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智库】| 章玉贵：25年美国第一次祭起这个“大杀器”，想围攻中国！如今，特朗普却没想到......

来源: news.shisu.edu.cn

8月26日，在岸人民币大跌超过700点，兑美元报7.1528。

市场才刚刚从汇率破“7”中缓过神来，但如今，很多人已经开始担忧会不会突破7.2关口了。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仍受外部风险因素及市场情绪扰动，但中长期内不存在大幅贬值基础。

就在半个月前，人民币兑美元离岸和在岸汇率先后突破“7”的整数关口，这本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因素影响下的正常市场反应。然而，美国一些人却借机兴风作浪，8月6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美国一手在全球挥舞关税大棒，造成众多国家汇率大幅波动，另一手又到处乱扣“汇率操纵国”的帽子，逼迫相关国家接受美国所谓“合理汇率”。

究竟是谁在睁眼说瞎话？谁才是最大的汇率操纵国？

25年来首次祭起“汇率操纵国”大杀器

一向心高气傲的特朗普，最近似乎感到格外胸闷。

原本希望通过授意财长姆努钦将“汇率操纵国”标签贴在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脸上之后，迅速在市场与国际层面形成针对中国的大面积围攻局面。因为，这是25年来美国首次针对中国祭起“汇率操纵国”大杀器，市场理应产生震撼性的冲击力。

只是，令特朗普和他的幕僚们意想不到的是——

人民币在破“7”之后非但没有下泻不止，还在中国央行与媒体的有效沟通尤其是市场作用下一度收复“7”关口，目前在“7”上下波动；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贵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大股东且拥有独家否决权，但IMF这次不仅没有为特朗普针对中国的“汇率操纵国”指控背书，还特别就此发表声明：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故意降低了人民币的价值。

G7其他成员国也没有跟着美国起哄，德国财长舒尔茨干脆在美国作出指控中国之后的第二天警告称，在贸易冲突已经阻碍经济增长之际，莫让紧张情势火上浇油，因为进一步升级只会造成损害。舒尔茨的上述表态既是对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有关G7成员国支持美国政策表态的打脸，更是对美国破坏协定的愤怒回应（2013年G7成员国达成了各国在采取重大汇率行动之前应彼此通气事先协调一致的协定）。

换句话说，在德国人看来，既然特朗普执意“公牛闯进瓷器店”，德国干嘛要跟风吃力不讨好？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日本财务省外汇理事会前主席吉野直行则直言，美方的举动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经济。这话咋一听，哪像美国在亚洲的铁杆盟友日本说出的？若再仔细琢磨，就更是扎心。

眼看“汇率操纵国”这张牌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加上面对国内企业愈来愈大的施压声浪及对美中贸易战经济后果的担忧，特朗普于是放软身段，指示哼哈二将——莱特希泽与姆努钦主动打电话给中国副总理刘鹤，宣布将中国产玩具、笔记本电脑等多种消费品面临的新关税推迟到12月中旬实施。

特朗普当然一如既往宣称：“他们（中国）真的想达成协议。”但一向嘴硬的他也表示此次延迟关税可以避免“影响到圣诞购物季”。而根据彭博新闻社的分析，本次包括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儿童玩具等被推迟加征的产品价值高达1600亿美元，合并清单中剔除了包括圣经和集装箱等价值近20亿美元的产品。看来中国产品之于美国消费者究竟重要不重要，究竟是谁在满口说胡话，谁在睁眼说瞎话，否认关税对美国消费价格有任何影响，已经一目了然。

发难人民币，广场协议幽灵党梦回

伺候这个世界上最难被预测的总统，真心不容易。但特朗普选择在此时对人民币发难的逻辑，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以莱特希泽、纳瓦罗为代表的极端鹰派人物蓄谋已久的策略选择。

生于1947年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代表莱特希泽，被认为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舞台上最懂得贸易谈判规则的“超级流氓”之一。拥有乔治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他在法律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是绝顶高手。其31岁开始步入政坛，最初在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任职，很快便在3年之后的1981年成为里根政府贸易办公室副代表，负责钢铁贸易谈判，并因和日本在钢铁、汽车业的贸易战而成名，以至于日本不少政商人士今日提到此人时均不寒而栗。

2017年1月，以里根为政治偶像的特朗普在赢得总统大选之后，随即提名年近古稀的莱特希泽为贸易代表。莱氏由此迎来职业生涯巅峰，并誓言将改变中美贸易格局直至打败中国作为余生最大目标。

