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中，萧红与北碚复旦相遇

　　1938年9月，萧红独自一人，历尽千辛万苦，抵达重庆。

　　对于萧红来说，这一年非同寻常。2月，已怀有身孕的她与萧军激烈争吵。4月，两人在山西临汾正式分手。5月，她与端木蕻良在武汉闪电结婚。8月，武汉战事紧张，她让端木蕻良先行撤往重庆。9月中旬，她拖着沉重的身子，乘船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萧红一生漂泊。她也许不会想到，重庆是她落脚的最后一个内地城市。战时重庆物资匮乏、住房紧张，萧红能在此安身写作，与西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有关。1938年2月，复旦从重庆菜园坝迁至北碚黄桷树镇。萧红抵渝后，有一半时间住在黄桷树，她与复旦师生相遇、相知，留下的足迹和话题耐人寻味。

　　 在重庆，复旦给了她一个安身之所

　　在重庆，萧红遇到的关键复旦人是孙寒冰先生。1938年夏，孙寒冰从香港抵达重庆，不久后出任复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是中国第一本《文摘》杂志的创办人，《文摘》因首次译载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轰动海内外。1940年5月27日，日本军机轰炸北碚，孙寒冰不幸罹难。抗战胜利后，复员返沪的复旦师生将登辉堂（今相辉堂）东侧的宿舍楼命名为“寒冰馆”，以纪念这位杰出教授。今天，已很少有人注意到，孙寒冰还是萧红和端木蕻良的“贵人”——假如没有孙寒冰，后者在重庆的生活难以想象。

　　1938年8月，端木蕻良先期撤到重庆时，一无所有。他通过复旦文摘社编辑贾开基，寻求孙寒冰帮助。孙寒冰为人热情，见端木生活窘迫，立即让他住进《文摘》门市部的单身职工宿舍。考虑到端木的生计，孙寒冰又与复旦新闻系主任程沧波商量，让他担任兼职教授，每月有几十元课时费，这在当时属于中上等收入。后来，还安排他编辑《文摘战时旬刊》。

　　端木蕻良安顿下来后，即给萧红写信，嘱她尽快前来。萧红到来后，因临近产期，先到好友白朗位于江津的家中待产，后产下一男婴夭折，于11月返回重庆，随端木迁到歌乐山招待所居住。那些日子，端木每天上午从歌乐山到北碚黄桷树镇上课，然后再去沙坪坝编辑《文摘战时旬刊》。黄桷树位于嘉陵江北岸，离市区百余里，他来回奔波，疲惫不堪。端木只得又去找孙寒冰，商量能否找一处离复旦较近的房子。很快，孙寒冰在黄桷树复旦苗圃找到了空房。

　　1939年5月，萧红和端木蕻良搬进了复旦苗圃新居。不久，孙寒冰和贾开基前来新居探望——这一次，孙寒冰盛邀萧红也到复旦任教，兼一两节文学课。原以为萧红会欣然同意，没想到她却连连摇头，一口回绝。一旁的端木又不会“圆场”，搞得孙寒冰好不尴尬。孙寒冰他们走后，萧红向端木解释：“教书必得备课，还得把讲义编好，要吸收的和要说出的，和写小说、散文可不一样，讲课日久天长，就会变成一个学究，要搞创作也可能只会写教授小说了。”（端木蕻良《萧红和创作》）

　　萧红的直率和任性，孙寒冰应该不会在意，他一向热情待人，“对人总有一片好心，他也不嫉妒别人，总是很善意地看别人。”（郑兰荪《孙寒冰教授的人格魅力》）至于萧红，从她后来对端木说的俏皮话来看，她对孙寒冰还是心怀感激的：“我现在是教授家属，否则连住的地方还没有呢！”（钟耀群《端木与萧红》）

　　1939年底，萧红决定和端木蕻良前往香港，因行程紧张，行前很少有人知道，但端木却告诉了孙寒冰。孙寒冰听后很支持，对他说，复旦在香港办有大时代书局，他们到那里可以住在书局楼上。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飞抵香港，即住进了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一间住房，据说这是孙寒冰曾经租住过的……冥冥之中，孙寒冰似乎一直是他们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她与朋友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在萧红遇到的复旦教授中，让她有点尴尬的是胡风先生。胡风是萧红和萧军的老友，早在1935年初，经鲁迅先生介绍，他们就已相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还是胡风拟的书名。1937年在武汉，胡风和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还一起合办《七月》杂志，关系热络。然而，到了重庆，萧红先是对胡风敬而远之，最后索性避而不见了。

