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留守家庭在上海:12岁哥哥带着6岁弟弟独自生活
10月，蟹黄膏肥，陈建荣一家开车去阳澄湖。此行，品蟹并非主要目的，他们在那里约见徐瑞康一家。
陈建荣的儿子陈和丰和徐瑞康的女儿徐佳祺已谈了近四年恋爱，趁着十一假期，双方父母正式见一次面。
会见的气氛在一个问题后就变得热烈起来，当时寒暄了两句后，陈建荣问徐瑞康黄婷婷夫妇：你们是啥辰光到山里去的？
自此，三人就陷入了对童年往事的回忆和交流中，完全没有“准亲家”初次相见的尴尬和生疏。
他们会有那么多共同语言，是因为他们都是三线子女，陈建荣家是小三线家庭，徐瑞康家是大三线家庭。
陈家故事1：
儿子要拍纪录片，特意重回安徽312
其实，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陈建荣并不常说起自己小三线二代的成长背景。他有个大学室友，相识了几十年，在前段时间他们才知道彼此的父母都是小三线职工。
“这就像昨天晚上看电视剧，当中放了老精彩的广告，第二天都忘记了，只记得电视剧的内容。小三线大三线这段历史，就像是广告这样一个小片段，被忘记了。”陈建荣说的是一个普遍现象，说的也是他自己。他们这一代是1980年代初的大学生，面对的是一个骤然开放，充满新知识，新事物的世界，唯有不断被推动着往前跑，哪还有一点空回头去看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世界。
要不是2014年年末儿子陈和丰开始筹划拍摄一部家庭历史的纪录片，陈建荣可能还不会调动出这么多的回忆。
“本来我说这是最普通的人家的历史，没什么意思。不过儿子说这能让他对家族有更多理解，而正是因为很多普通人的历史才组成了一个大历史。”被说服之后，陈建荣特地陪陈和丰去了一趟312工厂的所在地安徽泾县，那是他父母当年作为小三线工人所工作的地方。
“对我来说，父亲一直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小时候对我很严格。”陈和丰回忆拍纪录片时的过程，“不过等回到山里之后，他表现得就像个孩子一样，他会说：‘你看，这里是我和你阿爷（爷爷）游泳的地方。'他的神态完全就像是个孩子。”
陈建荣并没有忘记，他的记忆只是被封存着，一激发，汹涌而出。
“爷娘要去安徽的那天早上，舅舅带着我和哥哥到杨浦发电厂门口去送他们。门口停着好几部大巴士，亲人之间分别，大家都在哭，生离死别一样。我不懂爷娘为什么要走，我就一直哭，我娘也一直哭。为了让我分散点注意力，舅舅特地把我抱到厂门旁边去，不让我看到爷娘。这个场景印象深刻得不得了。”那是1970年2月，陈建荣的父母陈成志和嵇德珍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到安徽“支内”，参加小三线建设工作。工厂建设在皖南山林中，为了保密起见，连厂名都没有，以数字“312”代替。
嵇德珍在和两个孩子分别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那时他们还小，阿拉就稀里糊涂地上车跑了，阿拉是骨肉分离，老伤心的，我一路哭过去，饭也不吃，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多日子。”这段记忆对嵇德珍来说是永远抹不去的，即使到了现在，回忆起来，她仍然忍不住哽咽。
当时大儿子陈建国12岁，小儿子陈建荣只有6岁，并不是嵇德珍和陈成志狠心，要把孩子留在上海，而是没有办法。“我问两个孩子怎么办？领导说，再过半年，等阿拉那边的学校造好，孩子们就可以过来，先暂时克服一下，就这样阿拉先走了。”
在这场分别中，陈建荣的哥哥陈建国是较为冷静的，“我没有哭。我并不是觉得离开父母开心，而是觉得就这一回事，哭能怎么样，不哭又怎么样，人那么小，无法改变这一切。而且妈妈跟我讲了，再过半年，等学校造好，我和弟弟就一起去了，这只是暂时的分别。所以我就一个人躲在边上，没有哭。”
半年之后，学校并没有造起来，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一年之后学校肯定造起来。一年之后，学校还是没有造起来，说两年后会造起来……就这样，他们等啊等，等了十六年。
徐家故事1：
