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集锦】媒体聚焦“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

    11月4日、5日，由我校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主办的“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美国等9个国家的150余位学者专家与会，研讨社会体制、社区建设、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等议题。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教育新闻网、上海教育电视台等分别刊文，对会议进行了报道，澎湃新闻、《东方早报》、《新民周刊》等媒体并分别结合社会热点和公众关注，对参会专家和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深度报道，光明网、网易、搜狐等百余家媒体进行了转载报道。

【中国新闻网】专家指金砖国家应相互借鉴解决社会发展治理共性问题

    中新上海网11月4日电　（房树芬 许婧）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民政部全国社会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永祥教授4日在上海称，金砖国家的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都存在结构调整和能力提升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徐永祥是在出席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主办的“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上作上述表示的。此次会议同时也是华东理工大学庆祝该校社会学学科建设20周年的纪念大会。

    “中印都面临着巨大的城市化压力和农村发展挑战，中俄都面临着单位化社会体制的瓦解和重构，金砖国家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威胁及建设现代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任务”，徐永祥表示，在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发展中国家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越来越显著，“中国为正在寻求转型的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他指出，中国正利用各种影响力在全球呼吁增强发展中国家发言权，致力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赢得更多主动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金砖国家社会发展治理研究，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自2001年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以来，这个原本指称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4个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概念，经过短短8年的时间，到2009年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国际合作平台（南非在2007年加入），成为国际社会愈益重要的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

    荷兰海牙社会科学国际研究院教授AshwaniSaith思考了中印发展路径的不同。他强调，中国与印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重大差别，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上，中国的特点让这个国家在短时间内能进行大规模的体制和经济转型，但印度社会的复杂性或将使其快速转型的过程更艰难，在很多方面比如留守儿童、妇女权益保护等做得比印度好，值得印度借鉴。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曲景平教授表示，金砖国家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5个后发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路径和问题挑战，本次大会有助于金砖国家社会学家、社会政策专家、社会工作专家之间的交流，也有助于建构国际合作研究新模式。（完）

    原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发表时间:2015-11-04   |  作者：房树芬、许婧

    原文链接:  http://www.sh.chinanews.com/news/20151104/2091109.html

【科学网】金砖国家社会转型国际研讨会举行

    科学网11月5日上海讯（记者黄辛通讯员房树芬）11月4日至5日，“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在华东理工大学举行。此次会议同时也是华东理工大学庆祝该校社会学学科建设20周年的纪念大会。

    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美国等9个国家的150余位学者参会，本次大会聚焦“金砖国家社会转型”、“乡村转型与社会治理”、“城市化与社会治理”、“人口变化与家庭政策”、“教育政策与儿童福利”、“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等议题，期望通过对金砖国家社会转型道路的对比，促进国内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界对金砖国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借鉴“他者”的经验，检视和反思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议题，以推动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促进中国社会学科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建构国际合作研究的模式。

    应邀作大会主题报告的4位学者分别是：荷兰海牙社会科学国际研究院Prof. Ashwani Saith（报告题目是“包容性增长与结构转型：对中印发展路径的思考”），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曹锦清（报告题目是“社会转型：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报告题目是“改革转型中的社会政策发展与社会韧性建构”），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徐永祥（报告题目是“行动研究与社会推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科建设二十年回顾”）。

      1984年，华东理工大学开始在本科生中讲授社会学课程。1995年，教育部先后批准该校设置社会学硕士点和社会工作本科专业，标志该校社会学科建设的正式起步。20年来，该校社会学系、社会工作系的老师们始终秉持对社会巨变的现实关怀，坚持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学术导向，通过调查研究、著书立说和政策倡导等，积极介入中国社会转型重大议题的讨论和实践推动，其中，既有曹锦清教授对三农问题、民族走向的观察和思考——《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和《如何研究中国》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著作，也有许多教授对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社区建设、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学术推动和行动参与，由此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的发端与发展。放眼全球、服务国家、推动社会转型，已经成为该校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内在精神。

