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努斯鲍姆：情感是道德哲学的核心

　　采写努斯鲍姆的《纽约客》作家雷切尔·阿维夫觉得，她的传主之所以不停地讨论脆弱性，并且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她是从高处俯瞰这个领域，这块地方好像显得陌生、充满异域风情。

　　6月17日，2016年京都奖评选结果出炉。这一奖项由稻盛财团设立于1985年，作为日本在国际科学文化层面颁发的最高私立奖项，京都奖向来有着“日本诺贝尔奖”之称，其分支包括尖端技术、基础科学、艺术与哲学三类，每类分支下又有四个小类，如“艺术与哲学”下的音乐、美术、电影和思想伦理，每年轮流颁发其中一个奖项，奖金50万美元，基本覆盖了诺贝尔奖未及的领域。

　　今年的三位获奖者分别是金出武雄（Takeo Kanade，尖端技术）、本庶佑（Tasuku Honjo，基础科学）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艺术与哲学）。在努斯鲍姆之前的名单上更有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保罗·蒂姆（获奖年份：1988）、卡尔·波普尔（1992）、蒯因（1996）、保罗·利科（2000）、哈贝马斯（2004）、查尔斯·泰勒（2008）、斯皮瓦克（2012），无一不是20世纪以来重量级哲学家。他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洞见，如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社会有着持久而深远的作用。

　　努斯鲍姆是现年69岁的芝加哥大学法律与哲学系教授，同时在古典学、政治学、南亚研究以及神学等院系兼职，1988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三主席之一。2014年，她成为第二位在牛津大学主持“约翰·洛克讲座”的女性，这是哲学领域声誉最隆的系列讲座。

　　不过，对努斯鲍姆来说，荣誉和头衔就像薯片一样：可以吃得很开心，但同时会警惕其中的餍足感。她对美好生活的构想要求她为一个艰巨的目标奋斗，因此一旦她意识到自己过于满足，便会感到不安。

　　她一直致力于探求何为人类的“良善生活（eudaimonia）”——这是一个古希腊词，用于形容充实丰盈的人生。在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时代，她的作品体现了人文求索的边际。乔治城大学的道德哲学家南希·谢尔曼说：“玛莎用文学技法来描绘生活经验的细微之处，改变了哲学的面貌。”

　　与当今许多哲学家不同，努斯鲍姆是个优雅而抒情的作家，她动情地描写意识到自身脆弱性的痛苦，而这恰是伦理生活的前提。她认为，“成为一个好人是指对世界保持敞开，相信那些不确定的事物，尽管它们可能会把你击碎。”她不认同传统哲学论文的风格，说那是“科学的、抽象的、卫生而苍白的”，与时代症候相脱离。她觉得哲学应该是像美少年那喀索斯一样，爱上自身的水中倒影，然后溺毙其中。

　 　演员努斯鲍姆

　　努斯鲍姆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表都很有自信。她不屈不挠地美着，行事姿态像个女王。她意志坚定，井井有条，对生活的控制欲极强。她可以做到在产后一周就出现在哈佛学者会的晚餐会，做肠镜不上麻药。努斯鲍姆的声调高亮且抑扬顿挫，看上去很乐于扮演她自己。她现在还会去上声乐课，但老师觉得她太具爆发力，要么唱得不够温柔，要么是难以认同角色的绝望。

　　这位富家女在精神气质方面更像父亲，一位成功的税务律师，争强好胜，觉得失去理性的人不可理喻。“我父亲接触过而没有伤害的人非常之少，但玛莎是其中一个。”努斯鲍姆的妹妹盖尔·布施说，“他把她看成是他自己的镜像。”而母亲和妹妹，则是另一种，在努斯鲍姆描述起来觉得很生气的反面：“我觉得她们本可以凭借意志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她们并没有这样做。”

　　衣食无忧、战无不胜的童年里，努斯鲍姆一有时间就一个人跑到阁楼去读书，读了许多狄更斯。她说，通过文学，她找到了“一条通道，得以让她从无关道德的生活进入道德生死攸关的世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在入读威尔斯利学院后不到两年，就退学去当演员——扮演别人能使她获得那些自己无法表达的情绪。但过了半年，她又离开了那家演出希腊悲剧的公司。她说：“我活得不够劲儿。”

　　接着她进入纽约大学学习古典学，兴趣仍在希腊悲剧。慢慢地，她意识到，阅读他人的苦难起着一种“过渡性客体”的作用，这是她十分欣赏的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使用的术语，指帮助婴儿离开母亲、独立探索世界的玩具。努斯鲍姆写道：“当我们对悲剧中的英雄人物产生恐惧或怜悯的情感时，就是在一个安全而舒适的环境下探索自己的脆弱性。”这一主题贯穿她整个学术生涯。

　　采写努斯鲍姆的《纽约客》作家雷切尔·阿维夫（RachelAviv）觉得，她的传主之所以不停地讨论脆弱性，并且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她是从高处俯瞰这个领域，这块地方好像显得陌生、充满异域风情。

