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分之一】空气净化器：是安慰剂还是去霾利器？
我们的现场实验是在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环保产品实验室的指导下进行的，在实验室标准下，我们对这三台空气净化器进行了检测，虽然适用面积都不同，但是每一台都符合相应的标准。我们把这三台空气净化器放到实验室以外不同环境的房间里，来测试它们的实际使用效果。看看在动态环境中，与实验室检测数值有多大的偏差。
测试1：早教机构教室 面积60平米 层高2.2米
1月4日 15：00 浦东监测站AQI指数： 136
我们来到金桥地区的一家早教机构进行检测，帮助我们进行检测的是为计量院提供检测仪器的一家国外检测仪器制造商。工作人员放置了两台经过实验室检测的空气净 化器。检测仪显示，在开启净化器之前，室内的PM2.5指数在80左右浮动。随后，工作人员打开空气净化器，并且将风量调整到最大。按照空气净化器的最佳 运行状态进行测试。开启净化器后，室内PM2.5数值开始下降，在一个小时之后实验结束，室内PM2.5数值在40左右浮动。
在检测过程中，教室的门一开始都处于关闭状态，但是到了四点半以后，陆续有家长来接孩子回家，教室的门经常处于开启状态。而到孩子放学之后，教室里PM2.5的检测数值只有35左右。而在教室的中心位置，这个数值只有18。
测试结束，我们回到室外对PM2.5进行检测，因为开始下雨，室外PM2.5数值从测试开始前的130下降到了100。检测仪对数据进行了储存，等待与另两组实验数据进行比较。
测试2：民宅客厅 客厅30平 层高2.37米
1月5日 早上10点 浦东监测站AQI指数21
我们在浦东北蔡一户民宅进行检测，室外PM2.5检测数值是15，室内检测数值只有8。实验采用了人为制造烟雾的方法，首先关闭客厅里的空气净化器，在厨房烹饪产生油烟，不打开脱排油烟机，让油烟在密闭的房间弥漫开来。检测仪显示，最高峰值达到了200多，空气净化器在开启20分钟后，这个数值到了初始水平。
测试3：办公室30平方 层高2.3米
1月5日 下午三点 监测站AQI指数21
实验对象在门窗紧闭，通风系统关闭的会议室点燃了几支香烟，PM2.5的数值逐渐飙升到了两三百，最高峰值达到600，半小时后数值下降到最初水平。
负责检测的工程师邓志强向记者介绍了三组实验数据，从曲线图上可以看到，在总体下降的趋势上有一些明显的波动。其中，人员流动频繁的早教机构最为明显。幼儿园有家长来接孩子，开门以及人员的进出，外面没有净化的高浓度的pm2.5在开门的时候进入幼儿园的室内，造成了浓度的上升，关门以后净化器的作用让它的浓度又有下降。
我们在对三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在动态环境，比如人员流动，门窗开关的状态下，房间里的PM2.5指数产生了比较大的波动。而在现实环境里这样的现象往往非常普遍，这就造成了净化器的实际使用效果与产品净化性能不一致的情况。
而通常在教室环境里，课间都要开窗通风。中小学教室换气卫生标准，规定了中小学生必要的换气量和换气次数。小学生的标准不低于每小时11立方米的换气量，初中生不能低于14立方米，高中生不低于17立方米。也就是说，学校教室即便是上课时间也不能紧闭门窗。
不仅如此，在教室这样的环境里使用空气净化器，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因为目前市场上的空气净化器都是针对家庭环境使用的。但是教室的面积，层高，换气率和人员的流动频率都与一般的家庭环境不同，如果把一般的空气净化器放到教室使用效果并不一定理想。
空气净化器行业联盟副秘书长王康表示，教室环境和我们家庭相比的话有几个不同的特点 面积大，人多，还有一个间歇性的开门的动作。它的摆放位置，它的噪音会不会对周围的学生有一定的影响，都是要需要考虑的。
实验证明，空气净化器的PM2.5去除效果与门窗的气闭性，与门窗的开关频率有很大的关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阚海东表示，教室存在着在一个有限的面积存在着大量的人，它会造成二氧化碳的升高，会造成潜在的呼吸道疾病的传播，传播疾病的发生。“之前的前期工作都是基于家居和宿舍的净化器研究，我觉得我们研究结果要外推到教室的内公共场所，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目前，教委正在联合研究机构、质监、疾控等部门对空气净化器进教室的方案进行研讨。阚海东表示，新风加过滤是不错的方案。但是成本很高，大范围推广会有现实问题。“个人觉得雾霾这个问题根本要从源头之力开始治理，我们无论采用空气净化器还是新风加过滤，都是一些治标不治本方案，根本措施还是要靠我们政府我们企业，还有个人一起努力把室外污染浓度降下来。”
关于教室是否安装空气净化器的讨论还在持续发酵，这场雾霾引发的讨论，其实显现了人们对于大气环境的担忧。从目前来看，眼下没有任何一种方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这场争论可以倒逼迫雾霾治理的决心和行动，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保障人们自由呼吸的权利。
（看看新闻网记者：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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