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伪装工作
张 新
译者的话：本文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馆刊《序章》（ Prologue ）2012年春季号上的文章《The Artist at War》及其他英文资料编译而成。文章配图来自美国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网站及互联网。
“伪装之父”阿伯特·赛耶
陈列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展厅中的福克纳绘制的壁画
经简易伪装的炮兵工事，很容易被德军识破。
一战中的英军炮兵工事，上覆平顶伪装网。大炮上方伪装浓密，向外则较稀疏。
用于迷惑敌军的战场假像。一战后期被更为先进的伪装技术所取代。
每天，在华盛顿特区宪法大街美国国家档案馆穹顶展览大厅里，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们都会把注意力集聚到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档案——《独立宣言》上。这幅珍贵的档案两边的弧形墙上，延展开来的是两幅巨型壁画。其中一幅描绘的是约翰·汉考克从托马斯·杰弗逊手中接过最终完稿的《独立宣言》，另一幅描绘的则是詹姆斯·麦迪逊将美国宪法授予乔治·华盛顿。熟悉美国艺术史的人大都知道这两幅象征美国立国精神传承的壁画的作者是巴里·福克纳（Barry Faulkner），福克纳出生并成长于新罕布什尔州柴郡的基恩，以壁画家及马赛克设计师而著称。这两幅作于1930年代的虚构的壁画高14英尺，长30英尺，1936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落成时，从纽约福克纳的工作室卷起来运至华盛顿，此后便一直挂在穹顶大厅的墙上。
福克纳以艺术家知名，但即使是美国人也很少知道这位毕生致力于艺术的人在一战期间曾经参军，他作为一名“伪装专家”，在一个用艺术为作战武器的军事部门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飞机、坦克、机枪在一战中大规模投入实战，而为战争服务的军事伪装技术也首次被参战各国广泛应用。
一、军事伪装的起源
军事伪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区别于当时盛行的明亮色系的军服，英国一些部队配备了土褐色军服。19世纪初叶，在与法国拿破仑的战争中，英军第95、60来复枪团首次列装了绿色军服。1850年代，英军在镇压印度大起义时，把他们的白色军服染成不那么显眼的泥土、茶叶或者咖啡色。此后，这种做法在英印军队及英国驻非洲部队中推广开来。到1896年，这种颜色成为英国驻欧洲以外军队军服普遍采用的颜色。
1899年—1902年间，非洲爆发了一场英国殖民者对南非土著白人(即布尔人)的战争。在这场被称为英布战争的冲突中，熟悉地形、善于伪装的布尔人给英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英军军士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在对布尔人的战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对伪装技术做了初步的研究并投入实战。1902年后，浅褐色的军服成为所有英军军服的颜色。
但英军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并没有普及开来，各国军队主流观点仍然是倾向于使用明亮、单一且显眼的颜色来制作军服，军方将领们认为这有助于震摄敌军，辨认友军，甚至对吸引新兵入伍也有帮助。虽然1910年德军制服的颜色从传统的普鲁士蓝变为绿色，但在1911年法军试图改变传统的下红上蓝的军服颜色时遭到强烈的抵制。前战争部长欧仁·艾迪安（Eugène Étienne）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废除红裤子？不，绝不，法国人就穿红裤子。”这种保守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一战前，随着枪械的命中率与射速的不断上升，军事伪装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并受到各国军方的重视。
一战爆发后，法国和英国军队分别于1915年和1916年成立了专门的军事伪装部门。德国和奥地利虽然也开展战场伪装工作，但还没有设立专门的部门。军事伪装在战场上用于伪装、掩护、欺骗、突袭，立体图画、使人产生混乱的绘画、拟态伪装、看起来与自然场景相似的伪装是军事伪装技术常用的手法。伪装专家中除了画家和雕塑家外，还包括建筑师、场景画家、广告画家、金属工匠、家具工、木工、铁匠、石膏模具师、舞美设计师和化学家。
