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跳出“万宝华”，看企业问题出在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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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 图 |
围绕万科、宝能、华润三方的商战愈加复杂。有人认为，“万宝华”之争，将会成为一个经典案例，写在中国商业史上。
支持王石的，可能认同他的情怀。但也有人认为资本总是逐利的，就看谁技高一筹，无需多谈情怀。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现代企业制度还在蹒跚学步中。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全社会而言，真正值得探讨的不是三方谁胜谁败，而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构建现代商业文明，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
我们为此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宪教授。
解放周一：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至今，一个亮点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其实创始人被董事会赶出去的事，西方类似案例不在少数。经营方和投资方，两者的矛盾究竟有没有一个标准去评判？
陈宪：说实话，“万宝华”现在的具体细节，外人难以言明，何况事情还在不断变化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从中琢磨出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引以为戒。
现代大企业大多会面临一个问题：内部人和外部人。最早，美国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内部人控制”理论。
投资人是企业的外部人，而经理人是企业的内部人。在企业现实的发展中，很可能一系列大权都掌握在经理人手中，股东很难进行监督，由此导致经理人控制公司，即“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权力过分集中于内部人后，两者之间就容易发生冲突。
一般而言，外部人更重视公司价值，比如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内部人考虑更多的是做大企业规模，因为他们的收益与企业规模挂钩。两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甚至会发生冲突。而发生冲突时，内部人可能就会欺瞒外部人，而外部人也想干预企业经营。
不难发现，此次“万宝华”之争，再一次印证了青木昌彦的“内部人控制”理论。比如此前外界就存疑，万科的内部人引入深圳地铁这件事，有没有与外部人、大股东华润商量过？而华润否决重组方案等行为，是否有干预经营的嫌疑？等等。
解放周一：两方的矛盾有解吗？
陈宪：最终要追求的是一个“均衡”，双方各让一步，或彼此博弈以后得到一个均衡的结果。公司治理也是如此，外部人和内部人都满意的完美制度是不存在的，只能尽可能让公司治理架构合理些，再合理些。比如内部人不欺瞒外部人，不侵犯外部人的利益；外部人也给足内部人足够的空间和权利，等等。
青木昌彦当时提出这个理论时，是基于对西方企业的观察。而中国市场经济才30多年，提供不了更多经验。倒是此次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中国式样本，来观察企业外部人与内部人的问题。
解放周一：投资人想参与企业经营，其实也无可厚非。为什么理想的状态是不干预呢？
陈宪：经营企业是一件十分专业的事情，尤其在一些特定行业，比如房地产。我曾经在上MBA课程的时候，问那些学员：假设有一个好项目，你们觉得找钱难，还是找人（团队）难？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找人更难。
这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今天，最稀缺的还是专业人才，以及由专业团队形成的企业文化。如果一家大企业，原有的专业团队已经得到市场认可，也逐步形成公司文化，凝聚起企业的价值观，可投资人收购之后，就想罢免管理层，组建新团队，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昏招”。这叫看人挑担不吃力。
30多年来，中国市场经济走过的路其实已经给出了许多教训。最早凭借上市获得第一桶金的那些公司，成功之后就比较自信，牛气冲天，觉得人家能赚的钱，我为什么就不能赚，于是纷纷再把钱投资到其他领域，并自己组建新的经营团队，这种“多元化”经营大多失败了。他们恰恰忘了，人家有人家的专业能力。一个成功的团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是经历了诸般磨合，走过坎坷，最终才摸索出一套自己的风格，成功是大浪淘沙后的结果。想替代原有团队同样成功，没那么容易。企业并购最大的问题，往往就是团队整合和文化整合。败在这上面的案例，不胜枚举。
解放周一：也有可能，投资人并不是真心想做好企业，仅仅想利用金融市场套利罢了。
陈宪：所以，对于重大的并购案，尤其是利用资本市场的并购行为，主管部门的监管非常重要。
市场经济的自由离不开规制，也就是监管。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繁荣的真谛》，书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扶持市场，而非扶持企业”。扶持具体的企业，会产生不公平的市场环境。顺着这个思路，政府监管恰恰反过来，应该是监管企业，而非监管市场。监管市场容易形成各种限制，影响市场环境。政府事中、事后监管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企业，尤其是一些特定行业（主要是指金融业）的大企业。在一个重大并购案中，各方操作是否合法合规，是政府监管部门应当密切关注的。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资本逐利、商人重利无可厚非，但一个健康的市场，必须对各种行为设计规制。玩资本游戏，需要遵循一套游戏规则。而这套规则就是为了保证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市场的均衡健康发展。
解放周一：所以您一直强调，对于中国市场经济来说，资本扮演什么角色很重要。
陈宪：对，在资本市场上，不管融资、炒股还是收购，都要设一些具体的限制条件，由此防止一些恶意行为。但我这样说，也许有人就会质疑，怎么定义“恶意”还是“非恶意”，那么，我们姑且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高杠杆行为”。
