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复旦管理学奖】王浦劬：中国公共管理学科领军人
1999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我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2001年2月，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10月，确定北京大学等24所高等院校为首批MPA培养试点单位。从此，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逐渐起步，并发展扩大。从专业学位初立到形成发展，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参与了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开创性发作的全流程，为我国MPA的创立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全面、系统、开创性的贡献。
同时，王浦劬主持了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的创办和发展，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所政府管理学院—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有机融合政治学科与公共管理学科，使得政治学科的理论性、宏观性和分析路径，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价值定位、战略视野、宏观环境以及研究路径，也使得应用性、技术性和科学性鲜明的公共管理学科为政治学科的发展提供实证基础、分析框架、科学方法和技术路线，形成了善政与善治有机结合的学科路径，也使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为我国公共管理教育和研究的重镇。
无畏艰难开拓创新，积极创办MPA教育
在王浦劬看来，我国引进和创办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意义重大，“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为适应政府和公共管理专业化、应用化、科学化、国际化的要求而设立的，其培养目标是培养从事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等方面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不同于学术型学位，MPA教育的培养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都更加强调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应用导向。
但是，20世纪90年代创办MPA伊始，基础迹近空白，师资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当时教师绝大多数是学术性的教师，专业学位的教师几乎没有”，王浦劬回忆起学科初创时薄弱的师资力量。但是，“教师是办学根本，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生，没有合格的教师教不出合格的学生。当时公共管理的专业教师特别缺乏”。
王浦劬与我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的开创者无畏艰难，积极通过三方面措施解决这一问题，“第一，在我们的教师当中，选拔一些有过社会经历的人；第二，请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做兼职教师；第三，请一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者来做讲座，包括国际的和国内的。”凭借公共管理学人的一股韧劲和合理措施，我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的师资队伍逐渐得以建立。
与教师问题联系在一起，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方法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教师比较习惯学术性学位的教法，不太习惯专业学位的教育，可是，实际的公共部门要求解决实际问题，专业学位教育需要根据职业特点，针对工作面临的问题，结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政情，提高公共管理人员解决工作中问题的能力。”
王浦劬认为，纯粹的学术研究，距离现实生活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还是有点距离，所以，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也是重大难题。王浦劬与他的同行者们经过详细考察认为，采取案例教学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下来是建立公共政策数据库、建立模拟性决策系统，尽可能使得专业学位教育贴近公共管理的实际。“第一步案例教学的解决就费了很大劲。”王浦劬回忆道，“案例教学的前提是有第一手案例，但是，第一手案例成本高昂，而且教师也没有时间去做，实际上，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一开始，大家使用的都是二手案例。”
学科初创时，教学案例主要来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节目，但是，由于二手案例都是经过采集案例者加工过的，并不完全符合公共管理科学性和专业性的要求，也不完全切合专业学位教学的要求，因此，采用二手案例教学并非长久之计。2006年，王浦劬作为评估专家前往复旦大学进行第一次全国MPA合格评估，发现复旦大学已经开始采用一些一手案例教学，也是从那时起，一手案例逐渐进入高校课堂，“北大、清华、复旦、人大这些学校开始采集到了一些一手案例，这时距离MPA开办已经过去整整六、七年了。”
推进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正因有王浦劬这样的一批学科专业学位教育的开创者和领军人，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使得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历经了起步与探索、扩大与发展阶段而迈入了成熟与完善阶段。截至2016年8月，全国已授予学位人数99597人。通过发展专业规范的MPA教育，我国已建构起基础与特色相结合的MPA课程培养体系，凝聚了优秀的师资，设置发展了一批公共管理教育机构，同时推进了公共管理领域的科研。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致力公共治理专业人才培养
王浦劬认为，公共管理人才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为此，需要特别优质的教育资源，他就此说明：“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旨在为财政、文教、卫生、体育、环保、社会保障、民政等公共部门培养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专门管理人才，这些人才既需要一般管理人才的必备素质，又需要适应公共部门的特定要求，尤其是应该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
在王浦劬看来，公共管理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其基本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效率、公平和安全，围绕公共利益和价值供给公共服务和管理。为了实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需要公共管理人才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和素质，其具体包括政策分析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公共服务的动机和理念，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协调和管理的统筹能力以及开拓创新发展的能力等。