二、美军伪装部队的组建
美国于1917年4月正式参战后，福克纳积极主张在军队中设立专门的伪装部门，他和来自爱荷华州的雕塑家谢利·弗莱（Sherry Fry）以及其他热心的艺术家、建筑师和工艺师在纽约成立了民间性质的“美国伪装”（American Camouflage）社团。成立仅一个月，社团成员已经扩充到100人，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杰出人物，如雕塑家丹尼尔·切斯特·弗兰奇（Daniel Chester French）——著名的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中林肯塑像的设计者；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当时世界最高楼纽约伍尔沃斯大楼（Woolworth Building）的设计师。而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画家阿伯特·赛耶（Abbott Thayer）了。
赛耶是美国著名的肖像画、人物画、动物画及风景画家，还被称为美国“伪装之父”。 这位福克纳的表兄宣称可以用“隐蔽伪装”来实现自我防卫与保护，他指出人们可以用某些色彩的图案使其与周边环境混在一起并借此迷惑敌方观察者。赛耶还强调了“反隐蔽”的重要价值，模仿动物的着色，在阳光下其背光面的颜色要亮于向光面。从空中看下去，阴暗面会与背景色混淆起来，从下往上看，亮的一面会与天空混淆起来。赛耶相信，反隐蔽、隐蔽着色及拟态伪装在战争中对于人员及器材的隐蔽会有很大的价值。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赛耶开始在战场实践他的伪装理论，并获得了专利。作为伪装技术的拥护者，福克纳与赛耶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他们都是平民，更进一步行动要靠官方及军队来实行。
1917年7月，美军工程兵的长官希望能够为最早在法国登陆的几个师提供伪装装备及相关专门知识，但法国却拒绝了。福克纳和弗莱并不灰心，继续强力推动此事。弗莱在《美国建筑师》（American Architec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聪明地赞扬法国的伪装专家并宣称美国艺术家早已组织起来，可以“为战争提供服务”。媒体的选择意义重大，相较于被征召的法国和英国同行，美国人的表现更为活跃。7月底，美国战争部在发往法国、英国、比利时的军事报告中建议工程兵部队组建一支由6名军官及260名士兵组成的“伪装部队”。 1917年9月，美军第一支专业的伪装部队于里奇兵营（Camp Leach）开始集结训练，该兵营坐落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内。部队中的艺术家早就接受了赛耶的“隐蔽伪装理论”。随后，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迅速组建了一支伪装连队加入登陆部队并投入欧洲战场。
伪装部队虽然成立，但如何对其进行归类却成为棘手的问题。开始时这支部队被称为第25工程及建筑连，后来又改称第24工程及供应连，1917年12月4日，伪装部队有了自己独立的番号：第40工程兵团A连，而人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美国伪装团（American Camouflage Corps）。
三、军事伪装用于实战
当美国人在里奇兵营训练他们的伪装部队时，遥远的欧洲大陆上战火弥漫，从1916年开始，军事伪装领域就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前一年，法国人还在大量使用着色混乱的帆布罩，而到了1916年，这种帆布罩就已经被配有着色的酒椰树叶或条纹帆布的网罩所取代。到1917年晚期，英国人新式的平顶网罩已经成为最有效的伪装大炮及其炮位的方法。
美军新创建的伪装连的指挥官由来自纽约的建筑师艾伐茨·特雷西（Evarts Tracy）担任。与福克纳及赛耶一样，特雷西强烈主张在美军中引入伪装技术。他对伪装部队的设想及要求体现在1917年晚些时候出版的名为《伪装》的小册子中。该书很大程度上引用了亚历山大·麦肯齐的观点，强调战壕与狙击手的隐蔽。
但在法国的实战中，特雷西发现麦肯齐原先为狙击手设计的精密的巢穴要面对的是潮湿的弹坑、重炮以及天空飞机的侦查摄影。特雷西清楚地知道他的战士要欺骗空中照像窥探的眼睛，以迷惑注视着空中摄影相片分析协约国活动的敌方专家。而大战初期的伪装技术却是相对简单的，比如用虚拟的大炮、假的动物尸体来迷惑观察者或者监听者。在战场上，福克纳和弗莱帮助制造假大炮，并按照赛耶的理论用滚筒在真的大炮上涂上伪装色。这些战场上的最新发明是零碎的，而他们能从报纸和杂志上获得的敏感信息线索也越来越少，但新的装置和发明都在使用中，并在西部战线的战斗中证明了它的价值。