如果是高杠杆收购，难免用的是高利率借来的钱，这基本上是很难以企业本身的业绩作支撑的，外界就有理由怀疑你有套利的嫌疑，是为了推高股价后捞一把就走，而不是真心想把企业做好。
美国此前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与高杠杆有关。雷曼兄弟垮掉时，杠杆率超过20多倍。当时，“巴塞尔协议”只对商业银行的杠杆设限，没有对投资银行的杠杆设限。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把投行并给商业银行，其实就是在变相解决高杠杆问题，让投行适用商业银行的杠杆规则。
中国目前也没有对资本市场的杠杆做出具体的规制，这点需要我们警惕。譬如，去年“股灾”以后，就有专家建议，参照资产负债率、银行的“存款贷款比率”、“首付比率”等等，建立一套资本市场的管理机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杠杆率。
我这里有一个参考数据：美国资本市场，现在市值融资杠杆率为1.7%；前一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五大融资渠道（证券公司、融资公司、伞形信托、基金结构产品、银行质押贷款），融资金额约为市值的10%左右。这个数值就比较高了。
通过这个案例，我想再次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我们的金融市场，不能让一群人无视规则，或利用现有规则的缺陷，自娱自乐，追逐暴利，最终却打击了实体经济。
解放周一：许多中国企业主都认为，现在金融市场玩游戏比踏踏实实做实业来钱快。因而多年前，就有不少学者担心我们的实体经济受到金融的冲击。
陈宪：现在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企业成长的环境、条件、机遇很重要。而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对资本市场制定的游戏规则是否有利于创业创新。
大家现在公认，以色列的创业创新环境比较好，正是因为资本在其中扮演了好的角色。好的金融市场就应该让一文不名的人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同时又让买房或其他消费的老百姓能够得到便宜的贷款。金融市场并不是为高杠杆收购提供方便的。
情怀和企业家精神究竟重不重要
解放周一：此次论争，也让情怀和企业家精神再次成为热议。您觉得当下提企业家精神有无必要？
陈宪：假定当企业已经陷入了被收购的操作层面，此时经营者再来谈情怀，有点不合时宜，站在道德高地的效果未必好。道德是一种内省，你可以检验自己，但不能拿道德绑架别人。情怀本身不能成为阻止收购的理由。这也是为什么现阶段，大家反而对讲情怀有点反感。但同时，对收购这一方而言，资本需要监管。
这场争议，就看你在什么层面讨论，是收购的技术层面，还是道德的情怀层面，分别拿来说都没问题，但它们不能互为逻辑，混为一谈。
解放周一：那么您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陈宪：马克斯·韦伯曾经这样阐述理想的企业家类型，他写道：“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同时既精打细算又敢作敢为，尤其是冷静、坚定、精明、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他们的事业……这一理想类型的雇主羞于炫耀，并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开销，也不对自己的权力沾沾自喜……这种谦虚在他身上不是罕见，而是常态。”
总而言之，成功企业家身上应该是激励和约束两种精神的完美结合，这其实很难在一个人身上做到。因此，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非常稀缺的资源。
首先，企业主并不等同于企业家。创业首先需要经历两个试错：创业者试错，即“人”对不对；需求试错，即“事”对不对。完成这两个试错，他仍然只是一个老板，还必须完成第三个试错，才有可能成为一名企业家。这第三个试错就是人格试错。这个“人格”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如韦伯所描述的，他能不能在激励和约束中找到一种平衡，最终使企业和他自己或团队到达较高的境界。
经过许多人持续地试错，企业家精神只在极少数的人身上表现出来。它可能就是一种天赋潜能，这是复制不了的，但需要合适的市场环境和机遇。如果生错了时代，处错了环境，同样是出不来的。
中国如何诞生企业家精神
解放周一：今天的市场经济，如果只诞生企业主，不诞生企业家，会有什么后果吗？
陈宪：一般而言，我们说生产有三大要素：劳动、资本、技术。而这些要素，如何更好地组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就涉及企业家精神。谁来让资本与技术有效结合？谁来找到对的人才做这件事？大学、政府、科研单位可能只培养一个要素，他们自己组合不了，这件事必须依赖企业家去做。
美国人曾经写过一本书，试图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造政府，指望政府运作能够创新、更讲效率。所以，也可以说，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一种具体的职业，而是一种社会的价值精神，谁也别想明确定义它。
从本质上说，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天赋的创业创新精神，无法批量培养。它如此稀缺，但今天的社会又如此需要它。
解放周一：为什么诞生或形成企业家精神那么难？
陈宪：韦伯在书中描述，企业家精神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职业精神。实业型企业家，他们的职业精神在于能发展产业，给市场、老百姓带来各种满足；投资型企业家，他们的职业精神体现在能找到好的项目和人才团队，进而去发展实业，最终都是对社会整体发展有利的。
此外，企业家需要约束，法制约束、道德约束或信仰约束。在中国的当下，这些约束都比较弱，如法制约束，我们违法成本比较低，约束仍然比较弱。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不可能人为催熟，或者批量生产。这是急不来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企业家要有家国情怀、天下情怀。社会的财富、就业、税收，来自企业、企业主和企业家，通过他们的创业来获得。对于企业家群体，社会应该对他们有所包容；但他们自己也需要意识到，作为公众人物，必须自我检点和约束。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
并不是说这场争论到了具体操作层面，我们就不该强调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作为稀缺的要素，始终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始动力。一如德鲁克所说，企业家经济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