    自从2001年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以来，这个原本指称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4个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概念，经过短短8年的时间，到2009年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国际合作平台（南非在2007年加入），成为国际社会愈益重要的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徐永祥教授在回顾该校社会学科20年发展的历程时说，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既要参照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要“以东方为中心”反思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选择，而通过对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则可能提供一个“以东方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参考”的新的研究视域。

    徐永祥认为，金砖国家的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都存在结构调整和能力提升的问题。例如，中印都面临着巨大的城市化压力和农村发展的挑战，中俄都面临着单位化社会体制的瓦解和社会体制的重构，5国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及建设现代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任务。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原文来源:科学网  |  发表时间:2015-11-05   |  作者：黄辛、房树芬 

    原文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1/331100.shtm

【上海教育电视台】

    原文来源:  上海教育电视台    |  发表时间:2015-11-05   |  记者：徐晓瑾、郑永华 
 

【上海教育新闻网】百名金砖国家学者聚首破题社会转型

    本网讯（见习记者  金寒草通讯员  房树芬）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特指新兴市场投资代表。随着2010年南非（South  Africa）加入后，引用俄罗斯（Russia）、中国（China）、巴西（Brazil）和印度（India）的英文首字母拼成“金砖国家（BRICS）”，如今俨然成为国际社会愈益重要的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昨天（11月4日）上午，“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举行，吸引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美国等9个国家150余位学者专家共聚华东理工大学，目光聚焦社会体制、社区建设、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等议题。

    “金砖国家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五个后发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路径和问题挑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辛忠教授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他认为，金砖国家的现实影响力使得其发展和变迁也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学家的全球经济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一大研究焦点。他表示，这一学术交流的平台不仅有志于促进金砖国家社会学家、社会政策学家、社会工作学家之间的交流，建立和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也有助于建构国际合作研究的新模式和加深相互了解的桥梁。

    据介绍，过去中国学术界对印度、拉美国家多局限于对其政治、历史、经济方面的研究，反而对当前社会形态的关注度不高。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何雪松坦言，进行相关国别研究的学者多从国际关系和历史学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很少参与。“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影响下，社会科学研究的版图也将发生变化。”他预测，未来五至十年间，我国对海外的社会科学研究将进入热潮期。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徐永祥教授在回顾该校社会学科20年发展的历程时强调，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既要参照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要反思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选择，而通过对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则可能提供一个“以东方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参考”的新的研究视域。

    据悉，本次活动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主办，设4个大会主题报告、6场大会大会专题报告、4个分论坛共72个报告。研讨会聚焦“金砖国家社会转型”、“乡村转型与社会治理”、“城市化与社会治理”、“人口变化与家庭政策”、“教育政策与儿童福利”、“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等议题，期望通过对金砖国家社会转型道路的对比，促进国内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界对金砖国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借鉴“他者”经验，检视和反思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议题，以推动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促进中国社会学科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构建国际合作研究的模式。

 
    原文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  |  发表时间:2015-11-05   |  作者： 金寒草、房树芬    

    原文链接： http://www.shedunews.com/zixun/shanghai/gaodeng/2015/11/05/1997924.html

【中国社会科学网】创新社会转型期社会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海11月5日电  （记者王宁）11月4日，“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沪召开。会议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共同举办。

    在改革开放的特定语境下，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为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生产方式以及财富分配方式的转轨。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认为，在此背景下，如何约束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区域、城乡、社会阶层三大分化，达至“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的形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政策和保障的总目标。

    当前，困境儿童的生存状况、福利需要和权益保障等相关议题日益成为焦点。南京大学教授彭华民认为，尽管以社会福利为视角的困境儿童研究论文数量不多，但是困境儿童福利政策与困境儿童研究并驾齐驱，在困境儿童概念界定上学术界细化了概念内涵和外延。在儿童保护领域，政府应推动制度转型，创新制度安排。