　　1938年初两萧分手后，萧红突然宣布与端木蕻良结婚，这令胡风不解。胡风晚年回忆：“当她告诉我已和萧军分离了，我不吃惊，认为她这样做是迟早的问题。我向她说：‘作为女人，你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好吗？’”（胡风《悼萧红》）在萧红的朋友圈中，持上述看法者，不止胡风一人。不过，对于胡风和朋友们的批评，萧红并不服气。渐渐地，她与朋友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938年12月，胡风携妻子梅志和小儿子抵达重庆，并到北碚复旦任教。复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为胡风设了一门创作课，同时让他担任日语和文艺理论教授。他们初抵重庆时，萧红还常去看望。胡风记得，“如果是她一个人来，我们谈得很好，如果遇见的是他们两个人（指萧红和端木蕻良——引者注），就显得无话可说似的。”（胡风《悼萧红》）有一次，萧红又去胡风家，胡风不在。梅志想起萧军几天前从兰州寄来的照片，就拿出来给萧红看——对于敏感的萧红来说，也许这触痛了她。看了照片，萧红一声不响，像石雕似的呆坐着。半晌，她对梅志说：“那我走了，同胡风说我来过了。”然后，就像逃避什么似的匆匆离开。

　　1939年5月，胡风一家也搬到了黄桷树镇。有一次赶场，梅志远远地看见了萧红，“她不是在菜摊上挑选蔬菜，而是随伴一个大娘（保姆）在杂货摊那边选购日用品，只见那大娘手里提着砂锅、铁锅之类，她空着手，大娘要什么她就打开皮包付钱……”见此情景，梅志没有上前打招呼。

　　一个月后，梅志去小学校接孩子，路过复旦操场，看到萧红站在篮球架旁，她穿着蓝底白色旗袍，“站在那里望着远处的青山和将消失的红霞，似乎在沉思……”梅志本不想惊动她，但萧红扭过头来，和她打了照面。萧红问：“你住在这里么？”“我就住在溪沟那边的坝子上的老乡家，怎么样？你稍等一会，我上街去接孩子，回来领你一道去我家坐坐。”萧红犹豫了一下：“不了，下次吧，下次我会去看你们的。”（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

　　后来，萧红一直没去胡风家。梅志说：“我隐隐地知道她不会来看我们。”

　　 “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北碚复旦曾先后聚集过一大批“作家教授”，除端木蕻良、胡风外，还有马宗融、方令孺、梁实秋、洪深、曹禺和梁宗岱等，靳以先生也是其中之一。靳以早在上海就认识萧红和萧军，有一次他发现萧红眼睛青肿，萧红掩饰说：“昨天跌伤了！”没想到，一旁的萧军却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靳以《悼萧红》）这一幕，让向来尊重女性、具有正义感的靳以一直耿耿于怀。

　　靳以应该算是端木蕻良的同事，他在中文系，端木在新闻系（后在中文系），两人又在沙坪坝合编《文摘战时旬刊》。不过，他们的往来似乎仅限于公务，所谓合编，只是把稿子集在一起，交给复旦文摘社，彼此接触不多。1939年秋，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了黄桷树镇秉庄复旦教授宿舍，靳以才和他们有了交集。

　　那是黄桷树唯一一栋二层楼房，进楼有一个大通道，萧红和端木住在一楼北面的一间房子，靳以住在萧红楼上。因为萧红不喜欢交际，她家的窗户上糊了暗色的纸，加上熬夜写作，邻居从来也看不见他们出门，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靳以的妻子根本就不知萧红是他们的邻居。