比莱特希泽小两岁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尽管出生寒苦，命运多舛，还经常被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嘲笑不懂经济学。但拥有塔夫茨大学本科、硕士和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纳瓦罗注定不甘于平庸。他深知：要在美国政界出人头地，就必须言行大胆，这样才能博出位。于是，纳瓦罗长期以来将攻击目标对准中国。其最著名的反华著作——《致命中国》，把中国描绘成对美国造成致命威胁的魔鬼。例如，中国是生产黑心产品的大本营，不仅大肆扩充军力，大搞对美间谍活动，还在政治制度上与美国格格不入。更有甚者，他在全书的第二部分将中美贸易描绘成是摧毁美国工作机会的武器；在第五部分还直接将中国描绘成邪恶的“汇率操纵国”，声称中国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剥夺，这是造成中美不对等、不公平贸易关系的根源。

纳瓦罗的上述“致命”观点与主张，在极右翼美国民众中颇有市场，甚至引起了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关注。事实上，库什纳就是从亚马逊上搜索到纳瓦罗的书后将其引荐给自己的岳父的。纳瓦罗与特朗普可谓相见恨晚，他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一系列主张与特朗普不谋而合，很快就成为“最擅长将特朗普的直觉政策化”的白宫幕僚第一人。

只是这位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到扭曲程度的“鹰派中的鹰派”，由于在加征关税对美国企业和家庭所产生影响上的常识性错误，甚至把关税和增值税混为一谈，不时遭到主流大报《华尔街日报》和福克斯主持人华莱士的反驳。

不过，在广场协议“幽灵党”看来，纳瓦罗和莱特希泽的存在以及软硬兼施夹杂不按常理出牌的谈判思路，说不定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汇率操纵国的标签，美国财政部的翻手游戏

谈到汇率操纵，首先必须搞清楚汇率的本质。一般而言，汇率被视为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或比价，或者说是用一国货币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价格。在一定条件下，本币贬值或曰外汇汇率上升，会起到促进出口、限制进口的作用；反之则起到限制出口、增加进口的作用。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汇率绝非简单的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的比价，而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命题。就人民币汇率的本质而言，代表着中国经济产出在全球金融市场竞争力的货币反映；更精确的说，是中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价值蕴含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动态变化。而非简言之的人民币与美元等其他货币的比率。

在美国的政府架构中，成立于1789年的财政部负责处理美国联邦的财政事务、征税、发行债券、偿付债务、监督通货发行，制定和建议有关经济、财政、税务及国库收入的政策，进行国际财务交易，等等。其部门首长即财政部长是总统内阁成员中仅次于国务卿的第二号人物。尽管不能简单对比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权力孰大孰小，但相较于1913年成立且相对独立并保持神秘色彩的美联储，财政部在白宫日常运作机制中的角色显然更为常态化与吃重。

在汇率问题上，美国财政部由于每半年需通过财政部长向国会提交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的报告，分析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国际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而备受瞩目。这项权力来源于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第3004条，意在评估各国是否为了防止有效的国际收支调整或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其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

美国为此给出了3个评估指标，包括：

主要贸易伙伴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至少为200亿美元；

经常项目顺差至少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

持续的单边干预外汇市场，重复净买入外币的金额在12个月内至少占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等等。

而熟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上述3项标准本身就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偏好设定的，根本谈不上国际公认的普适性基准。

更不用说，自1944年建立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就一直主导着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而且，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为保住在全球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顶层地位，继续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经常交替运用金融与贸易手段来打压主要竞争对手。

只要对美构成威胁，日本照样成为刀下鬼

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层级要远远高于中国，但当日本在实体产业领域的发展威胁到美国现有地位时，美国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金融铡刀。精明但不高明的日本做梦也没想到美国竟然会对自己下如此狠手。

二战结束时，日本满目疮痍，经济一片凋敝。直到1948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第13-2号法案，决定帮助日本加快其经济复苏的脚步，日本才迎来经济振兴的转机。2个月后，一名来自芝加哥的银行家约瑟夫·道奇来到日本，帮助稳住了不断下挫的日元兑美元汇率，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日元与黄金挂钩，进一步将汇率稳定在360日元兑换1美元。同时，他还帮助日本政府实现了预算平衡。可以说，日本战后货币政策体系的搭建，相当程度上归因于美国人的帮助。