    原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发表时间:2015-11-06   |  作者：王宁 

    原文链接： http://www.cssn.cn/zk/zk_jsxx/zk_zx/201511/t20151106_2561239.shtml

《东方早报》：传统偏好男性生育意愿已改变

    近日，“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与会专家称，调查显示，中国人传统的偏好男性生育意愿已不复存在。

    ■  学者调查显示：城市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较低，男性更希望生二孩

      近日，“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与会专家称，调查显示，中国人传统的偏好男性生育意愿已不复存在。

    该研讨会吸引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美国等9个国家150余位学者专家共聚华东理工大学，目光聚焦社会体制、社区建设、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等议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尹海洁在做“城市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调查及政策影响分析”报告时表示，他近期所做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较低，平均打算生的子女数只有1.5个；中国人传统的偏好男性生育意愿已不复存在；男性比女性更希望生二孩；生育经历会减少生二孩愿望。

    尹海洁近期在山西太原做了一项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有效样本数为651个。调查显示，市民理想的子女数仍以2个为主，没人想要3个以上的孩子，要3个的也是微乎其微，仅为2%。而理想子女数和居民打算生育的意愿数量并不一样，且有很大差距。城市居民二孩生育意愿比较低，居民虽然认为2个孩子是比较理想的子女数，但是想到要或不要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不生。居民平均打算生的子女数只有1.5个。已经有一个孩子的人中有43.6%的人有二孩意愿。

      另外，调查显示，生育意愿不存在性别偏好。35年的一孩政策，35年的经济发展、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导致中国人传统的偏好男性生育意愿已经不复存在。对已经生育的被调查对象可以看出第一孩为男孩的，第二孩想要男孩的比例为0，想要女孩的比例是56%;第一孩是女孩的，第二孩要男孩的比例为30%，第二孩还想要女孩的是9%。

    此外，男性比女性更希望生二孩。调查表明，男女两性生二孩愿望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虽然在没有生育的情况下男性63%希望生二孩，女性仅为40%多，但是在已经生育的人群中，男性想要生育二孩愿望便大大降低。因此，生育经历会减少生二孩愿望。相当多的独生子女家庭不会选择生二孩。

    调查显示，无论是否生育二孩，中国的家长们都是为孩子做考虑，生二孩是希望现有的孩子不孤独，不生二孩是希望现有的经济基础把一孩教育好。所以一切为了孩子着想是家长选择是否生育二孩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另外，家庭经济状况和生存压力对二孩意愿有极大的抑制作用。用年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状况指标进行分段，尹海洁发现随着家庭收入提高，人们生育第二孩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年收入0元-5万元的家庭想要第二孩的是38%，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家庭达到41.1%。

    此外，随着年龄增长，要第二孩的愿望也会越来越淡。而对文化程度和是否生二孩意愿做交叉分析，发现已经没有显著差异，无论什么样文化程度的人生育二孩的意愿基本差不多。

    原文来源:东方早报  |  发表时间:2015-11-07   |  作者： 吴洁瑾、房树芬 

    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3/2015/11/7/1312969.shtml

【澎湃新闻网】中国困境儿童达数百万，学者呼吁建网络防范未成年人被侵害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民政部估计中国困境儿童数量大概有数百万。有些重大的、恶性的未成年人利益被侵害的案件，往往出现在那些没有覆盖到的区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彭华民教授最近出席在华东理工大学举行的“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时提出了这一重要问题。

    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了解，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主办的“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  2015年11月4日至5日在华东理工大学举行，此次会议同时也是庆祝该校社会学学科建设20周年的纪念大会，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美国等9个国家的150余位学者参会。学者们发表了众多的真知卓见，希望推动“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健康发展。

      困境儿童生存情况堪忧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彭华民教授介绍，困境儿童是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重要议题，中国困境儿童保护体系正发生着重大转型。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我国  0-14  岁儿童总数为  2.22  亿人，占人口总数的  16.60%；0-18  岁的未成年人总数为  2.79  亿人，占人口总数的  20.93%  。其中半数以上儿童分布在农村地区。除了57  万孤儿，全国有  61  万在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儿童，加上其它类型的困境儿童，民政部估计全国困境儿童数量大概有数百万。

