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智库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沙龙 研讨“僵尸企业的经济学诊断”
9月26日，上海高校智库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沙龙系列第12期“僵尸企业的经济学诊断”在经济学院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兰小欢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教授围绕主题作了详尽而精彩的报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伟林与兰小欢针对议题进行了点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及来自其他院校的教师、学生、校友参加了此次活动。
对于“僵尸企业”这一现象，何帆分别从定义起源、形成因素、社会危害、识别方法等多个角度对其展开渐进式的分析，介绍了中国当前“僵尸企业”的数量与行业地区分布，并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去产能措施引致的失业补助预算数量给予了初步的估测，最后从企业、银行、政府三个实体现状给出了解决困境的具体建议及可行措施。
首先，“僵尸企业”是指那些已经丧失盈利能力、资不抵债，却能依靠外部融资一直存活下来的企业。何帆认为，“僵尸企业”虽然看起来已经死了，但是它还能动，然而他又不是活的，因为在其背后有“巫师”为其输血，故而仍能够苟延残喘。当然，“僵尸企业”不是新现象更不是所谓中国特殊体制下产生的特有形态。何帆指出，美日在上个世纪同样受此困扰，而且在2008年次贷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之后，美国、韩国和欧元区国家也不乏新的“僵尸企业”涌现。由此来看“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似乎有支撑其合理存在的内在原因，比如银行过度为企业提供资金流，目的是为了掩盖不良贷款，规避资本金损失，防止客户因联保和商业关联出现连锁反应，而政府给予企业过分支持则是出于就业和社会政治稳定的考量。 然而存在却并不总意味着合理，“僵尸企业”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仍是不容忽视的。权衡考量，“僵尸企业”的收益或许要远小于成本，其危害是多方面的且绝不仅限于其本身，“这就好像一个差学生非但没能提高自身能力，反而在潜移默化中把积极向上的同仁拉下水一样。”
论及“僵尸企业”的判别，何帆详细地介绍了几种具体的操作方法，分别为CHK方法，实际利润法、过度借贷法、连续亏损法、综合性方法。这些方法的含义即主要看企业是否赔钱，如果企业长期亏损或是它的净利润减去非经常性的损益长期为负值但是却不退出市场，就可能是“僵尸企业”。其次看企业是否直接得到额外的银行或是政府的资金支持，从贷款角度看企业从银行获取的资金流的成本，然后将此成本与最佳的企业能取得的最优利率相比较，如果这个利率更低，那就意味着银行可能对其补贴。
关于中国的“僵尸企业”问题，何帆选择以上市企业作为分析对象，结果表明中国“僵尸企业”的数量在近几年来呈波动上升趋势，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测度方法显示“僵尸企业”的数量在2015年分别为640和480家，占比则分别为25%和19%。虽然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的各年度具体结果不尽相同，但总体的趋势大体一致，整体基本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即经济境况较好时，其数量会下降，反之则上升。在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中，僵尸企业的数量都较多，行业占比也超过平均水平。在部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僵尸企业的数量也比较多，佐证了“保就业是造成僵尸企业的重要原因”的观点。而虽然房地产行业的僵尸企业行业占比不高，但由于上市的房地产企业基数很大，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此外，“僵尸企业”还呈现出区域性特点，即东部相对较少，西部开始增多，然而在中部却最为密集。
在谈到国有企业的“僵尸企业”的占比时，何帆指出除了债务压力略有减轻之外，实际上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正在恶化，且财务支出、税费缴纳都在下降。但如果让一部分经营业绩较差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就会立即面临下岗职工的再安置问题。简单的数据估算表明，无论是采用经济补偿金还是一次性安置的措施，政府预算的1000亿资金都远远不足。事实上，这些“僵尸企业”目前并未退出市场，而是通过债转股的方式继续运作，但其实际负债总额远远超过粗算得出的理论上限，增加负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最后，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的“僵尸企业”的问题，何帆认为该清算则清算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导向，清算的最终目标是使得产能过剩问题得到最终解决，而且去产能目标需要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 在点评环节，周伟林指出从长远角度考虑，“僵尸企业”的存在会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问题，中国需要在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国企制度改革方面有所作为。在谈到制度时，周伟林强调，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的配置方式虽然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然而实际在处理问题时，如何处理好市场和计划的关系，达到相对的平衡同样也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