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人:苏州河北岸是浜北 看浜北人的爱与哀愁
■本报记者 曹静
拆迁后的浜北人，像盐溶入水一样，融化在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李其纲常常在想象，他们现 在在哪里，继续着怎样的生活；也常常在思索，他们的精气神最终会给这座城市添加些什么。
老上海人管苏州河叫“浜”。以苏州河为界，北岸是“浜北”，主要在普陀境内；南边叫“浜南”，后来泛指黄浦、静安、长宁等区。
浜北有三道湾、一条浦。湾是朱家湾、潘家湾、潭子湾；浦叫彭越浦，当地人叫“大洋河”。大洋河畔有个平江村，1954年，李其纲就出生在平江村。
多年后，李其纲在小说中这样描写自己出生的这片区域：“补丁接补丁般的棚户密密麻麻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地拥在一起，足有十华里见方。”
——朱家湾、潘家湾、潭子湾、平江村、药水弄等，连绵一体，人称“三湾一弄”、“三湾一村”，正是上海历史上最集中、最出名的棚户区。
一
浜北棚户区的形成并非偶然，其直接成因更与吴淞江有关。
吴淞江发源于苏州吴江，蜿蜒进上海后得名苏州河，最终汇入黄浦江。大工业时代，水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1889年，苏州河南岸即开设了第一家大型工厂。此后，实业家们依河傍水，开办了面粉、榨油、纺织、造纸、印刷等工厂，继而又开设为这些工业配套的机器制造厂。外商——主要是日商，凭借《马关条约》中的特权，亦在此开办工厂，发展纺织业。
随着公共租界的扩展，道路、船埠和铁路的建筑，这一带的工业愈加发达。至上世纪20、30年代，苏州河两岸工厂林立，大批工人汇聚于此，其中便有大量来自苏北、安徽、山东等地的移民。无处栖身的他们，就在工厂附近的荒地、废墟、垃圾场上，苏州河两岸和其他河沟旁搭建草屋、芦棚，棚户区便逐渐成形、壮大。
浜北的棚户区，除少数为砖瓦平房外，大部分是草棚、简屋。另外还有极为出名的“滚地龙”——几根毛竹片弯成弓形，插入地里作架子，盖上芦席搭成棚，挂个草帘当作门，弯腰才能进出。没有窗，没有家什，没有水电，没有下水道，到处是垃圾、臭水坑，瘟疫时常发生。
直到解放后，这非人的居住条件才得以改善。水电通上了，“滚地龙”消失了，草屋拆掉盖起了土房、瓦房。然而，这里仍是出名的“下只角”，一间棚挤着一间棚，一间屋和另一间屋的形状绝不会雷同，小巷曲折而逼仄，如迷宫一般。
二
在少年李其纲的眼中，浜北的色泽是灰、是褐、是黑：
平江村错落蔓延的低矮寮棚和瓦屋，是一片深灰和褐黑； 每天偷摸着去捡煤渣的潘家湾煤场，高高堆着的煤，像黑色的金字塔；闲来无事爬上的苏州河水泥堤坝，是灰色的；眺望苏州河对岸，上海面粉厂、申新九厂、大隆铁器厂，数不清的工厂和仓库，泛着钢铁的灰白……
浜北的居民多是苏北人。近代以来，淮河多次泛滥，家园被毁的苏北农民，沿着水路逃荒到这里，登岸、聚集。
与同一时期移民上海的宁波人、无锡人等相比，这些苏北难民既没有满腹经纶，也没有鼓鼓的腰包。要在大上海生存下去，能依靠的，只有一双手和一身力气。
即便同为城市平民的浜北人，无形中也分为三六九等。“上档次”的是民办小学的教师，中药房配药的药工，人力三轮车工会的干部，苏州河对岸的纱厂、面粉厂、啤酒厂、制鞋厂等大中型国营企业的工人。李其纲的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是纺织女工，在浜北便属于条件最好的。
接下来是集体企业的工人，比国企工人差一些，算是二等；三轮车夫、拉橡皮塌车的车夫、码头搬运工、马路清洁工等卖苦力维生的，属于第三等；最底层的是那些没有单位、没有劳保、没有固定工资的人：街头擦皮鞋的、磨剪刀的、卖爆米花的、菜场里刮鱼鳞的……
浜北底层生活的艰辛令人难以想象。李其纲有一个同学，从小拾荒，六七岁那年在附近遗留下的碉堡边捡到一枚手榴弹。他只知道金属值钱，便拿着手榴弹在火上烧，想把木头烧掉拿去卖钱。“轰隆”一声巨响，左眼没了，大夫给安上了狗眼，从此有了“狗眼”的绰号。
然而，艰辛归艰辛，浜北人生活得坦然，也比外来者想象得快乐。他们用满口的苏北话，有意无意地筑起了与外界之间的屏障，形成了与其他上海族群迥异的文化性格——
他们行为处事十分“抱团”，人与人之间亲近、紧密；他们重情、爽直、仗义，弄堂文化中那些鸡零狗碎、暗暗戳戳在他们身上是不大看得到的；他们崇尚武力，习武风气甚浓，年轻人拜师傅、结兄弟、练武艺、打群架；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尊重知识，对有文化的人始终高看一眼……在这座移民城市中，浜北人似乎始终是一种异质的存在，领受着异样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