    彭华民教授综合了联合国和中国民政部的研究发现，全球和全国对于困境儿童的界定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目前受到各界普遍认可的困境儿童从内涵上看是指在特殊的、被限制了的环境条件下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儿童，其基本需要包括基本生活照顾的需要、卫生健康的需要、家庭生活的需要、教育的需要、休闲和娱乐的需要、心理发展的需要、社会生活能力的需要、免于被剥削伤害的需要。

    事实表明，我国在儿童保护领域缺乏国家强制保护制度和临时救助安置渠道，困境儿童的生存状况、福利需要和权益保障等相关议题日益成为社会、学者和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

      社会上屡屡发生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事件，在家庭中，也有儿童被忽视、被虐待，流浪儿童、留守儿童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对此，彭华民教授建议，“十三五”期间要构建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网络，具体的目标是“市-区-街道-村、社（居）”四级联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形成一个覆盖城乡的未成年人保护网络。“这个网络意义很大，因为有时候困境儿童的出现，往往出现在那些没有覆盖到的区域。有些重大的、恶性的未成年人利益被侵害的案件，都出现在这些地方。”彭华民教授说。

    彭华民教授还建议国家要探索建立联动反应机制，多部门共同保护，建设预防机制、报告机制，评估机制、处理机制。同时司法要建立保护运行机制，以防范家庭监护的缺失、监护权转移等。

    此外还需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预防儿童从一般问题走向困境儿童。健全监督保护制度也是重要一环，包括未成年人的法治建设、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未成年人的法律服务。十三五期间还应该优化未成年人关爱机制，这个“关爱”包括更重要的内容，如：司法援助、司法救助、社区教育帮扶制度、精神关爱、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彭华民教授认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未来议题包括了家庭与国家的责任，社会福利政策要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输送体系。

      金砖国家抱团聚焦社会福祉

    另据澎湃新闻了解，自从2001年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以来，这个原本指称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4个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概念，经过短短8年的时间，到2009年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国际合作平台（南非在2007年加入），成为国际社会愈益重要的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曲景平教授表示，金砖国家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5个后发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路径和问题挑战，大会不仅有助于金砖国家社会学家、社会政策专家、社会工作专家之间的交流，也有助于建构国际合作研究的新模式。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徐永祥教授认为，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既要参照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要“以东方为中心”反思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选择，而通过对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则可能提供一个“以东方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参考”的新的研究视域。

    徐永祥称，金砖国家的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都存在结构调整和能力提升的问题。例如，中印都面临着巨大的城市化压力和农村发展的挑战，中俄都面临着单位化社会体制的瓦解和社会体制的重构，5国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及建设现代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任务。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澎湃新闻了解到，“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聚焦“金砖国家社会转型”、“乡村转型与社会治理”、“城市化与社会治理”、“人口变化与家庭政策”、“教育政策与儿童福利”、“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等议题，期望通过对金砖国家社会转型道路的对比，促进国内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界对金砖国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借鉴“他者”的经验，检视和反思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议题，以推动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促进中国社会学科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建构国际合作研究的模式。

    原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  发表时间:2015-11-08   |  作者：韩晓蓉 

    原文链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4256

【新华网】百余名金砖国家学者齐聚上海破题社会转型

    新华网上海１１月９日电（吴振东、李思文）“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华东理工大学举办，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美国等９个国家的１５０余位学者，围绕“乡村转型与社会治理”、“人口变化与家庭政策”、“教育政策与儿童福利”、“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等议题展开交流。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辛忠在开幕致辞中表示，金砖国家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５个后发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路径和问题挑战。本次大会旨在搭建国际平台，加深金砖国家社会学家、社会政策专家、社会工作专家之间的交流理解，建构国际合作研究新模式。