初到汉中，偷偷找老乡换东西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黄婷婷在情感上和陈建荣家有一种本能的亲近：“之前我看了陈和丰拍的纪录片《凡人歌》，看了好几遍，他伯伯和爸爸真的非常了不起，在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情况下，还能这么出色。他爸爸能考上复旦大学，我从心底里是佩服的，我们这种在父母身边的人都做不到。”
黄婷婷和徐瑞康一样，都是跟着父母一起去山里的。
现在黄婷婷的父母和他们一家生活在一起，在昆山家里的沙发上，母亲王秀英回忆说：“那时要打仗，一部分工厂要到山里去，越隐蔽越好。我当时是上海机床厂的，他（指丈夫黄祥珊）是上海缝纫机厂的，两边都要支内，我想阿拉厂大，就让他跟着我一道去。报名去支内一方面当时是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去要贴大字报的，另外也有一点私心，阿拉两个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是泰州人，他是南通人，当时在上海的房子是借的。想到山里去么，房子好解决了。去的时候阿拉家里五口人，除了两个小孩，我把妈也带在身边，不是要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嘛，打仗家里人都分开了哪能办啊？”
去的时候是1969年7月，家具早就托运走了，全家老小五口人带着行李去坐绿皮火车。先乘坐火车到宝鸡，再乘宝成线到阳平关，到了阳平关，厂里的货式车已等在那里了，把他们同行的一群人都带到了厂里。工厂在汉中，是盆地地形，“是真正的开门见山。”黄婷婷说。那时的工厂已完成了基础建设，他们一家分到了一套两室户的房子。
“去了没多久，就发大水，下雨天路很难走，都是烂泥，脚都拔不起来。”当时黄婷婷才5岁，她对这趟远行只有这个依稀的印象。
上海机床厂在汉中建造了一个小上海，工厂有厂区、生活区两大部分，包含食堂，学校，医院，小卖部，澡堂等各种设施，工厂内的工人及家属，不用走出厂区，就能满足一切日常所需。“阿拉吃的肉、鱼、菜，都是厂里统一派车从上海拉来的。比如讲车子下午五六点会来，阿拉就一早要去排队，一开始是去摆块砖头，讲这块砖头是我的，当它是人头占个位置，等菜来的时候，大家都拥过去，去挑选自己要的东西，埃个辰光（那时），什么都是讲配给的。”
工厂规模很大，有几千号人，黄婷婷和徐瑞康差不多同时过去，年龄也相仿，但他们一开始并不认识彼此。不过回忆起来，童年的生活却是相似的。“从小开始抓螃蟹，抓青蛙，到河里摸鱼摸虾。埃个辰光胆子也打，为了采一颗枣子，可以几个人拉在一起攀到山下去，真的不考虑危险的。回想起来蛮扎劲的，但反过来讲是空虚无聊。当时没啥作业，也没电视看，谁家买个电视机，那他家都要成俱乐部了。”作为男孩子，徐瑞康玩得更野一点，打猎、游泳，什么都玩，而这些也变得和陈建荣有了很多共同语言。
一大批上海人迁到了汉中，对当地人也有了很大的影响。“刚去的时候，当地人很多东西不吃的，很大的虾，黄鳝，甲鱼……我爸一晚上去抓黄鳝，可以抓到好多。当地人说，上海人就像蝗虫，什么都吃。当地的生活还是老苦老封闭的，刚去的时候，老乡看到汽车，还不认识，问：它是吃什么东西的？他们没有肥皂，糖，就会用自己家里的土特产跟阿拉调。我记得我发育的时候，妈妈为了给我补营养，就偷偷去找老乡换东西。当时这种以物换物的行为属于投机倒把，必须在私下进行，妈妈看到老乡拎着一个篮子，上面遮块毛巾，就偷偷地跑去问人家：你这是什么，是不是肉啊？如果对方点点头，那妈妈就拿一块肥皂或一些糖去和他（她）交换。”
陈家故事2：
12岁的孩子带着6岁的孩子生活
父母离开上海去安徽之后，陈建国、陈建荣兄弟俩在上海独立生活，这就是让黄婷婷佩服的缘由。
嵇德珍盘了一下家里的收入，给兄弟俩留下每个月40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每个人只有几十元工资的情况下，她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节省，她和丈夫常常是一碗清汤两个馒头就对付了一顿饭。只是40元，让两个孩子在上海生活一个月，仍然捉襟见肘。除去房租费，书费，水费电费等，分摊到每天的伙食费只有区区5毛。
刚开始一年，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嵇德珍把重任托付给了自己的弟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左右，兄弟俩的独立生活开始了。
