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抗战烽火中，沪上“四大名校”弦歌不辍[图]

91岁的杨葆生，曾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教务长，现任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七一”之际，作为抗战见证者，杨老与“90后”大学生面对面交流，“日本侵华的罪行罄竹难书，不可饶恕的还有日军对中国教育机构和文化成果大规模地肆意损毁”。他的《即兴》一诗写道：“当年求学战事频，书桌难寻业不勤。工作辰光书恨少，晚晴始又白头吟”。  

抗战胜利后，杨葆生才得以在暨南大学深造，成为暨南大学解放前最后一届学生会主席。建于1906年的暨南大学，初建于南京，后迁至上海真如，抗战期间它为时局所迫举迁福建建阳，战后又返回上海，并在虹口东体育会路和闸北区宝山路两处成立临时校舍。  

据《中国高等学校变迁》一书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减少50％； 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达3360余万元。  

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命脉，并坚持抗战，东部地区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迁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及其团队研究认为，在抗战期间，因战争影响而迁移的高校约106所，搬迁次数共计300余次。譬如，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就被迫于1938年1月迁往昆明，后发展为西南联大。许多高校一迁再迁，据不完全统计，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迁校4次的有私立东吴大学和之江大学等8所。    

其中，堪称今日沪上“四大名校”的4所985院校，各自办学之初有国立、外办、民办不同渊源，其本校或其前身都在抗战烽火中演绎着生存发展、弦歌不辍的故事。    

沪渝两线办学  

交大走出30多名院士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使交通大学面临着生死存亡。学校一再向政府提出要求内迁，然因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师生被迫迁移到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等处租房上课。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学校师生或创办一些简易实验室，或租借工场设备，或直接在露天马路上进行实验，逐步恢复了大部分物理、化学等基础实验课。在上海继续办学的交通大学师生最多时达1000余人，少时不足700人。  

在交大撤离后，徐家汇原校址一度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难民营。1937年11月，日本宪兵队开进徐家汇校舍，设立“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交大所遗校产全部被占用。1938年4月，徐家汇大部分校舍让于原在虹桥路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随后，日本宪兵队将难民全部驱离校园，东亚同文书院师生进驻交大徐汇校园，摘下交通大学校牌，改挂东亚同文书院的校牌，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撤离。  

随着战争扩大，租界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化。为应对时局、保全校产、继续办学，1941年9月学校对外改称“私立南洋大学”。1942年夏，日军进入法租界，学校被迫由汪伪政府管辖。校长黎照寰愤愧辞职，钟伟成、沈奏廷、谭炳勋、李谦若、胡端行、陈石英、吴清友、钟兆琳、王蘧常等40余名教职员先后离校。有的后来辗转到重庆九龙坡交大本部，有的转到上海其他私立大学或工厂企业，还有的干脆待业在家，拒绝与汪伪合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后，交大与重庆国民政府间的汇兑已经完全断绝，办学经费枯竭，告贷无门，陷入绝境。  

现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长、党史校史研究室主任盛懿介绍，即使在上海租界办学的交通大学，这一时期也走出了一批知名校友，其中包括吴文俊、徐光宪及其夫人高小霞等11名院士，以及董寅初、王蘧常、许国璋等大师大家。  

在学生方面，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工厂企业纷纷内迁，内地交通工程建设任务繁重，急需大批交通工程和管理人才。奔赴内地、参加建设，成为在上海租界学习的交大毕业生的首选去向。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毕业生与在学学生中，也有一些人直接奔赴抗日前线，有去延安的，也有参加新四军的。如1938年就有电机系毕业生周建南、孙俊人、徐昌裕等3人，化装越过日军封锁线，通过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  

太平洋战争期间，重庆交大校友纷纷热心奔走，筹备渝地建校。1940年11月，交通大学分校（即交大渝校）就在重庆小龙坎诞生。当时，仅招收电机、机械一年级新生各一班，学生仅80余人，教职员10余人。1942年8月，交大渝校由小龙坎迁往九龙坡新校址，顺势升格为交大总校。当年10月，改称国立交通大学本部，由吴保丰出任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交通大学才由重庆回归上海。  

在这一办学战线上，至1945年8月，前后不到5年里，交通大学在重庆拥有9个系、2个专修科、1个研究所，成为囊括“陆海空”、门类较为齐全的工科大学，教育层次上以本科为主，兼有专科和研究生教育。尽管由于经费、师资等原因，没有恢复设置基础教学的理学院，但在学科专业上较抗战前已有很大的发展，为回归后的交通大学构建起了较大的发展框架，成为大后方高等工程教育的一朵奇葩。至抗战结束，学校已有43个班，师生1500余人。  

在整个重庆大后方办学时期，交通大学极力延聘从欧美各国留学归来的高端人才来校执教。其中，既有茅以升、倪俊、陈章、徐承燠、薛次莘、柴志明这样的资深学者，也有曹鹤荪、季文美、许玉赞、岳劼毅、马明德等30岁左右的一批年轻学人。他们此前大多在海外深造，拥有哈佛、麻省理工、康乃尔大学、芝加哥大学、伊立诺大学、密执安大学、英国特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高工、意大利都灵大学等名校学术背景。其中仅交大1934届毕业留学归来执教母校的就有11人之多。  

这些教师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毅然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怀着科学救国、为国育才的理想，将世界科技的最新发展带到大学课堂上，给学校人才培养带来强劲活力。比如，美国1942年出版的教材，1943年就已经在交大使用；张钟俊教授所开的《电信网络学》是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课程。  

在此期间，重庆交大走出包括21名两院院士在内的知名校友，其中就有茅以升院士。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就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并随校南迁贵州平越。1943年，茅以升被选为交大渝校土木工程“部聘教授”，在九龙坡授课两年多。  

交大学子则在校内掀起从军热潮，主要有应征军中翻译员、应征青年军入伍等运动。随着来华盟军日益增多，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社会上招募人员的质量数量都不能满足需要。1943年初，重庆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征调学生从军担任盟军译员，重庆的交通大学分得名额50个。截至1943年10月底，四年级学生全部应征，总计71人。  

1944年秋，日军大举进攻桂黔，严重威胁陪都重庆。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告全国青年书》，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时任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等24所大学校长联名致电，表示恪尽职责，踊跃应征，以雪国耻。  

不久后，交通大学便成立从军征兵委员会，开展从军动员。至1945年2月，交大学生参加青年志愿军45人，政工人员5人，女政工人员1人，海军81人，空军高级机械班17人，空军飞行及领航12人，译员16人，总数达177人，占1944年度在校生的13.21%。  

校史研究发现，1940年秋考入交大沪校机械系的学生杨大雄，1942年春转赴交大渝校就读。1943年11月就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应征战时译员，在国民党第79军担任美军翻译官，多次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1945年6月，他在柳州前线与日军遭遇，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年仅25岁。1997年1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来源：《解放日报》 2015.07.06 第12版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特刊  

原文： 抗战烽火中，沪上“四大名校”弦歌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