    据介绍，过去中国学术界对印度、拉美国家多局限于对其政治、历史、经济方面的研究，反而对当前社会形态的关注度不高。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何雪松坦言，进行相关国别研究的学者多从国际关系和历史学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很少参与。“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影响下，社会科学研究的版图也将发生变化。”他预测，未来五至十年间，我国对海外的社会科学研究将进入热潮期。

      “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徐永祥指出，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既要参照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要“以东方为中心”反思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选择。通过对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则可能提供一个“以东方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参考”的新的研究视域。

    与会学者指出，金砖五国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以及建设现代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任务。中国社会学界应对金砖国家社会转型问题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对比研究，借鉴“他者”经验，科学检视和反思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议题，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据悉，本次研讨会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主办。大会共设４个大会主题报告、６场大会专题报告、４个分论坛，共有７５个报告得到展示。此外，本次活动也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２０周年纪念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文来源:新华网  |  发表时间:2015-11-09   |  作者：吴振东、李思文 

    原文链接:  http://sh.xinhuanet.com/2015-11/09/c_134797025.htm

《新民周刊》：绝对不是拉郎配

    11月4日中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撤销闸北区、静安区设立新的静安区工作大会刚刚完毕。大会宣布，近年来，随着上海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中心城区区划面积过小、资源分布不够科学合理的弊端日渐显现。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闸北、静安两区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划调整背后

      传闻已久，特别是今年9月上旬，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海发布”透露，闸北区、静安区“撤二建一”的工作，正在酝酿和听取意见过程中。网上的段子由此而来——“电视剧《上海滩》里，丁力刚遇到许文强时，有句经典的台词：‘文哥，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把家从闸北搬到霞飞路或静安寺。’今天丁力的梦想基本实现了。”

      从电视剧的幻梦中走出来，为何如今闸北区和静安区要“撤二建一”成立新的静安区呢？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说，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是事关上海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要切实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紧紧抓住这次区划调整的良好契机，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新静安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努力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的新亮点。

      尽管就全国来说，行政区划调整屡见不鲜，在上海也时有所闻。近年成功的案例，比如2010年北京的崇文区、东城区，宣武区、西城区两两合并，成立新的东城区、西城区；还比如2011年上海的黄浦区、卢湾区合并成立新的黄浦区，2009年浦东新区、南汇区合并成立新的浦东新区，2000年黄浦区和南市区合并等。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案例，比如湖北荆州与沙市的合并，合并后成立荆沙市，后又更名荆州市，更名背后，则是经济、文化等等领域出现排异反应。

      如今静安区与闸北区合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北京四区并两区类似，也与15年前上海黄浦、南市合并以及2011年黄浦、卢湾合并类似，都是市中心区域的合并。然而，这次合并仍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本是上海面积最小区的静安区，其辖内大多是从前上海人所谓“上只角”地段；另一方面现实中静安区一些经济指标在沪上首屈一指；还有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次闸北、静安之合并，成为市中心城区中首次跨越苏州河的整合，即便两区都是原本的老市区，都是城市化区域，然而两区的云泥之别不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印象里，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单以经济指标数据来看。比如2013年的GDP，静安区虽然以660亿元人民币排在全市各区县第14位，可人均GDP达到258418元，以美元算达到41726美元。这一人均GDP指标都快赶上日本、德国了，且是上海人均GDP的三倍有余。而在总GDP上达到656.67亿元人民币的闸北，虽然在此数据上紧随静安，但摊到人均，仅有76660元，以美元算则是12378美元，未及静安区的三分之一，并且尚未达到上海人均GDP 89444元的水准，在传统市区各区中仅仅高于普陀区。“贫富高下”显而易见。

      在闸北、静安合并的第一天，即有记者采访闸北区市民。“希望闸北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向静安靠拢。”闸北区第四中心小学一位张姓家长表达了很多家长的共同心声。从小住在彭浦新村的曹女士，则特别期待更好的医疗服务配套设施，她说，“父亲病着，希望两区合并后这些配套设施能跟上。”彭浦新村的陈先生则表达得更加直白：“有可能的话，静安带一下闸北。”