　　 从赞美脆弱性到指出其中某些不能妥协

　　1969年进入哈佛大学之后，她的兴趣很快转向了古典哲学，追随提出了“人应如何生活”这一基本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她意识到，哲学吸引着一群“逻辑严密的人”，这些人通常是男性。她觉得自己理解了尼采写下“伟大的哲学家都不结婚”时的心情：“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哲学家往往超脱于人类存在，不愿受到羁绊。”她的同行们显然对概念分析，而非人类生活的细节更感兴趣，这让她很沮丧。对于康德说的，道德良善的人不会遇到那种要迫使他们进入道德妥协境地的厄运，努斯鲍姆是不同意的：“很多大哲学家说没有什么真正的道德两难。我们要说的是，‘没有哪个女人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因为，“我们有道德冲突的经验，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工作，而男性哲学家没有，或者不愿面对这种冲突。”努斯鲍姆说，“这是女性可以对哲学做出的贡献”。

　　她反对当代哲学中的主流观点，即认为情感是“摆布人类的一种欠思考的力量”。相反，她重拾斯多亚学派的一个理论，指出思考和感觉之间并无分歧。她赋予情绪以道德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它们在本质上是可认知的，代表了对世界的判断。

　　1983年申请哈佛终身教职被拒之后（据说可能是因为她又高又迷人又能说会道把人给吓到了），努斯鲍姆并没有转战别处，放弃哲学，而是开始思考赋予哲学更多公众色彩。她的导师之一，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曾指责哲学家们“拒绝书写任何重要的问题”。而此时的努斯鲍姆，因为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缘故，开始接触发展中国家的生活质量这一议题。1986年两人开始交往，并在赫尔辛基的世界发展经济研究院一起工作。在研究院，她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无所知”。于是她自学了印度政治，并进一步拓展了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努斯鲍姆在早期作品中赞美人的脆弱性，而今则从中鉴别出那些人类不应忍受的部分，如贫穷、饥饿、性暴力。以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精神，努斯鲍姆设计了一份所有社会都应培养的“十项基本能力”清单，包括游戏的自由、参与批判反思、爱的能力等等。可行能力理论已经成为当代人权宣言的主题，森说“努斯鲍姆已变成比他更甚的‘纯粹主义者’”，在判断人类生活质量时，“我经常受挫，玛莎却不会”。

　　努斯鲍姆的导师之一约翰·罗尔斯，是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努斯鲍姆进一步拓展了罗尔斯的工作。这位导师发展出一个当代版社会契约论：人们认识到只有通过合作，每个人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但努斯鲍姆指出，对于那些无法自立者——残疾人、老年人和在家庭中无条件顺从的女性，罗尔斯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阐释。她认为，一个试图保持稳定、恪守民主原则的社会，不能脱离道义而存在：它应当培养特定的情感，并教人们如何移情进入别人的生活。她相信人文学科不仅对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十分重要，还会决定性地塑造这个社会的命运。因此，她提出了约翰·密尔“美育”理论的加强版——通过诗歌、音乐和艺术来提升公民的情操。因为“尊重本身是冷漠的、惰性的，不足以克服人类欺压他人的性恶倾向”。

　　 女性主义与老年问题

　　60岁后，努斯鲍姆汲汲于唤醒社会的女权意识。当她开始研究非西方国家女性的生活时，她将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虽然是过时的那类：一个传统自由派，相信理性的力量（后现代学者视之为压迫的工具或伪装）。她认为全世界女性都可以通过“分配公平的国际体系”这一普适性规范来改善福祉。

　　较之上述种种，她不喜那种相对主义的女权理论——以所谓尊重其他文化为由，主张女性应对那些正遭受殴打或割礼的女性同胞袖手旁观。她说这正是“但丁笔下的道德沦丧景象：一群魂灵在地狱门厅徘徊游荡，来回变换旗帜，在任何道德和政治问题上都不愿确定立场。他认为这类人是最卑劣的，他们甚至不能下地狱，因为他们从没有捍卫过任何事物”。

　　1999年，努斯鲍姆在《新共和》上发文，批评“学院派女权主义者只与精英对话”，脱离了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实际努力。她批评朱迪斯·巴特勒和其他后现代女权主义者，“避开生活的物质层面，转向与女性真实处境关联甚微的话语和符号政治”。

　　随着年岁增长，她又将注意力转移到老龄化问题上。在一本暂定名为《明智地老去》、预计明年出版的新书中，努斯鲍姆和法学院同事索尔·莱夫莫尔探索了老年人的道德、法律和经济困境，他们表示这是一个被哲学忽略的领域，“一个未知的国度”。该书被组织为两位正在老去的学者间的对话。他们都不承认变老是一种放弃。

　　聊起垂垂老去的话题，这位女哲学家表示她一直很欣赏密尔的临终遗言：“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她在很多访谈和文章中引用过这句话，将之作为人生圆满的标志。密尔的形象多少和她父亲临终时的形象重合，他是在把文件放入公文包时去世的。然而她又说：“如果我发现下个小时就会死，我不会说自己做完了所有的工作。因为如果你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那么你总会觉得还有事情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