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回忆80年代结婚经历:红旗牌轿车出尽风头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的色彩尚未褪去，样样东西要凭票券购买。上海小青年为了办场时髦而体面的婚礼，真是挖空了心思，用足了钞票。
翻看当时的相册，婚房里几乎每样物件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我们的受访者不禁有些感慨：“当时把后头几十年的生活用品全部买好了，就准备用到老了，哪晓得后来生活变化那么快？”
晓得侬要结婚了，工会补助棉花胎
受访者：林振康，男，62岁；马根妹，女，60岁
1980年秋天，林振康和马根妹来到淮海路上的东方照相馆拍摄婚纱照。当时，“南京路王开”和“淮海路东方”是上海小青年拍婚纱照的首选。
照相馆为他们提供了服装。文革结束后，西装和婚纱重新成为结婚照的“标配”，只是款式和尺码仍比较单一。在马根妹的印象里，“由于大家都穿同一套衣裳，他（指林振康）的衬衫领头墨赤黑，我的裙子后面别了根大头针。”当然，在镜头前，这些都被掩盖得很好，照片上俩人显得十分登样。
那时的结婚照，一般是先拍两张黑白6寸照：一张横取景，一张竖取景。新人再从中选取一张，放大到16寸，由技师手工着色成“彩照”。“这样一张照片大概16块钱，相当于我半个月工资。”林振康说。
两人的婚期定在这一年的10月26日，不过结婚证书是早就领好了，因为要拿它来派许多用场。林振康说，“比方讲作为女方陪嫁的樟木箱，58块5角一只。侬这只箱子买得起，说明有点‘花头’的。家具店里货色来了，要凭结婚证才好买，而且只供应一只。”
林振康住在建国西路、岳阳路上的建业里。家里好不容易腾出了一间10平方的亭子间，给他做婚房。这是当年上海青年结婚的普遍待遇。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几十年后，这里会因为旧房改造、变身“豪宅”，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亭子间里摆上一张床，摆上大橱玻璃橱五斗橱，人就不好走了。如今看着照片上婚房里满满当当的各种物件，夫妻俩最大的感慨竟然是“吃力”。
五斗橱上的车料玻璃台灯是人家送的结婚礼物，价值15元多；两只热水瓶购于工艺美术商店；床上是一台三洋单放机。
为什么吃力呢？因为样样东西要凭票券购买。就拿准备床上必要摆的八条被头、两对枕头、两条羊毛毯来说吧。
到上海丝绸公司去买缎子的被面，需要凭工业券。林振康解释说，“工业券是根据侬工资比例发放的，平均每20块工资发一张券。买一条被面，总归要20-30张券。”
他还记得筹备婚礼期间，有趟去火车站送人。回来在公交车上，皮夹子被人摸去了。损失了十几块钱，这倒还是其次，关键是皮夹里有16张工业券。“这些券我好买条被面子唻！真是肉麻（心疼）死了！”
最后，买被面是在杭州工作的姐夫帮忙解决的。“他住在杭州丝绸公司斜对面。杭州买被面子不要券，他在家里就一直看：噢，今朝排队啦？说明有货，个末（那么）去排队帮我买一条回来。”
可问题是，到南京路协大祥买羊毛毯，54块一条，也要外加50张工业券。怎么办呢？结果只好亲戚之间互相调剂。“把几家人家的券凑在一道。等我结好婚了，下趟发到券再给人家用。”
买被夹里要凭布票。“一幅被夹里是16尺布，就要16尺布票。布票啥概念啊？它不讲工资了。凡是工作的人，一年给侬3尺布。”林振康介绍说。8条被子要8幅被夹里，通常家里在孩子结婚前就开始一年年积攒了。“格辰光小孩多，一家人家三五个小孩不稀奇。啥人要结婚了，家里一道凑，一年下来一条被夹里。
就连被子里的棉花胎也要讲配给，一人一年2两棉花胎。这哪里够呢？这时，单位里的工会发挥作用了。“晓得侬要结婚了，工会补助点棉花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