      印度裔学者塞斯则说出了他的观感。这位荷兰鹿特丹大学海牙社会科学国际研究院的教授，这次来上海，系应华东理工大学之邀，参加“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暨华理社会学学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赛斯提到：“印度较多的案例是分，经济上比较弱的地方反而要求把自己拆分出去。最近的例子是安得拉邦。其特伦甘纳地区的人民希望从安得拉邦分离，成立新邦。我很羡慕中国，你们的政府通盘考虑，为人民考虑，而老百姓又对政府比较信任。”在塞斯看来，印度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不希望与富裕的地方在一起。“而中国人似乎更团结，中国政府也从更高的立意出发，注重发展。在中国，往往经济上较弱的地区，有靠拢经济上较强地方谋求发展的诉求，这才有了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行政区划调整的行动。”塞斯说。

      来自南非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尼沙贝札教授（Prof. LungisileNtsebeza）也向《新民周刊》记者透露：“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南非也有类似的例子，但与上海两区合并不同，南非是原来的四个省变作了九个省，这当中有种族和宗教的原因。我很羡慕上海能成功并区，我也羡慕中国人的团结。这样，行政效率会提高，国家机器也将更有效率。”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撤销闸北区、静安区设立新的静安区工作大会上指出，闸北、静安两区“撤二建一”，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重要发展契机。一是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更好地体现“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二是有利于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配置，统一产业规划和功能布局，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品质和能级，增强发展后劲。三是有利于提升区域整体公共服务水平，促进苏州河以南地区的优质资源向北辐射，加快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推进中心城区公共服务均衡化，促进民生改善。

      这“三个有利于”，道出了本次行政区划调整的缘由，其未来的成果终会显现。回看历史，赛斯在《对中印发展路径的思考》主题演讲中说道：“我第一次来上海是1979年，当时浦东没有任何高楼大厦，我当时是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过来的。中国和印度，像是孪生兄弟一样，印度于1947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当时两国都是农业国，国情很相似，而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2倍，看其他的相应指标，中国也是领先于印度。中国制度的好处是，中国的政府反应灵敏，在应该改变什么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变。而中国的人民会跟着政府走。从这次区划调整来看，我很看好未来的上海。”

      细看经济格局融合

      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看来，近年来几次城市区的归并，显露出行政区划范围越来越大的端倪。不仅是合并区，包括街道、镇的归并也有类似特征。

      “行政区划调整，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因应客观发展需要。”张兆安告诉《新民周刊》：“原本的静安区，经济指标很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然而，其空间越来越小。这也成为此次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内涵。”

      在张兆安看来，原本静安区面积狭小，而闸北区面积足够大，两区合并后，新的静安区将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如此，因为合并，使得整个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大。至于优势互补，在原本同为市区的闸北、静安区域，可以不再在某些方面展开竞争——比如一些领域的招商引资，比如一些商业格局的架构，可以统筹考虑，甚至一些原本两区之间的断头路都可能迅速整合开通。

      原本，静安区的楼宇经济比较发达，比如已经颇为著名的南京西路金三角“梅恒泰”，更有人称之为“东方香榭丽舍”。但原静安区恰恰缺乏闸北所拥有的一些工业园区。在张兆安看来，闸北诸如市北工业园区、大宁绿地周边的服务业聚集区等，将通过苏河湾与老静安的经济逐步更紧密融合，达到健全产业链的效果，使得原静安的楼宇经济为闸北的园区直接提供服务。

      当然，诸如楼宇经济与园区经济融合等，在目前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绝非单纯为增加新的GDP。“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看到，与全国一样，经过这么多年的高增长以后，上海已经开始从原来的要素推动转向创新驱动，主要依靠创新去推动经济增长，这对上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转变，经济要转型，结构要优化，产业要升级等，唯有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才能支撑上海继续往前进。”这是前不久张兆安所言。如何让闸北、静安合并后，迸发出新的创新驱动之能量，恐怕是未来新静安区的题中之义。

