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三澍：每一代都有“我们年龄的雾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作为一个“90后”诗人，秦三澍起步算比较晚的，直接越过“少男怀春”的抒情写作阶段。大二时，他从同济大学的国际政治系转到中文系，结识了几位写诗的朋友，由此加入了同济诗社，在群居相切磋的氛围里里，持续地阅读和写作诗歌。
如今，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的他，主要做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方向的研究，业余写写诗。他说，从不自视为“天生的”或“命定的”诗人，自己成为诗人，乃是一系列机缘巧合协同作用的结果。不过，这短短两三年的新诗写作，究竟有没有“上道”，还是他不断质询自己的问题。
诗人是身份中的一种
深圳晚报：你怎样看待“90后诗人”这个身份？
秦三澍：对诗人而言，“诗人”只是他多重身份中的一种。无论是诗人自己，还是诗人周边的人群，对此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深圳晚报：可否介绍一下你的诗？
秦三澍：恐怕难以归类，非要给出答案的话，只能笼而统之地界说为“对生活的观察和质询”。日常生活是我写作的出发点，但我的诗往往绕开狭义的“抒情”，而更倾向于给出冷静的观察报告，把它引向一个更宏大的、更具论辩性的场域。
深圳晚报：你最喜欢的中外诗人或诗歌是什么？
秦三澍：我平时大多读文史哲书籍，坦白说，读诗不多，近一两年我书架上的诗集才多起来。对我的写作有启示意义的外国诗人，大概有策兰、博纳富瓦、史蒂文斯、巴列霍、希尼、萨拉蒙、吉尔维克、赫塔·米勒……
欧美更年轻的“新锐”诗人、近三十年来的汉语诗歌写作、包括身边年轻诗人的文本，我也在关注，只不过同处于相近的语境中，我常常刻意保持一段审视的距离。
90后努力发出各异嗓音
深圳晚报：有人说，在张扬而浮躁的年代，“90后”开始思考了。
秦三澍：每一代都有“我们年龄的雾”（冷霜诗题），而且代际间也许共享着同一片“雾”。“90后”也在思考前辈思考过的基本问题，遇到过相似的迷茫，只不过在这样一个相对多元、信息量急剧膨胀的社会，他们的思考更为开放、理性和深入。
我身边的同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对于“生存”之形而上意义的探询，他们试图介入尖锐的公共性问题，同时又相当节制地遵守着文学应有的秩序。
深圳晚报：评说一下你所知道的“90后诗人”特征？
秦三澍：90后诗人不愿意让可贵的独立品格被一个群体的“共名”所遮蔽，但他们也不排斥“友爱共同体”内亲密的诗歌情谊。
2005年前后，数所高校创立或恢复了自身的诗歌社团传统，这意味着，90后诗人在写作的黄金期（大学在读时期），就拥有了可供对话的场域和可供起跳的平台。我所知的每个90后诗人都在努力发出各异的嗓音。
我们不忧虑不寂寞
深圳晚报：90后诗人，与“70后”、“80后”有哪些不同？
秦三澍：我相信，“90后”与“70后”、“80后”之间的共通性要大于差异性。“90后”相异于“前代”的一个特点是不喜欢“折腾”，他们强调写作纯粹就是写作本身。
有位198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朋友曾批评“90后诗歌”缺乏鲜明的“运动”、“主张”和“领袖”，显得锐气不足而过于沉寂。这种说法忽略了当下诗歌语境的独特性以及“90后诗人”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但它也提醒我们，青年诗人一代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强音。
深圳晚报：当下中国，诗歌的边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们会忧虑吗？坚持中，会否感到寂寞？
秦三澍：不会忧虑，更不感到寂寞。过犹不及，相对于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在当下诗歌也许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但这才是它应属的位置和应有的常态，是“矫枉过正”之后的一次新的校正，是狂热之后的冷却和镇静。
即便从社会接受的角度看，当下中国仍拥有大量潜在的诗歌阅读者，关键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好诗去满足这些精神需求。作为扎扎实实的写作者，我们没必要顾影自怜，也没必要妄自菲薄。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个诗人应该做的事。
秦三澍，1991年生。青年诗人，译者。先后就读于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硕士在读。曾为同济诗社社长。
http://wb.sznews.com/html/2014-06/21/content_29155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