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民警朱惠国用一生历练"守夜人"的甜酸苦辣

　　昨天，上海市总工会追授五角场监狱民警朱惠国2014年度市五一劳动奖章，他的妻子施振英强忍着泪水接过了奖章。虽然老朱已经去世10个月，但对他们一家和五角场监狱的所有干警而言，他的铁面顶真、热情真诚都还历历在目，他似乎从未离开。

　　 服刑者眼中的“知心人”

　　今年1月12日下午，担任五角场监狱监审室副主任兼警务督察分队队长的朱惠国，在坚持通报完上一年度的警务督察工作后，突发脑干出血，不幸去世，年仅45岁。

　　在听到老朱去世的消息时，“三进宫”的累惯犯金某不禁哽咽。因票据诈骗罪被判14年的金某最初内心不服判决，偏执地认为到新疆服刑能有更多的减刑机会，强烈要求遣送到新疆去改造，情绪波动大。朱惠国得知后，反复为他解读刑事司法政策，并结合金某自身严重的高血压病况让他认真考虑，金某最终打消了想遣送的念头，安心改造。如今，斯人已去，这位“老官司”含泪说：“朱警官的话总能说到心坎里，处理问题一碗水端平，大家都服他，没想到，这么好的人就这么走了……”

　　还在2014年大年初六，服刑人员谢某突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医抢救。情况危急，医院当即开出病危通知单。身为当天的总值班，朱惠国第一时间联系谢某家属，没想到谢某家属因怕承担治疗费用，态度非常冷漠，“他长期吸毒，家里的钱都被他折腾光了，治疗是你们监狱的事，与我们无关……”眼看对话瞬间陷入僵局，为了让谢某能在病危中感受到亲情的回归，老朱不厌其烦地向其家属做思想工作，解释相关政策规定，经过1个多小时的电话拉锯战，对方最终被他的执着打动，赶到了医院。

　　朱慧国从警26年，长期扎根监管改造第一线，教育改造过的盗窃犯、诈骗犯以及老病残犯等1100余名。数不清的刑释人员由他亲手送出监狱大门，大家心里都记着五角场监狱有这样一位好警官。

　　 同事眼中的“一根筋”

　　自20岁踏上工作岗位，朱惠国几乎把监管改造工作中最平凡的岗位滚了个遍，值各种班、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堪称监狱民警中的“多面手”。在朱惠国担任分监区指导员时，为了抓好队伍建设，他用最短的时间对每一位民警的基本情况、性格特点、特长爱好逐一了解。凡是有人生病，抑或家庭遇到困难，他第一个站出来关心。直到督察岗位，他还是对青年民警关爱有加。80后干警郁俊杰说：“外冷内热是朱老师的招牌，外表看似刻板不通融，但内心却充满关爱和善意。有的青年民警业务不熟练，他不但指出问题，还手把手教，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朱老师。”

　　除了青年民警口中的“朱老师”，朱惠国还有一个外号“一根筋”。有一年，他所在的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听取大家对监区班子意见。原本“四平八稳”的会议氛围突然被他打破，他毫不避讳地揭了监区的“家丑”，指出各种问题。也正是那些“一根筋”的事迹，在五角场监狱挑选督察分队长进行民主推荐时，老朱成了热门人选，大家都觉得“此岗位非他莫属。”

　　不出所料，朱惠国真的当起了较真的“啄木鸟”、铁面的“警中警”。为了在工作中有底气、有眼力，他把上级和监狱各项制度规定学了个遍，成了监狱有名的“活字典”，他特地撰写了《警务督察方式方法的探索与思考》，对警务督察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分析。为了工作有水平、有效果，原先连短信都不会发的他，后来学会了制作各种电子图表、数据库、PPT。平日里，他很少坐办公室，喜欢跑车间、监房、教育楼等“三大现场”，靠着一双“铁脚板”，犯人、民警在哪里，哪里就是他最爱去的地方。他最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还会再来的，直到问题整改彻底为止！”

　　“不管平时还是值班，他总是特别忙。每次都能看到他一手拿对讲机、一手拿巡查记录本。值班记录写得最多的是他，查出隐患问题最多的也是他。”回忆起这位曾经的好战友，上海市五角场监狱党委书记、政委胡国忠如是说。

　　老朱的突然离世在五角场监狱激起了不小涟漪，朝夕相处的百余名同事自发赶到崇明为他守灵，寒风中流着热泪送他最后一程。　

　　 家人眼中的“顶梁柱”

　　身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朱惠国用一生历练守夜人的甜酸苦辣，付出满腔热忱，只为做好一枚小小的法治“螺丝钉”。而在他的家人眼中，他是大大的“顶梁柱”。

　　朱惠国是崇明人，他在五角场监狱上班，妻子则在崇明县海洪小学任教。工作的原因，夫妻俩常年两地分居。2000年，为了给儿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夫妻俩凑钱在上海买了一套老房子。平时，老朱带着儿子在市区生活，既当爸又当妈。只有周末时，施振英才能赶来给父子俩洗洗晒晒、改善伙食。就这样，为了工作，这个小家庭一分为二，半个在五角场、半个在崇明岛。

　　“惠国心地善良，能吃苦、会持家，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一点。”妻子施振英说，朱惠国家里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这个大家庭原本其乐融融。但2005年，朱惠国的哥哥不幸过世。近十年来，老朱始终无怨无悔地帮助侄子，补贴学费、购置新衣，过年过节接侄子来家住，努力弥补孩子缺失的父爱。为了改善嫂子和侄子的居住环境，他更不惜卖掉自己一套房，把钱拿出来给他们整修崇明老家的房子。

　　众所周知，督察工作就是检查问题，做的都是“得罪人”的事。施振英自然不愿意丈夫去干这份工作，可老朱却不以为然。“自从那时起，他回家后话很少，香烟却越抽越多，给人心事重重的感觉。有一次，同事为了扣分的事情打来电话，他们大概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劝他，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得饶人处就饶人’。可是他却说我不懂，不管是多好的朋友，都得按规定办事，问心无愧就好。”

　　事实上，施振英的担心是多余的。“惠国去世后，一批又一批人赶来为他守灵，当我和儿子受到他们不断地安慰和鼓励时，我才知道，惠国得到了那么多人的认可，让我倍感温暖。”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