实战中，里奇兵营的一些训练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例如在机关枪射点的隐蔽方面，射点被很好地与周围环境混合起来，为了获得最佳效果，机枪手与运送补给和弹药的人员被要求遵守“伪装纪律”，这意味着要仔细设计通往射点的线路，确保其不被空中侦察发现。但是另一些训练看起来似乎有点奢侈浪费与夸张，其中一个是人们要仔细地布置一匹死马和破碎的马车，以模仿炮弹爆炸造成的伤害。
1918年8月6日，伪装专家们在一个大炮云集的小村子受到极大的震撼。三个炮兵团的帐篷、马车、马队、厨房、厕所及装备挤在狭小、低矮的山谷中，绿色麻绳网罩也被从炮兵工事上取下，很快就成为德国人容易辨识的目标。意识到事情变得糟糕，但福克纳却不能迅速地获得空中照相以向炮兵讲明他们的错误。伪装专家能做的就是说服炮兵将大部分大炮转移到山谷北边，并对其做了重新伪装。8月11日，灾难降临，德国人的炮火倾泻而下，狭小的山谷得到了“死亡谷”的绰号。在战后福克纳的自传中他多次透过描述当天炮兵部队的细节婉转地提到此事。
血的教训使人们意识到伪装纪律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德国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在各个级别的伪装工作及人员、器材的转移过程中都能严守纪律。通过反复灌输，美军的伪装纪律及不断加强。而随着战争朝有利于协约国一方的发展，到战争结束前夕，德国人的纪律明显变差了。
在法国，福克纳经历了伪装技术根本性的变化。福克纳及其他美国伪装专家在侦察兵和狙击手身上涂色、制作带隐蔽功能的服装或者仔细地在炮管上复制这与周围环境一样的色彩。虽然到1918年时，伪装网罩可以掩饰大炮及其投下的阴影，这使得在炮身上涂抹迷彩变得不那么必需，但大炮仍按常规到处涂着颜色。伪装专家的注意力已经放在如何防止空中照相上，那些用以欺骗地面敌军的夸张的伪装道具则被彻底抛弃了。毫无疑问，到战争结束时，美国人已经超越了赛耶有限的理论，他们也远比其欧洲导师做的更为成熟。
四、战后余音
巴里·福克纳于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回到美国，他重新回归艺术家的生涯，开始画画及设计马赛克，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战争。几年后，他又重返欧洲，寻访他作为伪装专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欧洲，福克纳设计了两种马赛克，一个用于装饰苏雷尼斯小型公墓的教堂，这是大巴黎地区唯一一座美军公墓，这里埋葬着一战中阵亡的1541名和失踪的974名美军官兵。另一个是圣米希尔美军公墓，这里埋葬着阵亡的4153名和失踪的284名失踪官兵，离福克纳在1918年早期服役的第1师营地仅10英里远。颇有意味的是这座公墓由一家德国公司建造。1936年，福克纳为美国国家档案馆创作了两幅传世壁画，其创作生涯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福克纳于1966年去世，2007年，他家乡柴郡历史协会出版了一本全彩的画册，以纪念他的艺术成就。
而被称为“伪装之父”的赛耶在战后受到抑郁症的困扰，这种病症在他的伪装理论受到质疑后明显恶化，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质，并有自杀倾向。1921年，赛耶去世，享年71岁。福克纳与赛耶的战友谢利·弗莱在一战后转向立体主义与达达艺术，于1966年去世。一战后，作为伪装理论另一位先驱者的麦肯齐则以国际知名的高尔夫球场设计师身份最终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在设计中他采用了伪装技术。
有关一战期间美军伪装工作的档案留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大量的档案记载着战争期间美国伪装工作的来龙去脉。在战争部一般及特殊人员处的档案中有1917年—1918年间第40工程兵团负责人哈伍德·本尼恩少校（Maj. Howard Bennion）的报告，这部分档案还包括1917年记载伪装连发生、发展的日记。在工程兵长官办公室的档案中，有一战期间美军工程兵的年度报告，记载了本尼恩关于伪装技术的观点以及他与伪装技术的支持者查尔斯·萨默罗尔将军（Gen. Charles Summerall）的交流情况。这些档案静静地躺在档案架上，等待着有心人的发掘。某天，马萨诸塞州沃斯特理工学院历史系的名誉副教授马尔科姆 帕金森(E. Malcolm Parkinson)发现了它们，成为他教授科技史、研究一战期间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伪装技术的起源、发展的比较课题的第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