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上海人”系列之一家五金商店里收藏的“上海精明”
图片说明：五金店曾是上海的物资枢纽站。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龚丹韵
家书解读
上海五金店里的生活图景
■黄昌鹏
自1950年到1980年，一个分散于全国各地的管氏家庭的情谊，通过一封封书信，似百川入海汇聚到上海市人民路一家五金商店里。
管氏家庭共有9个兄弟姐妹，在上海市人民路一家五金商店工作的是大哥管锦州。这些书信，主要是管锦州与两位弟弟管玿焕和管绍平之间的往来交流。那一页页承载着思念和嘱托的薄薄信纸，裹挟着岁月的信息，跨越了时间的距离，飘入今天，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上海人谨守“亲兄弟明算账”原则背后的深意。
今天，我们走近这批凝聚着过往岁月的书信，正如同走进了那家五金店所收藏的生活图景以及其背后的“上海精明”。
五金商店这个名字，在如今科技发达、富足安逸的生活里已慢慢边缘化，但你若乘着19路公交车缓缓驶过上海的北京西路和东路，你还会在那些裂纹斑驳的老房子里看到琳琅满目的五金产品。
19路公交车，上世纪60年代就行驶在这条五金商店聚集的路上。似乎岁月流转、人事变迁，从不曾影响它，它只是那样默默地行驶着、行驶着，就像那些依然默默地等待着顾客的五金店。“生意确实是不好做了，除了周围的住户，客人越来越少。”北京东路一家五金商店的老板叹着气这样说。
而在过去那个物资管制的年代，五金商店对于人们的生活十分重要，大到门窗的更换、家具的修理、房屋的修缮，小到一个电灯泡的购买、一个螺丝钉的更换，都离不开五金商店。
据一位老人回忆，上世纪60年代，洋（铁）钉的购买是受到管制的，每个人每次只能买一点，所以乡下亲戚常常委托在上海读书的他带点洋钉回乡，因为那时修房子是特别缺钉子的。受人之托的他，就会乘着19路公交车到北京东路买洋钉，但每次能买到的洋钉少而零碎，用一小张旧报纸包着，拿在手里怕掉了，揣在怀里又常常会被钉子刺伤，只能小心翼翼地捧着带回家乡。
所以家里若有一个人在五金商店工作，对于整个家庭生活的便利都有着极大好处：不仅可以获得许多家居物资便利，还可以通过五金商店的交易关系网，获得许多平时难以获得的如缝纫机这样的物资。位于上海的五金商店，更是方便购买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因此管锦州所工作的这家五金商店也就成了他们一家生活的中心枢纽。
枢纽的功能之一，就是管氏家人的来信常汇聚于此。轻轻翻阅这些泛着岁月光泽的书信，可以读到书信里的内容常常是这样的：
“父今来信非别，目前苏州玻璃比较缺货，故今来信希儿设法在沪添玻璃五箱，最好750×500二箱，800×400一箱，800×450一箱，900×350一箱。我这主要缺少500头子，其余尺寸由儿变更。最好希儿尽量争取二等片，没有二等就一等上列所示开三箱徐菊兴，二箱开父行。”（父亲管润身寄给管锦州，1956年11月29日）
“老乡皮鞋承你操心了，总算买了一双猪皮的。本来市上货源少，再则尺码又大，的确很费事，这也算了一件心事。收音机上的皮壳子请你代购一只一并寄陕。另买上2、3只小酒壶，玻璃、瓷器均可。”（三弟管玿焕寄给管锦州，1977年3月6日）
但尽管在那样一个艰苦的年代里，这个家庭依然坚持彼此的生活账目必须查算清楚的原则，丝毫不会含糊：
“列我们向欠你店122.88元，该款扣除3.30元，由儿给父家生活费之外，该款在十二月一、二日由菊兴的哥哥带给儿子……对于所欠之货款儿可放心。父与菊兴绝对勿会拖欠你的。”（父亲管润身寄给管锦州，1956年11月29日）
“小苏的诊疗、药品、生活和一切有关费用，请一一记我名下。即日我就寄嫂嫂处款40元，请查收。其中有我五一节另给母亲10元，余额作治疗和生活方面等用，帮小苏买两件汗衫，布料外衣一套（学生服、老式）有结实的翻毛皮鞋买一双。玿平、玿芬他们经济并不富裕，因此他们与我之间用账尤应算清。”（三弟管玿焕寄给管锦州，1981年4月23日）
在这个家庭里，不仅“亲兄弟明算账”，就连父子之间的款项也不会有丝毫的含糊。特别是“玿平、玿芬他们经济并不富裕，因此他们与我之间用账尤应算清”这样的观念，说起来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兄弟的经济不富裕，难道不应该多多帮衬吗？