      提及转型，如今的铁路上海站地区，自1980年代上海站落成以后，即被上海人亲热地称为“新客站”，直到如今新客站落成近30年，上海人仍如此称谓，哪怕比之更新更大作用也已经更突出的高铁虹桥站已经建成运行多年。在新客站投入使用后，诸如站南的太平洋百货开业，曾经是1990年代时颇为轰动的事件，因为闸北终于有了像模像样的中高端百货商场了！当年，南广场的图书批发市场也非常有名。还有照相器材城等等。后来又有了不夜城。然而，几经整合，上海站地区的开发如今仍不尽如人意，甚至略有疲态。如今，上海站的铁路客流已经不如虹桥高铁站，此地其实也正迎来转型发展的契机，特别是两区合并以后。

      从历史上看，闸北、静安同在大上海之内，却几乎从未在一个区划中。闸北脱胎于历史上的宝山县，而静安脱胎于上海县。闸北在上海开埠以后，属于华界，而静安因为当年公共租界向西拓展，特别是富裕阶层在此开建别墅、高级公寓等，显得洋气。然而，在作家王唯铭眼里，闸北恰恰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在他的新著《苏州河，黎明来敲门》中，记叙了湖州商人黄佐卿在浙江路老闸桥附近的创业史。1881年，在上海丝行同仁的支持下，黄佐卿拿出14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去法国、意大利购买了104部缫丝车，此外还订购了锅炉、马达、吸水器等机器设备，在苏州河边开出了公和永缫丝厂，由此，闸北的民族纺织工业开始勃兴。之后，浙江镇海人叶澄衷，在上海闸北开办了纶华丝厂。当然，除了缫丝等工业以外，凡是民族资本力所能及的行业，在闸北都有所反映。比如1904年，华商董甫卿投资3000元，在闸北永兴路首创裕茂皂厂，生产双嘉、狮球牌洗衣皂，年产量5000箱。比如来自无锡的荣氏企业于1912年租下光复路新闸桥堍的地基、厂房，创办了其在上海的第一家工厂——福新机器面粉厂。比如1916年，英国人麦克利（F.H.Mcfregor）在上海闸北顾家湾（现中山北路、恒业路附近）开设广大工场，制造牌照、口杯、食篮、灯罩等搪瓷制品与日货竞争。一年之后，1917年，刘达三与姚慕莲合资亦在闸北创设中华美术珐琅厂，这是中国人自办的上海首家搪瓷厂。再比如开设在虬江路的恒昌火柴厂。

        在王唯铭眼里，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前，闸北从来不是“下只角”，而是代表着上海的“前夜”。虽然两次战争——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争，将闸北破坏殆尽，但绝不能由此认为闸北的繁荣不曾存在过。苏州河畔，曾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无论河的北岸地处闸北的福新面粉厂，还是长期在河的南岸开办的上海牙膏厂等等，都已载入史册。然而，纵使河两岸不过相聚数十米，却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如隔数重天。比如1937年淞沪抗战时，闸北的国军拼死杀敌，而苏州河南岸的外国记者可以端着咖啡观战。战火让闸北一度成为废墟，战火又让内地难民水流而下在河边搭起“滚地龙”，继而艰难生存。

          在张兆安看来，如今在行政区划调整方面，完全不用考虑是否横跨苏州河。换言之，在真正实现跨越之际，那轻轻一跨，是那么地自然而然，完全不费力。“跨区合并，好处良多。”张兆安说，“比如原本属于苏州河北岸的一些区域，和苏州河南岸的一些区域，可以统筹开发利用。如果南岸和北岸属于两个区，有时候很难一盘棋通盘考量，现在南北两岸都是一个区，对整个苏州河的利用来说，大有好处。”

    原文来源:  《新民周刊》    |  发表时间:2015-11-11    |  作者：  姜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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