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家研发中心齐聚投入不断增长 外资研发如何“破墙”融入上海创新

27.10.2016  20:43

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资研发中心累计突破400家,达到402家;而在2006年的同期,落户上海外资研发中心还不到200家。近期,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专题调研中发现,建设全面启动的一年多来,在沪外企对此的关注度和热情超乎预计,但许多在沪跨国公司希望,能突破种种瓶颈,更深入地融入到科创中心建设之中。

在沪外资企业持续巨额投入研发

1994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瑞典罗氏制药成为最早来到上海的跨国公司之一。  

2004年,罗氏制药在张江设立了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个研发中心,专注于抗感染疾病的研究和开发,创新水平绝不亚于罗氏在欧美的实验室。 

到了去年,罗氏制药又在张江斥资8.63亿元,投建了一个全新的创新中心。罗氏方面表示,在研发中心的基础上再建立创新中心,是为了给越来越多的实验室科学家提供工作场所,满足日渐增长的本地研发需求,以此进一步探索和开发在抗感染领域世界一流的创新型药物。

罗氏的行动彰显了在沪外资研发中心转型升级的决心。经济下行压力下,许多大型企业都缩紧银根。为何上海的外资企业会不惜成本,逆势巨额投入到研发端?“这得从很多年前说起。”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欧达仕解释,之前跨国公司来中国,是因为在这里建生产线成本低,产品主要为了出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一些产业来说,中国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市场。因此,一些外资企业调整在中国的战略,“当外企将中国看做市场而非制造基地时,针对当地市场做更多的产品研发变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上海,对外资研发中心的吸引力越来越强。“跨国公司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热情高,当然和其自身利益相关,但这些利益与我们有共通之处,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目标是一致的。”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说。

如何推动外资研发中心融入上海

然而就在40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齐聚上海、研发投入不断增长之际,许多外企却遇到了相似的困惑:想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大格局,但不知从何入手;想发力时,往往感到若有若无的障碍。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认为,上海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需要打破数道长期以来形成的围墙。其中有一道墙,存在于跨国企业和上海整体经济发展和创新转型之间。

3年前,我和某制造业跨国公司在上海的研发机构接触,感触很深。”张晖明说,当时该公司在上海研发中心就有上千人,类似这样的研发中心,功能完善、实力强大,它们利用了上海的土地、人才等方方面面的资源,也投入了大量努力,但最终形成的成果,却大多在其海外总部所在地申请专利。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就是承担完成总部“布置作业”的任务;或者因为贴近中国市场,使它们成为总部创新的“选题来源”。在跨国企业整体创新战略、组织安排等方面,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尚缺乏影响力,这最终使得它们的创新溢出效应不尽如人意。

在张晖明看来,上海聚集了大量外资研发机构,在如今的科创中心建设中,它们是庞大的存量创新资源,如果能盘活这些存量,推动外资研发中心的成果在上海落地、转化,将对科创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带来巨大的提升作用。

事实上,尽管上海已经出台了专门促进外企研发中心发展的文件,但在调研中很多外企研发机构反映,其工作和任务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紧密度还比较低,难以深入参与上海重大科研计划和项目。调研提出建议,上海需要切实推动外资研发中心融入上海创新体系。认真落实《上海市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发展若干意见》,扎实推进外资研发中心与本市机构开展合作、进行核心技术攻关,通过提高技术服务、推动技术和技术创新人员溢出方式,促进其融入全市创新联盟网络。

加大开放营造利于创新竞争环境

然而对于“隔墙”的问题,来自海外的第三方机构有着不同的认识。近期,普华永道针对全球1000家企业,进行了“全球创新1000强(2007-2015)”的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全球1000强企业中,科研投资第一大国在美国,中国是第二大国。在2007年到2015年间,这1000强企业中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科研投入增长率是79%,但在美国只有34%。也就是说,近8年来,中国吸引研发投资的能力比美国强,而且中美差距还在不断地缩小。  

数据不会说谎。”普华永道上海管理咨询合伙人陈兆丰表示,上海作为中国外资研发中心最集中的区域,创新吸引力只增不减。至于中外双方看到的那道“”,并不在物理空间中,而是心理上的墙。

  “我认为,外资企业参与感低只是一个印象。”陈兆丰表示,当政府主导一些项目的时候,虽然公开招投标,但外企参与时总会觉得相比国企缺乏竞争优势。

根据我们的观察判断,现在外资企业对科创中心的‘参与感’低只是感觉而非事实,上海是以国资国企为主导的地区,而目前一些重大科创项目更多由政府主导,由于信息不对称,外企会感到融入有一定障碍。

陈兆丰表示,政府部门可以推动一些同时面向内外资的研发基金,或者增加重大科创项目的信息透明度,并且制定好相关规则规范,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内外资都能参与的市场环境,减轻外资企业“参与感低”的感觉,那道感受上的“”自然可以消匿于无形。  

对于“”的症结和“破墙”的方式,欧盟商会有着相似的理解。欧达仕表示,从表面看,忧虑和创新人才、知识产权、项目参与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因素来自竞争环境。“创新往往由竞争促成。一个开放的市场,让各市场主体都能充分参与竞争,能驱使人们进行创新,建立新的商业想法。”欧达仕建议,上海首先要让市场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加大开放力度,营造更有利于创新的竞争环境。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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