　　体育教授陈昺德也住在楼上，端木蕻良回忆：“……这位体育老师自己有一条帆布小船，当然是从上海带来的，他经常独自一人在嘉陵江边玩船。他住在‘秉庄’的楼上，因为彼此没有往来，也不知他家有些什么人，住在哪个房间，只知道他家有个保姆。”（端木蕻良《追念姚奔》）重庆的阳光不多，陈家保姆总喜欢把鞋子晒在萧红家的窗台上，端木蕻良多次跟她打招呼，请她不要在窗台上晒鞋子，可这位保姆照晒不误。一天，端木又看到窗台上的鞋子，一气之下，就把鞋子扔到了地上。保姆气咻咻地上门来，端木顺手将她推出门外。保姆就势躺下，撒泼耍赖。端木索性把门一关，不去理她。门外，保姆用四川话当众骂街。屋内，萧红满脸惊恐，不得不上楼求助靳以：“（陈家保姆）不依不饶地在大街上闹，这可怎么办呢？”靳以同情萧红的处境，就陪伴她带着那个保姆，到镇公所回话，到医院验伤，最后赔钱了事。

　　萧红去世以后，靳以在《悼萧红》一文中记下了那天萧红对端木蕻良的抱怨：“他惹了祸要我来收拾……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不过，晚年的端木蕻良对此却另有说法：“那时，靳以也住在楼上，可能听信了保姆的话，在一篇小文里说我打了陈家保姆。”端木说，恰巧那天他的学生、青年诗人姚奔也在，“整个情况他都看在眼里，还劝我不要生气。”（端木蕻良《追念姚奔》）

　　不管怎样，这件事在小镇上闹得沸沸扬扬，也影响了靳以对端木蕻良的评价：萧红在家忙里忙外，“那个叫做D的人（指端木蕻良——引者注），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靳以《悼萧红》）梅志记得，那天她在去北碚的码头上遇见靳以，说起此事，“……当时他脸红耳赤，一边愤怒着，一边不停地用手推着眼镜，我真为他担心，怕他上不了船，因为他太激动了。”

　　1940年1月，萧红不告而别，与端木蕻良匆匆飞往香港。事后靳以知道了，非常惊讶和不满。他对梅志说：“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连我都不相信。”梅志感叹道：“在这点上他感到伤心，并为萧红担心：‘怎么会想到去香港哩？’”（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

　　 总有一天要打回老家去的

　　在北碚复旦，除了遇见不少教授外，萧红也时常与学生接触。这些学生中，有不少是从东北流亡到重庆的。作为同是一路漂泊、有家不能归的东北人，萧红对他们充满同情。

　　当年，不少复旦学生都读过《生死场》，他们对萧红特别敬佩。经济系学生苑茵回忆说，她是在1939年中秋夜见到萧红的。那天，抗敌文艺习作会举办篝火讨论晚会，萧红和方令孺等作家应邀出席。在苑茵的印象中，萧红“比较年轻，大约三十多岁，外表朴素而文静，沉默寡言，头上梳着刘海发型，坐在我们中间并不引人注意……”由于萧红和苑茵都是东北人，两人无形中成了亲密朋友，苑茵“把她像姐姐一样的爱慕”，“夜静了，燃着的篝火渐渐微弱，大家提议，我们共同高唱‘流亡曲’。我记得在那悲伤高亢的歌声中，我不知不觉地倒向她的怀里，她温柔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又用一条手帕擦去我的眼泪，说：‘不要悲伤，我们总有一天要打回老家去的。’”（苑茵《忆黄桷镇和萧红》）

　　那次会后，苑茵几乎天天与萧红见面，有时她去萧红家里，有时又陪同萧红寄信或过江买东西。她还将自己写的散文《铁蹄下的头颅》请萧红指教，萧红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一阵子，苑茵发现萧红脸色惨白，时常干咳，已有肺病征兆，还陪她去重庆的江苏医学院看病……让苑茵略感遗憾的是，自己与萧红相处时间不长，萧红离渝赴港后直到1942年1月病逝，苑茵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1942年暑假，苑茵毕业。几个月后，在老舍先生主婚下，她与在复旦外文系兼职的青年教师、翻译家叶君健结婚。叶君健也是萧红的熟人，夫妻俩每每谈起萧红，不胜喟叹。1982年，他俩赴英国讲学路经香港时，特地去浅水湾凭吊萧红——这一年，萧红已长眠在那里整整4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