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后单位”背景下，个体如何汇聚成群

有人曾经说过，在上海，如果不知道“柏阿姨”，那你就“落伍”了。与一般的偶像、明星不同，“柏万青现象”展示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草根社群力量——它吸引不同阶层的群体汇聚成功能广泛、形式多样的公益和志愿服务的庞大队伍，形成价值认同和集体行动。这个现象何以形成？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日前，在上海社科院举行的《柏万青现象：黄浦江边的中国社会》出版座谈会上，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

少一些行政主义

《柏万青现象：黄浦江边的中国社会》（徐中振、杨雄、刘春荣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通过“柏万青现象”，梳理草根社群的形成脉络与发展逻辑，探究个体走向群体、社群组织融入社会体制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社群、社会与国家体制的关系和趋向。

谈及为何会关注并长期追踪研究“柏万青现象”，上海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中振坦言，最初是因为好奇，“当初搞社区文化建设研究，发现上海很多社区都办不起来，只有静安寺街道柏阿姨办得很红火。”随着接触的增多，柏万青身上的典型意义让徐中振有了更多思考。现在很多人谈到柏阿姨，第一反应就是电视上的“老娘舅”。但在徐中振看来，“老娘舅”只是柏万青十分之一的工作内容，“在这一现象背后，我们能感受到‘后单位’背景下个体走向群体、走向社会、连接国家的独特路径。”

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刘春荣归纳了“柏万青现象”的六个特征：一是规模宏大，仅中老年交友沙龙就有1万多人。二是跨界动员，不仅动员老年人，也动员中产阶级，通过跨阶层、跨界、跨群体把各种资源衔接起来。三是跨地域。四是多功能，包括社会矛盾调解、老年人社交等，功能不断延伸，从而使边缘群体、利益表达能力比较弱的群体、社会能见度非常低的群体能够得到表达和交往的机会。五是有持续性。六是避免对抗性。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追随柏万青？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认为，在高度利益化和诚信缺失的时代，柏万青提供了一种诚信纽带。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在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找到了价值和意义。

当天的座谈会上，柏万青本人也到场发言。她深切感到，社区要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做的是政府做不了的事，因此最好少一些行政主义，去掉一点形式主义。“我做‘老娘舅’，不一定每个案子都能调解好，但要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做，要最大程度弘扬社会正能量。”

通过“再组织”达到社区提升

柏万青时常流露这样的担心：“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够么？”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杨雄认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柏万青现象”的要意在于——通过“社区再组织”达到“社区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这座国际大城市，确实需要有更多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柏万青”。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法哲学的基础，黑格尔法哲学讲得很清楚，法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抽象法，即外在的法；二是主观法，即道义；三是伦理，即实在的法。外在法或者抽象法要有实际效果，必须适应一定的道德状况和社会伦理。随着社会逐步扩大，抽象法作用必须加强，但如果仅仅以为抽象法能解决所有问题，也是不对的。中国不少问题是靠伦理的方式，而不是抽象的方式来解决的。所以，发展志愿者、调解员队伍，既符合中国传统，也符合当下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

上海社科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提出，柏阿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她的思路和逻辑是七八十年代的，很多人佩服柏阿姨，但她能否被80后、90后、00后所接受？她的话语体系、观察问题的角度，如何为更多社会群体所接受，并推动代际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希望上海涌现越来越多样的“柏阿姨”。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才会充满活力。

“现在讲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社会治理也需要自组织参与。政府要么是块，要么是条，条块总是有管不到的地方。有了社会组织，很多问题老百姓自己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解决。”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呼吁，学者不能端着肩膀做事。“柏万青现象”有社会学的问题，有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的问题，也有历史传承问题，还有哲学问题，非常值得研究。

本次座谈会由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上海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思想汇”联合举办。

《 解放日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