日本在渡过短暂的经济动荡之后，很快搭上了经济振兴的便车，这就是朝鲜战争。由于地理区位和盟国的便利，美国拼命向日本下订单，仅仅在1950年至1960年这10年，来自美国的订货就高达600亿美元，于是日本经济很快反弹。

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最高飙升至16%。1968年，日本取代了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到了1985年，日本经济规模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约合9.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日元也受到了追捧，在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占据8%的份额，仅次于美元和当时如日中天的联邦德国马克。1989年4月，在全世界外汇交易中，日元的比重为13.5%，与德国马克持平，仅次于美国的45.0%，日元挑战美元看起来有了实质性支撑。

不过，面对当时的美元高墙，日元国际化并没有太多的行为空间。日本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每天大把收进美元，却没有太多的机会把日元花出去。尽管日本当时针对中国和东盟的日元贷款和投资促进了日元的国际化，但日元并未渗透到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中去。

随着日本经济规模和经济竞争力的持续增强，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逐年加剧，美国制造业的地盘不断被蚕食。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货充斥全球，日本资本大举进军美国，疯狂收购美国资产。

1988年，一位神秘的日本富翁，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投入1.5亿美元（约合10.6亿元人民币），在美国购买了178套高级住宅。这还只是日本人对美国地产业冲击波中的小插曲之一。

不久，日本著名三菱公司投资14亿美元（约合99亿元人民币）购买了坐落在纽约曼哈顿闹市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这则消息对美国人而言无疑是重磅炸弹，因为他们一直视这座大厦为美国的象征，所以这次收购使很多美国人在心理上一时无法接受。

1989年9月，日本著名的索尼公司对全世界宣布，以34亿美元（约合240亿元人民币）的高价买下了美国娱乐业巨头——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不久后又将其更名为索尼影像娱乐公司）。消息一经传出，美国舆论炸开了锅。

日本人甚至向华盛顿的五大思想库投资540万美元（约合3815万元人民币），以此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另外诸如高尔夫球场、职业棒球队等，财大气粗的日本人也都照单全收。

统计显示，从1985年到1990年间，日本企业总共21起500亿日元（约合33.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海外并购案中，有18起是针对美国公司。当时，美国舆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纽约时报》甚至担忧“总有一天日本会买走自由女神像”。

不过，有点陶醉于强大经济竞争力的日本没有想到，美国此时正在收紧对日本经济的围剿。先是来自民间和国会的力量开始向里根政府施压，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不甘寂寞的经济学家们也加入进来，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

顺应民意的里根，决定出手了。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

美国人也没有想到，被日本经济表面繁荣景象冲昏头脑的日本决策者居然非常“配合”甚至有点主动地签下了“广场协议”。根据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的回忆，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这大大出乎美方的预料，甚至竹下登在表示愿意协助美元贬值时，还大度地说：“贬值20%，没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日本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呢？前日本银行行长行天丰雄后来解释说，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感到惊慌，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缓解对美贸易关系。

可见，当时的日本，尽管经济繁荣不可一世，但缺乏超级大国底蕴的这个国家在与美国短兵相接时，还是很难说“不”。日元在1985年到1995年平均每年升值5%，让美国资本大鳄们暗爽不已。日本国内的资产泡沫急剧放大，日经指数甚至在1989年12月29日摸高38957.44点，简直不可思议。面积只有美国二十五分之一的日本，其房地产市场价值比美国还高。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最离谱的是，在地产狂飙的日子里，东京银座的地价是一坪（一坪= 3.3057 平方米）1.5亿日元（约合995万元人民币）；而在北海道空无一人的原野上，一块毫无用处的原本一坪5日元（约合0.33元人民币）的荒地竟然涨到了一坪5万日元（约合3317元人民币），涨了一万倍。

天生就不太理性的日本人这回实在太疯狂了。但是泡沫终归是要破灭的。1989年底开始，在政府的一系列降温政策下，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灭，日经指数很快腰斩，银行呆账严重，企业纷纷破产，经济陷入低迷。1990年至1996年，日本破产企业年均高达14000家左右。股市和房地产泡沫造成的损失不下6万亿美元（约合42万亿元人民币）。同时，日本的银行也损失惨重，不少银行甚至倒闭，1995年7月，日本大藏省银行厅公布日本银行业不良资产高达50万亿日元（约合3.3万亿元人民币）。大批日本企业难以应对资金困局，不得不把以往购买的美国资产廉价出售。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三菱公司在花14亿美元（约合99亿元人民币）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之后，就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其他的一些投资，如高尔夫球场等都也以失败告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度风光无限的日本人购买的其实是一大堆“泡沫”。“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许多家庭的财富化为乌有，许多人因偿还不了债务而自杀。

