上，而是体现在技术的应用上。我们开发了许多软件，并没有长期投入实际应用，尤其在自动化工程上，仍有非常大的应用空间。比如，上世纪60至70年代，电视机不容易开，需要调非常多的参数后才能正常打开，现在按一下遥控器就自动开了。我们花了很多心思，才让电视机像“傻瓜相机”一样变成“傻瓜电视机”。我多么期待，我们的仪表自动化系统也能像“傻瓜相机”一样，通通自动化，这样能够解决多少工业操作上的难题。所以，有时自动化专业开会，我一着急，就容易给大家“泼冷水”，强调一定要加强基础自动化建设，而后再去做智能控制、优化技术等等。我真希望企业里的技术可以尽快提高上去，但往往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
1993年，我卸任系主任一职后，一方面继续在学校里上课，另一方面在社会中担任一些其他工作，我曾多年担任中国自动化学会过程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化工学会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我卸下前职，但每年依旧参加学术会议，了解当下的专业发展情况。每年，我还会给“中国智能制造大赛”担任评委，至今已经十余年了。
花梨先生： 多年来，您同时身担教学、科研和学术多项职务，工作压力应当不小，请问您在工作之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舒缓压力？
俞金寿： 我舒缓压力的方式主要是散步。从1990年代初开始，我每天早上都会和朋友出去散步，一行十几个人，一次大概走1个小时，边走路边聊天，非常畅快。无论酷夏寒冬，我们都风雨无阻，从年初一到年三十，没有一天休息。有时人多能有十几个人，有时人少就三四个人，反正无论多少人，我们都会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散步的时候，我和朋友们既聊国家大事、专业发展，也聊生活琐事、家长里短。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压力也就不知不觉地减轻了。现在退休了，我每天早上走路一小时，下午走路一小时，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
花梨先生： 从化工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到现在，您在华理度过了50个春秋，作为老华理人，您见证了学校的改革和发展，请问您对学校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俞金寿： 2009年，我满70岁退休，退休以后又返聘了5年，所以，我75岁才真正离开了学校岗位。学校发展到现在，成就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校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年轻人，他们都成为了优秀的学者。另外，学校的硬件设备也比以前好了得多，特别是奉贤校区，校园非常漂亮，当然也有遗憾，奉贤校区周边环境的基础设备还没有配套起来，在那边生活依旧有诸多不便。从科研经费的角度上看，现在的科研经费比以前宽裕得多，以前，我们自控系一年的经费是15万元，差旅费一共是5000元，现在，教学与科研经费动辄一年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与以往相比条件好了太多。
花梨先生： 请问您对华理的下一个十年有怎样的期待呢？
俞金寿： 要发展好自动化专业，人才仍然是最重要的。现在要引进优秀的人才很难，不如多花心思在培养人才上。另外，学校的培养生态也非常重要，我们把人才引进来后，必须要有比较好的环境给年轻人发展，这样学校才能更上一个台阶。也希望我们学校能够早日成为“双一流”大学，能够有更多的专业成为一流学科。
花梨先生： 从大学起，您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几十年，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您能否和我们谈谈您所感知到的上海变化，以及改革开放在上海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俞金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是通信和交通的变化。我们念书的时候，只能通过电报和家里人联系，后来有了长途电话，但需要先登记信息等几小时才能打电话，非常不方便。再后来，BB机和手机流行起来，通讯设备一下子突飞猛进。交通方面，以前买车票非常困难，长途列车也非常慢。我从上海到南京要6个多小时，从上海到杭州也需要4个小时左右。现在火车、飞机都非常发达，我们要外出调研、搞项目、开会方便多了。此外，市政建设也发展得很快，城市漂亮了很多。
现在科技发展这么迅速，我也在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2000年左右，我已经60多岁了，我的学生教我用email，后来我又开始学习用微信，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要不断和外面的世界交流才好！
俞金寿老师个人简介
俞金寿，男，1939年8月出生，浙江海宁人，华东理工大学二级教授。1963年8月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化机系化工自动化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8月晋升为教授，1993年9月担任博士生导师，1993年10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石油化工自动化编委会副主任、化工自动化及仪表编委副主任、自动化仪表编委。
先后主编和参加编写出版了《化工动态数学模型》《过程控制工程》《过程自动化及仪表》《信息科学与工程》《工业过程先进控制技术》《过程控制系统》等30余本著作。《过程控制工程》获1992年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国家级），《过程控制工程》（第二版）教材获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过程自动化及仪表》获2007年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过程自动化及仪表教材建设与应用实践》2009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等16项奖。
主持与参与国家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博点基金，中石化科研项目等,在国内外杂志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400余篇，“工业过程微机优化控制”“酮苯脱蜡装置最适处理量和脱蜡油收率优化控制”等9项科研成果先后获国家教委、上海市、中石化科技进步奖。2009年获中国过程控制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