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课文都是美文? 专家:不正确的批评害惨语文
纵然现今的语文教育并不尽如人意，但因此就承受诸多无妄批评和指责，是不是也同样没道理？
“现在有一种说法很典型，认为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也比今天的编得好。还有一些学者在鼓吹，民国教材选的都是美文，在选文上也比今天要高明。”昨天，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百年语文的回顾与展望”首届语文教育论坛上，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直言，这些说法，纯属胡说八道。“当时的课本，很多内容不仅称不上美文，而且蹩脚文章不少。”
昨天的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认为，盘结在语文教育身上的外界干扰实在太多，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不作澄清，任其混淆视听，必然会对现今的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产生危害。
民国老课文没你想得这么美
孙绍振几年前编撰过语文教材，谈及这段经历，他直言：“不只是痛苦，真是痛得‘皮开肉绽’”。无论是语文教材的编撰还是课堂教学本身，“谁都能对语文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在中学的各学科中，或许没有哪一门学科承受的非议比语文学科更多。
孙绍振说，语文教材确实不好编，如今问题也不少，但并不能因此就“把歪理当真理”。针对有学者认为的“民国教材选的都是美文”一说，78岁的孙绍振回忆说，自己读小学时接触的正是“民国老课本”，有一本教材的第一课就是蒋介石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当时选的哪里是美文，大量课文是时文。”孙绍振至今还能背上几段小学课文。从今天的眼光来打量，这些选文不仅没有文学性、不贴近生活，而且文章遣词造句中时而有语病，时而夹着方言。
但书市上，借着“民国老课本”热销，不少出版商笑弯了腰。在诸多民国老教材中，最受追捧的是由叶圣陶编写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孙绍振说，《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实际上在当时不是主流的语文教科书，而是给学生课外阅读的读本。名家之所以编这套读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语文教科书太糟糕。
“有些学者和书商，一边在攻击学校的语文教材，一边在组织编写给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看，也不排除背后有经济利益的因素。”有学者甚至把这种现象称为“书商的诡计”。问题是，在对语文教材的诸多批评中，这类“诡计”被发现了吗？
美国学生“多元思维”值得中国孩子学习？
除了教材，语文课堂受到的外界侵扰也不少。到上海赴会前，孙绍振刚读了一位学者写的文章，大意是讲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孔融让梨”故事被搬到美国课堂后，美国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对“孔融让梨”故事做了更加多元的解读。
美国学生的活跃不难想象。比如，有的学生认为孔融的父亲很有问题：“既然梨子有大有小，爸爸为什么还要四岁的孔融去分，一旦分不公平怎么办？”也有学生表示自己不喜欢孔融：“他只能表现自己的谦让，给自己拿一个最小的好了，他为什么不给其他兄弟表现谦让的机会呢？”还有学生对分梨的行为产生不解：“为什么要分给每个人吃，谁愿吃谁自己去拿，不行吗？”……在文章的写作者看来，美国孩子对一则文本有多元的解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要胜出中国孩子很多。
“这种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在如今的课堂上似乎是被鼓励的，学界不少人士甚至认为，在教学方式上，中国老师要向美国老师多学习，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孙绍振认为，诸如美国学生对于“孔融让梨”的很多讨论，这种对文本的“多元”解读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文本的解构——是一种脱离了文本的解读。
“这是西方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性思维不能划等号。因此，在全盘引进、模仿西方的教学方式前，老师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孙绍振说。
一位出席这次论坛的中学语文老师告诉记者，无论是“皇帝的新装”、还是“愚公移山”等故事，在如今的中小学语文课上，很多老师确实都会以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为名，在课堂讨论时让学生畅谈对故事中各色人物的看法。
以愚公移山为例，如今的中国课堂里，也能听到“愚公把山移掉，这种做法是不环保的”、“愚公的行为很愚蠢，他可以自己搬走”等言论。乍眼看去，中国的孩子也和美国孩子一样很善于发散性思考，但这位老师同样表示：“离开文本的随兴解读，本不该是语文课教学的要义。”
语文教学被太多貌似“正确”的意见纠缠
“对于语文教学的很多意见听上去很正确，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徐默凡也讲述了一条让他“印象深刻”的见解：包括名家学者在内，很多人主张，语文学习关键在阅读。比如，“学生语文学不好，关键是读书太少”、“学生如果爱读书，书读得多，语文素养自然上去了”。
徐默凡说，假如这些听上去很对的意见被架之于一位钢琴教师头上，相信众人就不会皆以为然。“如果一位钢琴老师告诉学生，我的课只是培养兴趣的，提高钢琴水平更多是课外要欣赏钢琴名曲，这样你的钢琴水平自然提高，考级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在第一时间解雇这位钢琴教师。”
以此为例，徐默凡认为，语文课堂教学除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更直接的教学目标是增加学生的语文技能。但在现行的教学环境中，语文课堂被各种貌似正确的声音、意见所包围，一些显而易见的教学误区却没有机会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