所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此后，日本经济一直走走停停，GDP总量尽管在1996年曾达到了5万亿美元（约合3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德英法三国的总和。但22年过去了，如今日本的经济规模仍在5万亿美元（约合35万亿元人民币）徘徊。2006年，日本的GDP更是缩水至4.37万亿美元（约合31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GDP总值的9.1%，只相当于高峰时期的1994年（占全球比重17.9%）的一半。

因此，所谓日本经济步入“失落的十年”，某种意义上是指日本陷入经济停滞、过去那种咄咄逼人的追赶美国之势戛然停止的状态。我们不妨把这称之为“五万亿美元陷阱”。而日本之所以迟迟未能走出该陷阱，除开上了战略高手美国的当，于1985年草率签署了“广场协议”失去汇率主导权进而导致泡沫破灭，经济竞争力急剧下降之外，还由于基础研究领域并不扎实，在高科技领域鲜有原始创新，只能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

当然，日本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在经济处于高峰的时候未能保持清醒头脑，以为真的可以超越美国，君临天下了。殊不知，美国不仅有最具打击力的国家竞争战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毁现实与潜在竞争对手的经济工具。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既有自身经济发展走火入魔的内因，也离不开美国控制的金融资本对日本刻意打压的外部因素。在举世无匹的微软和英特尔以及呼风唤雨的高盛、摩根士丹利面前，日本同行多年来一直喘不过气来。可见，日本既败在美国人手上，也毁在自己手中。

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经过这场打压，日本基本失去了挑战美国全球经济霸主的现实可能性。

  战略竞争对手易人，中国成为高价值目标

今天，美国把全球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换成了中国。因为在其看来，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美国竞争对手的基本要素：经济规模直逼美国，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约合70万亿元人民币）的超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贸易地位不断上升，在规模与局部领域已超过美国。金融力量也已今非昔比，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不仅如此，在美国看来，日益自信的中国还持续对美贸易顺差，并坐拥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地位，而且看起来有把人民币培育成主要国际货币之势。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相较，对美国带来挑战与威胁似乎更大，因为日本至少与美国还在同一阵营里。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美国怎能不感到如芒在背？

特朗普一直想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其在金融领域的中长期目标之一是把人民币的国际行为空间锁定在美元体系的范围内。

据笔者了解，美方对我方在今年1月发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高度重视。根据该行动计划，到2020年，上海将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位，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

美方认为，这预示着我方谋求在全球范围内与美方其争夺金融主导权。美方尤其对上海建成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支付清算中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的发展目标极为敏感。因为一旦该目标实现，标志着上海将成为全球重要的资产计价与定价中心尤其是财富配置中心。美方认为，美元是美国的国运之本，若放任人民币资产逐步替换美元资产，则在实体经济领域本就部分落后于我方的他们，将来有可能首先出现东亚美元圈消失的局面，而人民币则成为东亚货币市场的主宰。

美方判断，自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以来，只有英镑和美元先后真正完成了国际化并成为各自时期的全球主导货币。今天作为全球第二大货币的欧元及30年前一度雄心勃勃的日元，其实均未真正完成国际化。欧元尽管是拥有20万亿美元（约合142万亿元人民币）大经济体的货币价值符号，但因存在致命的设计缺陷，很难像美元和英镑那样成为主导性货币；而日元，由于美国在金融领域保持着对日本的战略锁定，早就失去了追赶美元的时间窗口。

如今，代表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和金融开放与发展成就的人民币，首先代表的是中国90万亿人民币经济圈的货币价值符号。在美方看来，致力于成为全球产业与资本强国的中国，着眼的还有东亚、东南亚乃至中亚、西亚等地区超过20万亿美元（约合142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圈内人民币的影响力。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体系的不断延伸，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人民币将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的贸易伙伴、投资货币乃至储备货币。

而依照大国金融发展逻辑，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前提条件。一旦人民币开始承担全球货币体系的关键角色，就意味着在本轮较为漫长的全球金融体系变迁中作为变革动力的重要推动者，特朗普最担心的事情（美元，欧元与人民币三足鼎立局面甚至美元与人民币双雄并立的局面）将可能成为现实。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其真正目的是要保住美元的既有地位。

