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和政治学角度看二战与德国政治制度的变革

2015年10月29日晚，第203期博士沙龙拉开帷幕。本期讲座邀请到的是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李乐曾教授，李教授就历史学与政治学两个视角与大家共同探讨了二战后德国政治制度的变革。通过整个讲座学习，大家更加深刻领会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反思与探讨这个曾经的二战战败国战后政治发展轨迹对于现代具有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德国政治历史与文化溯源

德意志民族国家发端于962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历经1000多年波诡云谲，直到发展至今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然而即使历时弥久，李教授认为：历代德意志民族政治精神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始终一脉相承、无法割离的。

进一步放开眼界，李教授认为：研究德国史的同时离不开对欧洲史的研究，探讨德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同时自然也离不开探讨其与欧洲政治制度发展的联系。从此横向维度分析，李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德国与英、法两国政治历史发展的区别。

首先，从政治历史角度观察，教授提出：德国在与英法相比时，是一个“迟到”的近代民族国家，其民主化进程也是“迟到”的。德国于1871年才建立“半君主立宪”制度，相对于英法，足足“迟到”了一百余年，这对德国日后政治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而从政治文化角度观察，李教授认为中世纪以来最突出的德国民族特性是：恭顺与服从。这种民族特性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在1871年扩展至整个德意志帝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政府官僚机构有效运转的基础，在纳粹统治时上升为纳粹主义中绝对服从的一个准则。

二战后德国政治制度变革

德国于20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两次战争的战败对于其政治制度的打击与影响是巨大的。李教授认为，一战为德国带来的是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制”，然而这种形式却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发生了转变。

二战结束，德国战败，李教授认为此时的德国政治变革深受内外两方面的影响：外部有西方战胜国于冷战背景下对德国实施的“两个基本政策”与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意在撤销德国“军国主义基础”的决议；内有德国内部欲接受西方制度模式、确认在政治“价值观上属于西欧世界”的意愿，以及国内较为强大的左翼与民主力量的推动。

李教授提出，不论是被强迫还是自愿，在上述影响下，德国国内对于二战皆有深刻的政治制度建设反思：其一为完善宪法及宪法机构；其二为限制政府及国家元首的权力，加强议会、议会政党的功能和地位。

同时，他认为德国的政治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德国国内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对二战以及纳粹统治的反思——是反映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变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从国内政治制度方面来说，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已逐渐如其它西方国家那样积极有效参与到解决民主制度中去。

从二战以及纳粹制度反思方面来说，在“68”左翼学生运动以及70年代新的社会运动等的推动下，德国形成了其独特的“反思政治文化”。李教授认为这类文化对德国的对外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德国促进民族和解、维护和平与安全、防止战争悲剧重演提供了重要的非制度性保障，集中体现了德国的文化软实力。

讲座末尾，李教授引用著名学者温克勒的话，总结德国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为“特殊道路”。德国虽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属于欧洲，但政治上缺乏英法等国的历史发展特征，其历史发展呈现出一条“德意志独特道路”。然而二战后，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无条件开放”，全面接受和认同西方民主制度，政治上“回归”西方，“独特道路”就此终结。

两个小时的分享，李教授与同学们共同见证德国政治制度的辗转波折，一步步探寻其中深藏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原因。今日与大师探讨中闪现的真知灼见，相信必会令同学们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受益良多。（上外博士沙龙工作坊  贺宇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