王浦劬进一步认为，单一的学科知识结构培养的专门人才，容易视野狭窄，缺乏深厚的思想底蕴和综合素质，后天发展往往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跨学科人才的综合素质教育，包括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养成，现代科学技术技能的养成和管理学科素养的涵育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刘舒杨是王浦劬的学生，她的主要学术领域是关于西方当代功利主义研究。王浦劬独特的利益分析方法，以及以利益关系作为政治分析和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让她深刻更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的强大逻辑性和科学性，也引导她走向利益和公共利益研究的学术之路。而多个维度比较分析利益和利益关系，不仅是她的学术旨趣所在，而且具有现实公共管理分析意义。
认真严谨是刘舒杨谈起恩师时说的第一个用词。在她的印象中，几乎每一次交给王浦劬的论文都会获得密密麻麻的批注，那是老师认真严谨的修改痕迹。“在和老师交流中，我深刻感受到了老师勤奋的研究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无论是调研报告、开题计划，还是调研提纲，老师都会字斟句酌、逐字修改，使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刘舒杨2014年师从王浦劬，“四年来，我的专业素质与学术能力在老师的指导下得到了很大提升。”刘舒杨谈起恩师对自己的栽培，“尤其是我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论文是在与老师不断反复讨论和修改中形成的，每当我学术上遇到困惑的时候，老师的点拨会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每当我不断回味论文修改过程时，都会对我的理论思维和理解能力有一定升华。论文主题选择和论文展开，是我与导师多次不断深入讨论和设计优化，精致细化成文的反复提炼和刻画过程。”
王浦劬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去锻炼自身的学术能力，刘舒杨说道：“老师在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也着重对我进行研究方法的培养。调研属于质性研究的过程，老师专门建议我去学习了这样的课程，把这样课程的所学和训练运用于理论研究过程。在成果形成阶段，老师也给了我很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培养我自己学术的能力。”
发展公共管理理论 构建中国特色治理学说
多年来，王浦劬教授专注于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治理的研究与创新，建构了公共管理学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中国政治和治理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理论和方法，吸收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知识要素，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学基本理论体系，将政治和治政分析的基础从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转向人民内部的公共利益理论，构建了独到新颖的治理政治的逻辑前提。
近年来，王浦劬集中关注公共管理的机制治理，他以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经验样本，借鉴国际有益做法，创见性地阐发了中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机制的逻辑机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切实分析了其问题和对策，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机制治理理论。
这些研究，使他在2009年和2016年分别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教授团队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郝秋笛团队合作，主持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机制的两项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由此形成两本著作《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发展研究-基于中英经验的分析》。
在这其中，《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课题对于促进我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起到了积极的决策参考作用。正因为如此，课题成果获得“国家民政部理论研究部级课题一等奖”。
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第二项研究，是王浦劬团队承担的中国和英国政府间合作项目，他率领的团队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郝秋迪教授率领的团队进行合作，深化了机制改革的机理研究，提炼了机制导入型改革对于我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机制治理的理论内涵。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是中国国家结构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合理划分央地事权，需要展开多学科、多领域和多维度的研究，需要归纳和比较验证不同国家的经验，探讨央地事权划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探求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王浦劬选择当今世界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作为典型样本，采用法律制度与法律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这些国家央地事权划分的法律规定、基本依据、实际划分进行梳理和阐发，由此归纳这些国家中央与地方事权的主要共相，进而阐述了以事性定事权，以事权配财权的央地事权划分逻辑，创新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理论。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我国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学科的总任务。作为公共管理学者，王浦劬基于我国国情政情，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目标选择、重点问题、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性分析，阐发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进而分析了当代中国治理模式。
“我们在研究中国治理模式的过程中，采用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方法，基于中国治理的实践经验，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和提炼，有机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总体战略、路线、道路、方针和政策，进行原创性理论构建和阐发。”
王浦劬认为，“中国治理模式”具有独特的内在逻辑结构和多维的外在表现特征，其内在逻辑表现为经济成分、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上体现出“一”对“多”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一内在辩证逻辑衍生出“中国治理模式”的外部特征，如在治理方略和实施方面选择“治理型民主”，在治理出发点上奉行公共利益优先，在精神和文化层面追求“和而不同”等。当然，在深化改革和发展的今天，“中国治理模式”也面临着诸如政治权威决策力、执行力与治理效能之间的矛盾，政府权威与公民认同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挑战。
“面对挑战，我们不能选择倒退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能盲目实行西方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既有的中国治理模式，才能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王浦劬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