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上海：定海桥的“流氓”
“定海桥”的名字，有日子没听人提起了。
历经风雨，定海桥一直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以致周围的定海路、波阳路等地，都被上海人统称为“定海桥”——提起这三个字，很多杨浦老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这里混合了工人新村与老棚户区；另一方面，它也是上海滩典型的“苏北人”聚居区——至今定海桥的通用语言，不是上海话，而是盐城与淮安地区的苏北方言。
即便我们这辈的上海人，听到“定海桥”这个名字，就像听到“虹镇老街”的感觉一样——“出流氓的地方！”
“哦！出流氓的地方”
定海桥地处整个杨浦的一角，因为靠江便利运输，国棉十七厂、梅林食品厂、华光啤酒厂先后在此开厂落脚，解放前这里就是轻工业区，工厂需要劳力，定海桥就成了和三湾一弄、虹镇老街旗鼓相当的苏北移民聚集地。
解放后不久，定海桥便迎来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批婴儿潮，那是一个争当“光荣妈妈”的年代；而到了70年代，这些工厂子弟们长大成人，当年又恰逢时世动荡，不少年轻人过早辍学后，便走入了社会。
在这样的复杂社会生态里，所谓的“流氓”是不可回避的一种存在。除了其中真正的“不法之徒”外，上海人口头上说的“定海桥流氓”，更多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能人”，因为他们对人很有经验，懂得跟人打交道，所以在底层也能“吃得开”。
“国棉十七厂的硬拳头”在6、70年代，这些人不仅“吃得开”，还要“拳头硬”。
当年社会上流传一句话，“闸北流氓、虹口黑道，侪不如杨浦工人阶级的拳头硬”，而在这些“硬拳头”里，从定海桥就走出了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翻江倒海”的人，王洪文。
“定海桥”是王洪文发家之地，最初他在桥东的国棉十七厂工作，居住在定海路194号。1977年的《解放日报》曾刊载过一篇揭露王洪文的文章，从侧面印证了他的这段经历：
“我（作者）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一九五八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一九六五年，王洪文开始裝修自家房子.....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从定海桥开始，王洪文越走越远，最终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市委书记故居”养鸡
自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王洪文就觉得定海路上的小屋未免太寒酸了。
不过，在乔迁之际，他却叮嘱岳母：“定海路的小屋，不要出租，更不要卖掉。”“为什么？”岳母不解其意。“那是我的故居！”王洪文说道，“一定要保持原貌。以后要派大用场！”
（图：回到国棉十七厂的“市委书记”王洪文）
啥用场？同样是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出身的兄弟们，听懂了这句话——王洪文之前参观过韶山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地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后来，这旧居没挂成金匾，却是养成了鸡。王洪文的丈母娘高小妹因为住不惯康平路的房子，又没有十七厂的老同事可以说话，索性搬回了定海路194号，在“故居”里养起了鸡。有人劝她，女婿是市委书记了，你还养鸡？她说：“养鸡能生蛋嘛，这跟市委书记有什么关系？”
大抵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人们对她并没有说三道四。充其量，不过是说她的丈夫崔崇岭，一个普通工人，生病时仗着女婿的威风，住进了上海的高干病房，如此而已。倒是她的女婿，最终病死在秦城监狱内。
“流氓”要转型
80年代，改革开放，社会开始转型，“流氓”们自然也开始要“寻方向”了。
喇叭裤、皮夹克、奶油包头，类似的行头，通过电影电视走进上海人的视野里；“分挺不挺”，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穷则思变”，定海桥的这些“能人”，也或多或少搭上了开出“穷街”的列车。他们中有经商头脑的，早早便开始在定海桥破墙开店，成为了此地的第一批个体户。
在这其中，靠近平凉路方向，有两家贴隔壁开的小店，一间是馄饨店，一间是杂货店，不晓得多少定海桥人，都在这两家日常小店吃过馄饨、买过物事——馄饨店的老板叫周正毅，杂货店的老板叫刘根山。
（定海路449弄，当年周正毅就在此地混迹）
周正毅离开定海桥比较早，但是，在上海滩他的“名气”一度要比刘根山“强”——这个强当然有很多贬义。
1961年4月，周正毅生于杨树浦路2877号旁边、万兴坊的棚户区内。父亲是无锡人，翻砂工出身，退休前是上海电站辅机厂的生产科科长。周的生母是苏州人，泼辣能干，曾在定海路开设小馄饨摊兼卖外烟补贴家用。家里有兄妹5人，周正毅排行老幺。
周正毅77年从控江中学毕业后，顶替父亲进了上海电站辅机厂的一个“三产企业”，当起了“小财务”。有了点经济头脑，加上80年代初，那个被“万元户”刺激的氛围，周正毅毅然地从工厂辞职，在定海桥开设了“下只角杂货店”——柜台里厢三个“老板”，周正毅、周正毅的阿姐、还有就是刘根山。
商店主要经营外烟、从南方批发来的小饰品，兼收外币。周正毅的“打桩模子”生涯也就是在那时。上海南京路外滩的两个已经上了年纪的外币贩子说，二十年前，周正毅和“阿拉”一起在这里做“打桩模子”，小赤佬中午节约得连一碗面条都舍不得吃，几只冷馒头就打发了一顿中饭。
馄饨店是周正毅早期创业历史中的另一笔。迭爿座落于定海桥附近的小早点铺，曾吸引了在这里居住的大批的居民，他们认准的就是“阿毅”的馄饨跟水煎包，好吃、不贵——馄饨店五年赚了7000块，这笔钱刚刚够付周正毅去日本的费用。
周正毅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贵人”，圈子里都叫他“阿彭”，也是定海桥出身。熟悉周正毅的人都说，阿彭绝对是他的“引路人”，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阿彭带着他做小买卖，90年代中期，又是阿彭“以身作则”，教会了周正毅什么叫“资本运作”，什么叫“乘电梯”（注：银行融资）。
但是，在钱财上，周正毅是毫不讲情面的。97年，“阿彭”入狱，周正毅去看他时，被问起“借侬的300万哪能算”，当年的“小赤佬”最后竟甩出一句，“贴身服侍的费用怎么算？”，让周正毅的许多朋友为之心寒，为之齿冷。但也正是从97年开始到2003年的这段关键时期，让周正毅“放单飞”成为了“上海首富”。
“公路大王”
周正毅后来的故事，阿拉就不能讲了，反正大家都知道。至于当年跟周正毅一道开杂货店的刘根山，当地居民回忆说，他“赚钱之后买了奔驰600，还经常停在平凉路上，手里么拿着9万块一部的砖头大哥大”。
刘根山在1985年就移居香港，曾是新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第7名，昔日的上海“公路大王”。这些都掩盖不了他的发家历程，和周正毅有万千相似之处，那就是“官商勾结”。2007年因涉嫌诈骗43亿元巨额资金被捕，2009年8月26日，因犯抽逃出资罪和犯挪用资金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后记”
如今，定海桥的背后，大平层的豪宅逐渐建起，动拆迁的地块也陆续出现，定海桥“街头大佬”的故事再传奇，而今，也都被淹没在定海路轰鸣的嘈杂里。
（本文内容和部分图片参考了新闻晨报《星期日周刊》中，记者戴震东的《定海桥的上海男人》，特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