只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给中国贴标签。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2018年8月底接受采访时，曾对中国政府支撑人民币汇率表示了赞赏。他当时的言论非常直接：“如果中国政府支撑人民币汇率，那不是操纵汇率。如果他们让人民币贬值，不管是出于结构性原因或者出于实际操作，都是操纵行为。”假如依此逻辑，如果美联储让美元贬值，不管是出于结构性原因或者出于实际操作，那也是操纵行为。而当年的“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岂不是赤裸裸的集体操纵汇率行为？

  中国深耕实体经济，无需操纵人民币汇率

在2018年10月的评估中，美国财政部认为，中国当时不符合1988年法案第3004条确定的标准。当然，美国财政部也不忘表示其对人民币贬值感到担忧，并将在未来6个月内仔细监测和审查这一决定。

今年8月5日，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离岸人民币（CNH）、在岸人民币（CNY）对美元汇率双双破7。美国财政部随即给中国贴上了“汇率操纵国”标签。但此举却被美国第71任财政部长、第27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形容为姆努钦顺应其“老板”的政策所为，不仅损害了自己的信誉，更损害了美国财政部的公信力。

在人民币破“7”之后，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却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显然这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结果。套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业术语表达，就是：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相对广泛稳定。美联社据此评论称，IMF这一措辞表明中国央行几乎没有干预人民币汇率，和美国政府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的看法不一致。

众所周知，货币的存在价值就是交易的便利化、稳定性以及其所包含的国家信用和立体化的力量体系。尤其在全球经济活动日益金融化的今天，掌握汇率主导权意味着掌握了全球经济分工与财富分配的钥匙。这也是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自“二战”以来将美元视为国家命根子的机理所在。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相对经济实力显著下降的情势下，依然较为稳固地维系着美元本位，除了替代性的货币力量工具发育不健全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管理复杂金融系统的能力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掌握着前沿金融工具的人才库、全球最强大的商业银行体系与投资银行体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保持着对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以及对核心金融信息的垄断，而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以及华尔街金融资本之间极为缜密的分工合作关系，使得美国对全球金融定价与交易体系的主导地位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从未失手。

如今，代表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和金融开放与发展成就的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资产俱乐部，并初步获得了部分计价功能，向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出了美国作为既有超级强国颜值褪色的信号，更有对一种可能成为替代性力量的被动承认。而该力量一旦获得广泛意义的国际承认，将来会否发育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还真难预测。或许，美国担心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金融觉醒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早已认识到：金融竞争力本质上取决于实体经济竞争力和贸易价值链提升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中国必须构筑制造业竞争优势，持续提升贸易竞争力，谋求全球金融变迁中人民币的重要角色，才能在全球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据一席之地。

中美围绕“汇率操纵国”之争，彼此对各自的底牌其实已经基本摸清。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本就已经处于弱势分工地位，所谓的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中国对美巨额外贸顺差等等，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而是由于习惯寅吃卯粮的美国不愿意效仿中国人的勤劳和扎实苦干。

中国对美贸易出超现状其实很容易改变，只要美国愿意解冻对华高科技出口。所有这些，美国人并非不明白。只不过站在一个长期享受金融霸权太多好处的国家立场上，要重拾立国时期的艰苦作风，要放松对可能是主要竞争对手的技术管制来降低贸易逆差，谈何容易。

由部分美国政客与相关利益代言人引爆的“汇率操纵国”之争，其背后隐含的霸权逻辑看起来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可以说这是美国人的阳谋，但全世界敢于明目张胆玩阳谋的国家大概也只有美国了。

值得国内决策智囊和学术界反思的问题是：面对美国挑起的这场汇率之争，我们除了学会用政治的眼光看待重大经济问题之外，是否应当通过充分的数据采集和扎实的研究及时拿出一份权威报告，并经由国际主流媒体的传播，让自私且有限理性的美国人明白，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缺乏立论依据。另外，我方也应当联合国际学术界就美国究竟是不是“最大汇率操纵国”展开实证研究。如果经过双方或多方在政府层面、智库机构、学术界以及舆论界的交锋，能让中美双方乃至全世界都明白——汇率这档子事，美国其实一点都不光彩，则届时我方不仅能够挽回在这个问题上的被动局面，还可以大幅提高针对重大经济问题的博弈水准。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章玉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