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上海:“远东第一监狱”

08.10.2014  12:55
上海人有两个地方不会去的,一个叫“铁板新村”,一个叫“提篮桥”,前者在上海话里是“火葬场”的意思,而后者,虽然提篮桥地区又不是只有一个监狱,但“送侬到提篮桥”去这句话,成了上海人口中蹲监狱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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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两个地方不能乱去,一个叫“铁板新村”,一个叫“提篮桥”,前者在上海话里是“火葬场”的意思,而后者,虽然提篮桥地区又不是只有一个监狱,但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了上海人口中,“进庙”、“上山”(上海话“蹲监狱”的意思)的代名词。


先来说说提篮桥的来历。

(解放初期的提篮桥地区)

清朝嘉庆年间,本地居民在下海庙附近的下海浦上,兴建了一座宽六尺、长三丈的桥,名为“提篮桥”,该地区也因此得名。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该处被划入上海美租界,由于区内有香火鼎盛的下海庙和通往浦东的轮渡,逐渐成为苏州河以北的主要集市之一。


190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提篮桥地区的华德路(长阳路)、舟山路、昆明路、保定路之间的地块,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工部局监狱。由于它位于“华德路”(现在的长阳路),也被称为“华德路监狱”,俗称为“提篮桥监狱”。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新式监狱,因地处租界,在报章亦被称为“西牢”。在之后的110年里,提篮桥监狱在不同的语境里,被称为“毁灭之城”、“远东第一监狱”。

最初监狱的主要建筑,包括两幢4层的监楼,囚室480间,以及炊场、办公楼、医务所等。1916年起,先后向北、向东扩建,1930年代初又拆除部分初建时的建筑,开展重建,到1935年基本定型。现存建筑物均为1917年至1935年间建造。


监狱周围设有5米多高的围墙,监狱内除了普通监室外,还设有“橡皮监”(防暴监房)、“风波亭”(禁闭室)、“室内刑场”(绞刑房)、室外刑场等等特种设施。同时,监狱参考了美国监狱的布局建造囚室,将传统木门换成了铁栅栏。


两排囚室,每一个都是鸽子笼般大小,背靠背,三面是墙,一面是镂空的铁栅栏。逃是肯定逃不出去的。锁具还是英国霍勃·哈脱公司制造的,锁有三档锁舌,钥匙有十几厘米长——最特别的一点,锁是精钢的,从监狱启用到现在,从没换过,一直用到现在。掉在地上铮铮作响,声音很清脆。


1933年,提篮桥监狱进行了一次重大扩建,扩建后的监狱有一幢“”字状监楼专门关男性外国犯人,另有一幢“”字形楼专门关外国女犯。“西人监”和关押华籍犯人的地方隔开,采光和通风也较好,里面还有一段给犯人送水送饭的小铁轨。


西人监”相对于华人监狱,伙食要好很多。平时,外籍犯人有面包、茶、蔬菜、汤甚至牛排供应,口味甚至会考虑犯人的喜好。在工部局档案里有一份1935年6 月,招商投标承办华德路监狱外籍囚犯所需食品目录:椰菜、洋葱、马铃薯、俄国咸鱼、牛肉、大麦、麻油、鲜果、青果、橘子等。

为什么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呢?除了监狱规模宏大、建筑优良,且收押犯人数量多,最多时达到8000多人,高于印度的孟买监狱及日本的巢鸭监狱,故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提篮桥也被形容为“中国的海牙”。这里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1946年1月至9月间,先后共有47名日本战犯,在此受到盟军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6年4月22日上午,镝木正隆等5名日本战犯,就在这幢监楼的室内刑场(绞刑房)内执行绞刑。此外,数百名日本战犯在此被关押,如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驻香港总督”田中久一、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等,都死在提篮桥监狱。


在那片刑场,究竟有多少人被枪毙,还是个未知数。附近的老上海还记得,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在逃离上海前,曾在这里大开杀戒,只看见一卡车一卡车的人被送进监狱的前门,一口一口的白皮棺材,从监狱的后门抬出来运走。

当年的那片刑场,如今已经被改为“新岸礼堂”,礼堂位置靠近监狱后门,是专门接待囚犯亲属的地方,门口常常排满等待探视的人。杨树浦发电厂的地下党员王孝和,也是在提篮桥监狱就义的。


据住在附近的老上海回忆,那天,王孝和的母亲与夫人,还在监狱的后门等候,等到那白皮棺材抬出来的时候,木板缝里的血水,还在往外流淌。据说,那白皮棺材还是“普善山庄”的老板捐助的。“乐安里”和刑场就隔着一道竹篱笆,当年还有不少胆子大的,偷偷往里张望。

据老上海回忆,五十年代初期,这里每到中午就会响起哨子声,然后就响起密集的“像放鞭炮”一样的声音。这时,大人们通常赶紧把附近的小孩叫回到家,自己也加快了脚步,因为这“鞭炮声”,其实是监狱的室外刑场在行刑的枪声。


这些故事听听就令人惊悚不已,只是百年之后,历史大戏归于平淡,当年的“演员们”早已纷纷离场。而在提篮桥监狱建成之后,上海的百姓对于这座“西牢”的第一反应也是惊恐。


当然,这也和媒体宣传有关。


从1901年到1906年,《申报》就没说过西牢什么好话,经常撰文细数西牢种种弊端:洗冷水澡,被其害者无不受病;坐卧皆席地,犯人多患足肿;吃得不符合华人习惯;不能入内探视;语言不通,“情意隔膜”。1904年10月还报道称,“关在公共租界牢房里的罪犯,每人每餐只给一碗饭和一些水。食不得饱,以致死亡人犯时有增加。

在提篮桥监狱的整个历史中,没有任何犯人越狱成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929年4月9日,59名死刑犯等候处决已经两年,趁看守进囚室提押犯人去洗澡的空当,夺了看守的枪,企图越狱。结果,四名印籍看守死亡,一名英籍看守受伤,开枪的死囚自杀。这次事件之后,巡查的看守人员都一律不准把枪带入监舍,必要时只准带警棍。


还有一次是在 1948 年,轰动上海的“金砖大盗”、绰号“大头”的陈元盛,与同监室的三人在监狱医院向男护士借来钢锯锯条,把窗口铁栏杆锯断,用医用胶布粘好,外涂墨汁。在 1948年8月24日,偷偷逃跑,陈元盛直到8月30日才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被抓获。

根据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提篮桥监狱早期建筑”,成为了1943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然而,到了7月,在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这座监狱又传出,即将关闭的消息。


作为提篮桥监狱改造规划小组成员的,上海同济大学学者阮仪三向媒体介绍说:“我们会保留值得保留的部分,但城市改造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坊间关于提篮桥监狱要建成“监狱博物馆”、“创意设计园区”、“首饰展览馆”、“创意酒店”的猜测很多,但官方对未来监狱的走向讳莫如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