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创业者减少畏惧感 代表委员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

　
      访谈嘉宾：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金东寒

　　培育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火花”

　　解放日报记者：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一种创新的“土壤”包含哪些要素？

　　寿子琪：创新创业是一个复杂系统，这个系统应包括认识、心理、基本技巧和环境等要素。从认识上说，全社会要有一种共识，不要把创业“成与不成”看得太重，不要强调为创业而创业。创业成功最好，即使创业不成功，创业者在为人处事、社会阅历、性格意志等方面也会经受历练，变得更成熟。就创业心理来说，要让创业者保有兴趣，减少畏惧感，让他们觉得创业风险比较小。这方面政府可以有所作为，比如我们正在做的“创业苗圃”，让创业者在无成本、无风险的情况下先来玩，“创客”、“车库创业”等也是在玩的过程中产生的。

　　现在我们对创新创业想了很多方法，但很少考虑“源”的问题。其实，创新创业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做。有了氛围，创业者才会热血沸腾，这是最基础的“火花”。缺创业技能可以教，缺资金可以有资本跟进，如果没有创新“火花”，政府部门那桶油浇上去也燃不起来。深圳的创业氛围就很好，在那里，扫地的、做工的都有做老板的梦想。

　　金东寒：说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都会想到美国的硅谷。在硅谷，每年新诞生企业13000家左右，每年淘汰企业10000家左右。尽管淘汰企业处于高位，但创新创业者接续不断，而新诞生的企业会吸引新的创新要素，释放增量活力，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剖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硅谷的创新创造支撑体系、环境氛围臻于成熟。在那里，创业者可以找到所需的各种创业资源，项目、风投、人才，以及法律支持、企业管理咨询等配套服务，不仅创业活动得以便利化，也明显降低了创业成本。

　　硅谷还拥有冒险精神、宽容失败、尊重能人、合作共赢等独特的创新文化。其中，独特的创新文化和公认的社会价值体系是关键。正是这种独特的创新文化以及社会价值体系，为构建硅谷灵活的创新机制、汇聚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促进科技创新迅速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让各种要素“化学反应”

　　记者：上海一直被追问为何出不了“马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寿子琪：我们不必纠结于一些既成事实，要研究的是将来谁会取代“阿里巴巴”、“华为”等行业龙头，要有前瞻意识、提前布局，当然也要对我们创新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上海创新创业总体是有优势的，创新资源相当集聚，开放度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反映在环境方面，全社会包容开放的创新氛围存在不足，各类专业化知识服务机构和服务人才总体缺乏，金融为企业科技创新服务的方式和途径有待拓展，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尚待提升，创新软环境还不尽如人意。

　　金东寒：在我看来，我们有些政策导向并不适应创新创业活动的规律。比如，马云并非毕业于知名高校、偏科严重，如果按照“积分制”管理的要求，根本进不了120分的范畴，更谈何作为引进人才直接落户。如何让真正有梦想、有行动力、有执行力的创新创业者进得来，我们的政策必须遵循人才发展的规律进行调整。

　　记者：这些问题怎么来解决？

　　寿子琪：政府需要做好经济制度设计，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符合社会需求的创新产品，“不打折扣”地被社会接受。对创业企业也好，对其他企业也好，都应该采用通行规则。对刚起步的创业者或者中小企业，政府应该给予更多引导和支持，譬如在政府采购中，应更大程度采购小企业的产品，哪怕有点小小风险，哪怕不是很成熟，也要对创业企业给予支持。政府还要为创新创业搭建平台。我们现在需要搭一些非研发类的服务平台，比如技术转移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创业孵化器、公共服务平台等。我觉得，创新创业最好的环境，就是人人都来玩，人人有收获。而最坏的环境是：人人都来玩，人人玩不转。

　　金东寒：毫无疑问，建科创中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也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和综合协调作用。特别要重视吸引创新要素集聚，并要有一套制度体系，促使这些要素有机结合，发生化学反应，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创新活力。

　　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加强市场监管，维持良好公平的市场秩序，发挥政府采购的市场牵引作用，并努力改变侵犯知识产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不合理局面。

　　职能部门重心需往前移

　　记者：我们发现，过去对科技创新“求大”、“求快”，创新扶持对政府部门来说，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政绩感”。

　　金东寒：政府有怎样的“政绩观”，确实影响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的形成。有的企业，不把主业放在创新研发上，而是看哪里有投资机会就“一窝蜂”拥上去挣快钱，当地政府为了引大项目体现政绩，不看企业是否真的有创新能力就给予配套政策支持，结果越陷越深。必须转变政绩观导向，落实到具体的政府投入方式上，必须进行优化，确保资源向创新做得好的企业集聚。

　　寿子琪：过去政府有一些点球式、供给型、攀比型政策，这些政策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现在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催生了一批如研发外包、专业平台、孵化投资、创客组织、专业技术转移服务等新型服务机构，他们为企业搭建资源平台。职能部门需要将工作重心再往前移，扮演“天使”角色。比如将创新资金扶持对象前移至成立五年内，年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内的高科技企业，甚至还可以前移至成立2年内，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的创业企业。创新创业重在前期，然而此时企业最缺乏支持，政府就该在此时伸手扶持，虽然不会出彩，也要提供帮助。

　　记者：服务移向前端，收获交给市场，政府部门会不会有“失落感”？

　　寿子琪：不应该说是失落感，应该是政府职能的回归，回归到政府正确的行政行为上。创新创业，政府需要“放”，比如在体制机制上，需要简化和促进技术类无形资产交易、放松新兴行业市场准入管制等，再如对“四新”经济，政府不要忙着去作界定、设置限制，新生事物要看其本身的合理性，而不是用原有的规则去对待它。政府要“放”，就要把更多事务交给社会力量参与。最近我们支持建设了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不设机构、没有编制，市场化运作，就是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