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到访我校经济学院 复旦自贸圆桌会议第十一期举办
日前，复旦自贸圆桌会议第十一期在经济学院举办。会前，中山大学副校长、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李善民一行与我校副校长许征及经济学院负责人进行亲切会晤。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符正平，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王麒麟、艾德洲，我校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春奎、郑宇，经济学院教授袁堂军、副教授罗长远，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秘书长尹晨、副秘书长梁咏、执行秘书长李志青，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张平等出席会议。
我校文科科研处负责同志首先致辞，向来自中山大学的老师们表示热烈欢迎。
我校经济学院张军教授就上海自贸区的角色以及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内容发表了看法。他表示，金融自由化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意义重大，自贸区的试验，是尽可能为中国未来金融的开放寻找一个符合中国自身条件的制度模式。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是中国自贸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离岸市场的问题，比如跨境结算、资金池甚至包括更大层面上的一路一带建设、亚投行的成立、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发行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在实施金融改革开放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现在有四个自贸区，未来可能在一带一路的沿线上，在中西部地区可能还会有一两个或者是两三个自贸区，形成中东西呼应的布局，这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可以说是新一轮或者是“2.0版”开放的战略。
李善民表示，广州自贸区面临着“下一步怎么发展，自贸区的制度创新能做什么样的工作”这样的问题，并表示希望能够就上海的经验进行学习交流，同时也要结合南沙地区的特色，通过学习、调研来提出制度创新的一些东西，包括在要素的流动、人员要素的流动、资金要素的流动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尹晨介绍了复旦自贸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包括研究院的运行模式及研究情况。关于研究院的研究重点，他谈到，一是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自贸区发展，包括TPP、BIT，不仅涉及经济问题，也包括政治、国家安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问题；二是自贸区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他表示这是TPP未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三是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包括绩效评估和自贸区的研究；四是国际经贸新规则，主要从国际法角度来研究，也包括在WTO框架下，特别是通过新的TPP和BIT来解决问题；五是金融开放与创新的问题。在实践层面，尹晨总结道，一是自贸区建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联动的问题；二是以张江为主的科创中心和自贸区双向联动的问题；三是自贸区与国家战略的结合——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的联动；四是研究新加坡的经验，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借鉴，在完善政府治理上做一些工作。
石磊表示，在各个地方设自贸区，实际上研究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从国家立场上来规划各地区发展重点，不仅仅局限于上海一个地方，也应关注整个国家层面上。要形成突破的不仅仅是贸易本身，另外，贸易的支撑体系、贸易能力、对外贸易关系、以及政府支持系统这四个方面构成了综合研究院要关注的四根支柱。如果我们把政府支持体系放进来的话，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近一段时间市里和国家倡导的进一步完善政府清单的问题。他提出：“目前国际贸易体系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吸取这些经验。”
毛艳华介绍了中山大学自贸研究院的一些情况，目前还是关注广东发展，关注广东自贸试验区。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政策落地、人才引进，对接一带一路，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的推动衔接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路线问题，广东自贸区制度创新怎样和港澳金融市场对接等问题。他表示，自贸试验区关于怎样和十三五对接，十三五的开放发展理念研究，是自贸实验区发展的方向，也是自贸研究院工作的方向。
朱春奎认为，各自贸区要服务于全国大的战略布局，就是看到全球化的3.0时代。从全民创新、全面创新、有全球影响力三个角度思考，政府要简政放权，要建立权利清单，要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考虑需求做什么，供给做什么，在环境上面做什么，利用好需求的领导和牵引的功力，制定好需求政策，环境政策。各试验区应该明确自己的任务：广东解决好港、澳问题，福建解决好台湾问题，天津解决好东北亚问题，上海解决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
袁堂军谈到，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在2013年挂牌之后，功能开始体现。到目前仍有不足之处，即定位的方向不明确，原本应该是中国未来治理规则蓝图的制定在全国的推广，现在终于明确了对TPP高规则的对接。上海自贸区在国家层面承载使命始终是探索全方位，但是地方的探索，具体实施落地的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而南沙的发展，最开始是对接香港高端医疗，这其中也需要金融支持和融资租赁。
梁咏认为，与WTO相比，TPP此类区域性的多边贸易规则无非是在原来WTO规则的基础上，提高了标准或是扩展了议题，例如TPP在经济产权方面提高了要求，同时又有所扩展，投资、环境、反腐败都容纳进去，对此中国的态度是从质疑到合作。关于负面清单，在TPP中将来是不是负面清单里的内容，是存在不确定性的，也对中国未来签订协议提供了借鉴意义。另外，他表示，中国在劳工和国有企业投资方面也还先存在一定问题，上海自贸区可以对劳工和环境方面进行测试，或许能有一些突破。
郑宇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自贸区本身建设更多的是靠市场推动，而不是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政府职能的转换，企业界、学术界都要有这样一种转换。另一个问题是自贸区的重点是面向国际市场还是面向国内市场，他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30多年以后，几乎对所有发达国家都存在很大的贸易顺差，这种情况下仍然还要扩展海外市场，在是否还存在空间、规则是否允许两方面的潜能上是有限的。如果从适应国家布局的大局来看，我们在国内的市场开发上有非常大的潜力可挖，对内开放可能更为重要。
罗长远对中国自贸区的定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深圳style”、“浦东style”、“TPP style”中，自贸区应该更定位为“TPP style”，应该回归到负面清单和准入性国民待遇这样一个高标准的投资协定的定位上来。罗老师认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投资领域的开放，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金融领域的开放，法制领域的制度改革这五大目标全部放在自贸区来完成是不恰当的，自贸区应该专注于把拳头性的事做出来。谈到各地区自贸区的模式，他认为自贸区不应该是同一个模式，广东、福建、上海、天津不应都专注于金融，而应该有自己的专长。
最后，符正平介绍了中山大学自贸研究院组织搭建、经费保障、研究队伍建设等情况，并结合广东的情况，对自贸院今后的发展方向做了展望。圆桌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下午，中山大学参访团一行来到中国（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与政策研究局局长张湧共同进行了讨论。张湧首先介绍了上海自贸区自扩区以来效益提升的几点原因，包括新设企业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大幅提升、扩区后自贸区范围内成熟企业数量增加、各片区分工明确对政策落地的促进作用、各片区统一在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轻型管理架构下运作等。
张湧围绕制度创新从贸易便利化、投资、金融等几个方面介绍了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张局长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谈起，认为贸易便利化的实现需要真正的制度创新，例如单一窗口制度，其便利性的背后是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在投资方面，张湧强调了负面清单的重要意义，准入标准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政府运行模式的改变，互联网、大数据的概念都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金融方面，重点在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境外人民币回流投资的通道、平台、机构准入、产品、监管机制的建设。
张湧总结，在贸易便利化、投资、金融的发展过程当中，政府主要起到服务的作用，体现在建立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制度环境。
随后，参访团一行来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与副行长陈雷进行了交流。陈雷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重点介绍了境外融资及FT账户。关于境外融资，陈雷提到，目前仍存在额度限制，但同时存在四项有限渗透，即经常项目、归还上海地区的贷款、用于企业自身经营实业投资及其他，集中体现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概念。FT账户的核心在于其分类作用，将所有进行自贸业务的资金分账管理，陈雷还介绍了FTE、FTN、FTU、FTI、FTF五类账户的区别，并强调了其对投融资汇兑便利、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