这背后不仅体现着上海人务实谨慎的理财精神，更是对金钱关系下家庭伦理的审慎处理。人性本是自私的，当孩子们各自成家后，父母与孩子、兄弟姐妹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再单纯，而是有了孩子们的妻子或丈夫的外来家庭成员的加入。滤去情感的因素，单纯从一个客观角度来理性分析的话，假如账目不算清，欠钱者在面对家人时就容易有低人一等的心理劣势，相应的，被欠钱者心中或许多少也会有不满情绪，而这其实是对亲情的极大伤害。因此，当彼此的经济保持独立、账目呈现清晰状态时，正适合纯粹的亲情在平等的土壤里更好“生长”。细细一想，记录在这些书信里的上海精明，分明是一种剥离了复杂、舍弃了纠结的理性情意。虽略输温情，却胜在长久。
对话专家
亲兄弟明算账是一种契约精神
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
解放周一：那个年代，上海的五金店全国闻名。您作为老上海人，对此有什么记忆？
张乐天：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北京东路的五金店一直是很多人记忆中“好玩的地方”。
我表哥告诉我，他小时候就很喜欢走这条路，沿着西藏路走到外滩，这条路上好玩的东西非常多，不仅各种五金部件琳琅满目，还有许多来此采购的外地人，操着各种地方口音。长大后，表哥在冰箱厂工作，冰箱厂里的五金部件有时候也会去北京东路“淘”。
“五金一条街”附近的天津路一带，还可以买到二极管、三极管。上世纪60年代起，许多小青年喜欢自己买零件制作“无线电”听广播。表哥说，他自己就到天津路“淘”过零件，做出来一台“矿石机”，随后每天早上五点钟爬起来，听莫斯科广播电台。
上海是一座发达的商业城市，很早就形成一个一个商业圈。除了北京东路的五金店，还有江西路的中央商场集中卖旧货，福州路集中卖书，等等。
解放周一：亲兄弟明算账的思维，是不是和上海商业发达有关系？
张乐天：是的。上海较早受到西方商业文化影响，交易方式比较规范。亲兄弟明算账，其实就是一种契约精神。
中国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比较习惯“熟人社会”，农村里如果开一家店，免不了熟人去赊账。而在商业环境非常发达的上海，赊账情况比较少。上海不仅是一座商业城市，也是一座移民城市。我跟你是邻居，但不是亲戚，邻居来自五湖四海，说不定明天就搬走了，所以交易必须更加遵循契约精神。这是现代城市、陌生人社会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那时候也有一些人是看不惯这种做法的，认为上海人门槛太精，什么都算得太清楚。上海人“精明”的形象因此全国闻名了。其实从商业发展来讲，明算账才不容易导致矛盾。
解放周一：随着时间的演进，今天的人们则已认识到，现代企业的管理思维也是“亲兄弟明算账”。
张乐天：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出现的第一波企业，一般模式就是亲戚朋友凑份子一起干，缺乏现代企业的管理思维，最后大部分难以维系，分家了事，推究原因与前期没算账是很有关系的。后来一些浙江企业来到上海，它们发展壮大的过程，正是逐渐抛弃熟人关系，建立现代企业精神的过程。越来越多的老板明白“兄弟是兄弟，生意是生意”的道理。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上海是比较先进的。
解放周一：但是否会显得人情冷漠？
张乐天：现代社会商业发达、人口流动多，必须形成这样一种契约模式。和熟人社会的村落比，会感到有些“冷漠”，但这并没有好坏之分，而是社会的发展趋势。反过来看，个人也可以因此摆脱一些负担。我出身于农村，有时候会觉得处理各种人情关系比较麻烦，因为村落里确实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但各种人情债又充满矛盾和纠纷。毕竟，每个人心里的“人情”这把秤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当时有句俗话叫“人情像锯子，拉上拉下，永远平衡不了”。
不过，亲兄弟明算账的思维只是在涉及利益和金钱时用到，许多人际关系不能简单用金钱来算。一旦扩展到所有领域，那就真的是冷漠。比如一个兄弟说孝顺母亲付出多少，另一个兄弟说自己付出更多，矛盾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