◇链接◇
那些影响世界的知名企业家
世界债主——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美国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更是纽约金融界的晴雨表，它是美国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华尔街的真正大佬就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1857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摩根旅行来到新奥尔良，靠咖啡生意赚了一笔钱。为此，老摩根对儿子的能力大加赞赏，给儿子在华尔街开了一间摩根商行。在这里，摩根开始了他的发迹生涯。
19世纪后半期，铁路的发展速度很快，他对几大铁路运营商进行重新规划。到1900年，在摩根直接间接控制之下的铁路长达10.8万公里，差不多占当时全美铁路的2/3。这种构想，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此前也有过，但并没有成功。而摩根并没有比洛克菲勒更雄厚的财力，却完成了，可见其手腕之高明。连洛克菲勒都承认，摩根调集资金的能力之强。
1912年，摩根财团控制了53家大公司，资产总额127亿美元。摩根后代继续扩张，财团更加显赫。摩根留下一个显赫的家族，留下首创的“联合承购国债”的华尔街惯例。
摩根家族的财富首先来源于金融业务，然后，转向对企业进行投资，占领美国支柱产业，维持巨大的财富来源，反过来又加强了摩根家族的金融霸权地位。摩根开创了“摩根时代”，即金融寡头支配企业大亨的时代。
钢铁大王——
安德鲁·卡内基
1835年11月25日，安德鲁·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古都丹弗姆林。父亲威尔·卡内基以手工纺织亚麻格子布为生，母亲玛琪则以缝鞋为副业。父母虽穷，却为人正直，始终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他后来和家人移民到美国，13岁起外出做工，从纺织厂的绕线工、信差、电报员，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为钢铁大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企业，成为一个时代的巨富。而后他又主动地、有步骤地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捐献了这一切。
石油大王——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183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里奇福德镇。16岁的洛克菲勒在美国俄亥俄州当过干货店职员，每星期赚5美元。22岁的洛克菲勒进入石油业，并于1870年创建标准石油公司。
1882年，他开创了史无前例的联合事业——托拉斯。这个极易聚集财富的结构使标准石油两年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集团企业。洛克菲勒成了蜚声海内外的“石油大王”。标准石油公司最后定名为美孚石油公司。1895年，56岁的洛克菲勒开始不露声色地逐步隐退，把事业交给他的儿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1937年5月23日，洛克菲勒去世，享年98岁。
报业巨子——
约瑟夫·普利策
约瑟夫·普利策于184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叫马口的小镇。母亲是德国人，信仰天主教，父亲是个有教养的犹太谷物商。普利策的哥哥早年夭折，他和妹妹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17岁时在“林肯骑兵队”当过骑兵，退伍后几经辗转投身报业。与当今拥有120亿美元资产的传媒大王罗伯特·默多克相比，普利策2.8亿美元的资产似乎少了点。但普利策却是世界公认的报业巨子。1911年10月，这位报界奇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
牛仔裤的发明者——
李维·施特劳斯
1829年，李维·施特劳斯出生于一个德国的小职员家庭。李维20多岁时深入美国西部，投入到美国加州的淘金热潮中。为了让工人们工作时穿着方便，他设计了牛仔裤，并获得了第一桶金。之后他创立了著名品牌“Levi’s”及李维公司。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维氏工装裤只是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非正式穿着。而李维·施特劳斯为扩大产品的影响，更是不断改进、创新，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当他1902年去世时，最遗憾的就是牛仔裤没有被普及，被所有的人接受。
然而，他的下一代继承了他的敬业、创新精神，运用优秀的广告，通过好莱坞影星、西部牛仔影片，终于把李维氏工装裤推向了全世界。
“可口可乐”之父——
阿萨·坎德勒
1851年12月30日，阿萨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他是父亲的第八个孩子。南北战争之后，他的父亲缪尔萨·坎德勒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家庭经济状况恶化。阿萨19岁就开始在药店当学徒，以补贴家用。后凭借其很高的商业天赋渐入佳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种药水，那就是畅销全世界的可口可乐。
他创立的可口可乐公司现在是全球十大著名企业，可口可乐品牌成了美国的文化象征，品牌价值400亿美元。
汽车帝王——
亨利·福特
亨利·福特于1863年7月30日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郊的一个小城，父母经营着一个农场，身为长子的福特被父母寄予了很大希望，希望他可以继续经营好祖辈的农场。然而福特并不适合在乡村生活，他渴望刺激的城市生活。
终于福特在竞争激烈的城市里创造了自己的事业。他发明了汽车，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其公司生产的T型车的产量一度占世界汽车产量的一半，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1947年4月7日，亨利·福特因脑溢血死于底特律，终年83岁。
（综合自网络）
来源：《解放日报》 2016.07.11 第11版 解放周一/见识
原文： 跳出“万宝华”，看企业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