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4）》发布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新媒体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李良荣先生领衔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率领研究团队对新浪微博平台上覆盖多元职业、多元社会群体的网络用户进行了长期跟踪分析，并于日前发布《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从社会议题、社会情绪、群体认同与网络行动、社会思潮四个部分，全面系统地深度呈现当前中国网络的社会心态。

该项目负责人，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桂勇博士介绍，数据收集工作历时8个月时间，覆盖1800名网络用户。为了更清晰地呈现群体间差异，研究以现实社会的职业分类为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和相关研究文献，选择数十类职业群体，并进一步将其归纳合并为四大类社会群体，覆盖知识专业技术人员（如大学教授、律师、医生、记者、IT工程师等）、商界精英与高资产人士（如私营企业主、企业CEO等）、党政军体制内工作者（如公务员、军人等）和社会底层群体（如农民工、普通工人等）等。项目组通过分析样本用户在近两年间发布的所有微博文章，就社会议题、社会情绪、群体认同与网络行动、社会思潮等问题进行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学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形成《报告》。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12月，系复旦大学985重点建设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以“传播与国家治理”为方向的研究机构，整合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7大学科团队，以建设一流的新型高校智库为使命，针对当前新传播革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构成的现实挑战，围绕传播与国家治理相关重大问题开展系列研究，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运行提供全方位的决策咨询服务。

反腐议题最满意、最普遍、最乐观，网友期盼“依法治国”遏制腐败

《报告》将近年来关注比较多的社会议题归纳为反腐、房价、收入分配、环保、户籍、医疗、食品安全、就业、教育、养老、民族、宗教等12项。在对1800位网络样本用户的统计分析表明，反腐议题以22.9%的提及率排在第二，仅次于教育议题。

反腐议题在微博平台上的讨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数据显示，体制归属、教育水平、地域等客观因素对反腐议题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该议题的讨论已经渗入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报告》指出，四大社会群体中，社会底层群体和党政军体制内工作者对反腐议题关注的持续性最强，其关注内容主要集中于贪官落马信息、反腐政策与特定领域反腐。

目前网络用户对中央的反腐行动大多持肯定、乐观态度。在上述12项议题中，反腐被最多的网络用户认为是最令人满意的议题，1800个样本中有6.6%的用户对此议题表示最满意。相比之下，被次多用户认为是最令人满意议题的教育议题仅有1.5%的人表示最满意，不到反腐议题的四分之一。另有211位用户对自上而下的反腐效果作了评论，其中61.6%持有乐观态度，仅有0.9%带有悲观情绪，其余保持中立。

不过依然有16.9%的社会底层群体对反腐现有政策表达不满。有394位网络用户在关注反腐议题时表达了自身对如何遏制腐败的看法，其中68.8%的用户认为制度保障可以有效遏制反腐，该比例明显超过对持续打击贪官的认可（28.9%）。部分微博用户明确表示“腐败随权力而生”，必须要“有效约束”，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运用权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不公平感与不安全感成为相对广泛的负面社会情绪

数据显示，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是现今社会相对广泛的负面情绪。网络用户中，持有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的用户分别占比44.7%、41.3%，接近半数。

就“不公平感”而言，在不同年龄层次中，进入中年的70后“不公平感”表达最强，51.2%的70后表现出了或强或弱的“不公平感”。在不同群体中，表达“不公平感”最强烈的是社会底层群体，64.8%的社会底层群体在微博中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不公平感”，其中25.1%具有强烈的“不公平感”。在教育水平上，大专（高职）学历的用户表达“不公平感”最强烈。此外，体制外人群对不公平的感受也强于体制内群体。

就“不安全感”而言，70后同样强烈感觉“社会不安全”，但与60后、50后的比例接近，均在半数以上，具有年长化特征。在不同群体中，底层群体的“社会不安全感”最为强烈，占比50.5%；商界精英与高资产人士成为持有这一情绪的第二大群体，占比45.8%，财富两级人群均表现出较强的焦虑情绪。

群体内部认同明显，知识专业技术人员跨界好感最强

《报告》指出，除社会底层群体外，其余各群体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本群体最有好感，且好感度均过半，可见群体内部的认同明显。社会底层是唯一对同群体好感度不高的群体，《报告》数据显示，50.0%的社会底层群体偏爱知识专业技术人员，14.3%的底层用户明确表示愿意响应知识技术群体的网络行动号召。

无独有偶，知识专业技术人员在各地域、群体、受教育水平、性别、年龄以及体制内外的人气普遍居于四大群体之首，具有“跨界好感”。知识专业技术群体在除了大专生以外的各类教育背景群体中都获得较高的好感度，并且学历越高，对其好感度越强；不分男女，知识专业技术群体都取得了最高的好感度，男女通吃；此外，知识技术人员还获得了体制内外的共同认可，亦是各个年龄群体最有好感的对象。从长远角度看，知识专业技术人员可能是凝聚社会各地缘、人缘的潜在力量。

但在某些群体中，知识专业技术群体也遇到了“反智”倾向，以大专（高职）用户的态度最为明显。《报告》显示，大专（高职）用户更加偏爱党政军体制内工作者，对其好感度比对知识专业技术群体高出30.8%；在最具成见的群体中，大专（高职）用户除对党政军群体最有成见外，其次就是知识专业技术人员。

网络抗议人数没有想象中高，社会底层组织化程度有限

与之前对于互联网上社会戾气过高的假设不同，《报告》指出，网络非理性并未成为主流，社会戾气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

在1800个样本用户中，仅有14.6%的网络用户在近两年来采取过价值诉求取向的网络行动抗议，仅3.3%的网络用户担任过某种形式的网络抗议发起人。另外，在可判断的有效样本中，84.0%的网络用户无固定批评对象，仅有6.8%将特定政策、制度或组织作为固定批评对象。

四大群体中，社会底层群体在网络抗议行动上相比其他群体突出，但其微博动员意愿不强，内部的组织化程度有限。《报告》显示，仅有15.9%的社会底层群体在抗议时会寻求本群体其他人士的支持，是四个群体中同群体动员最弱的；在响应网络行动的群体选择上，仅22.8%的社会底层群体选择响应本群体的网络行动号召，低于其他群体三成或以上的数据。可见，社会底层群体在抗议中其组织化、集群化程度有限，微博抗议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

从四大群体互相影响的情况来看，商界精英与知识专业技术人员的网络行动号召力更强，商界精英更受年轻人青睐，而中老年人则更倾向知识专业技术人员。

对中国未来发展信心 “经高政低”，国家被寄予社会进步希望

《报告》指出，网络用户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呈现明显的“经高政低”态势。在可明确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53.3%的用户对未来政治形势持“乐观”态度，略高于46.7%的“悲观”态度；而对未来经济持“乐观”态度的用户比例为82.5%，远高于持“悲观”态度的用户比例（17.5%），前后相差近5倍。此外，网络用户对未来经济形势持“乐观”态度的比重比对未来政治形势持“乐观”态度的比重高出近30个百分点，呈现出“经高政低”趋势。

经济层面，《报告》中显示网络用户对改革开放以肯定态度为主，更偏好市场主导的经济治理模式。在可明确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64.7%的网络用户更认可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其中87.5%的商界精英选择市场主导的经济治理模式，位居各群体之首。

政治层面，在可明确判断态度的有效样本中，72.5%的用户认为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有效方式是“自上而下”，64.4%认为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这表明中国社会更进一步的希望被寄托在国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