“埃个辰光，我读小学三年级，每天早上我先起来，洗脸刷牙，烧好泡饭，小菜就是酱菜腐乳。吃好了，搀好弟弟的手送他去幼儿园，我再跑到学校。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第一个奔出课堂，跑去接弟弟。为啥要奔出去？因为他跟我讲：哥哥，侬要第一名来接我。把弟弟接回家后，我把他放在家里或是邻居家，再去买菜做饭。一开始不大会做，邻居教我，做简单的炒蛋、红烧肉，一般一顿饭就一个菜。吃好晚饭后我做功课，弟弟自己玩。天黑了，他先睡觉，我做完功课再睡觉。”
即使在那个孩子更早承担家庭责任，更早当家的年代，由一个12岁的孩子带着一个6岁的孩子独自生活，仍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陈建国回望记忆中那两个幼小的孩子，内心充满了心疼：“记得有一次中秋节，周围邻居都一家团聚，热闹非凡，而阿拉屋里却十分冷清。阿拉晚上8点钟不到就上床睡觉了。半夜，我在梦中被一阵哭声惊醒，爬起来一看，原来弟弟在哭，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弟弟一边哭一边说：我想妈妈了。这时我心头一酸，阿拉兄弟俩抱头痛哭。其实心里非常清楚，妈妈要到过年才能回来，阿拉还要等很久很久。这个时候我心里的感觉就是有爷娘等于没爷娘，老羡慕人家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吃吃月饼，聊聊天。现在看这些根本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阿拉来讲是奢望。”
平时的日子按照起床，上学，放学，睡觉的节奏有规律地度过，也会有舅舅时不时地来照顾一下，还不觉得什么，但在节假日，或是有一些大事发生的时候，兄弟俩那种无所依靠的感觉就会变得很明显。“有一次走在路上一块砖头落下来把我的脚趾头敲坏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弟弟在学校踢球，摔跤把手弄骨折了……这些事情我想如果跟爷娘讲，他们肯定很当一回事，担心得不得了，所以阿拉都是自己去医院处理好，写信的时候一直没讲这些事，都是讲生活蛮好，读书蛮好，你们放心。我记得是等到弟弟石膏拆掉后我才在信里面提了一句，妈妈看了，哭得一塌糊涂。埃个辰光打电话也不方便，16年里生活中的困难那么多，阿拉都自己扛着，自己解决不了告诉舅舅，一般不会写信告诉爷娘。”
由于更为年幼，陈建荣关于父母刚离开上海时的细节，并没有陈建国那么印象深刻，但他也记得小时候去买菜的场景：拎着一个菜篮子，手上攥着这一天的买菜钱五毛，一蹦一跳地去买菜，走到菜场一看，手里的五毛钱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这一天只能想办法过过去。“还好家里米有的，饭烧好，用酱油炒，现在倒是行（音hang，上海话，流行的意思）的，酱油炒饭。或者花5分钱买点花生酱，用水调一调，放点盐，拌饭吃。不想烦呢，就弄点酱菜吃吃。吃酱菜是家常便饭，所以我现在不吃酱菜的。其实讲老实话，埃个辰光，吃这点东西一点都不觉得委屈，不过如果一家人呆在一起，大家一边吃一边讲讲，感情可能会更加冲淡对物质的要求。”
陈成志和嵇德珍每年有15天的休假可以回上海，为了和两个孩子多接触，他们会分开回来。后来了解到孩子在过节的时候特别孤单，每年的十一假期他们都会有一个人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们会陪阿拉去饭店吃饭，就在家门口的双阳饭店吃一顿。埃个辰光，一般大家是不会去饭店的，但是从小到大，爷娘都带着一种亏欠愧疚的心情，任何事情都蛮依着阿拉的。”陈建国说。
每年父母回来这短短的15天，兄弟俩都特别珍惜。陈建荣有段时间住在舅舅家，但凡妈妈回来了，他放学后就会溜回自己家。
相比父母回上海时的短暂相处，陈建国陈建荣更期待去山里和父母团聚。每年暑假和寒假的时候，兄弟俩会搭上工厂的班车，在车上颠簸近十个小时，到安徽父母所在的312厂。“在卡车上，坐得整个人昏头昏脑，但是到了目的地看到父母就很开心了。他们那边的生活，就像是个小上海，住宿饮食都比在上海要好，空气也好，阿拉去那里是改善生活的，妈妈弄最好的菜给阿拉吃。”陈建国说。
陈建荣更多的记忆是在玩和吃上。“在上海的时候老羡慕其他同学的生活，父母在厂里会带冷饮水回来，而阿拉是没得吃的。所以到了山里，有老多快乐。天热的时候，下午可以去游泳，还可以用热水瓶去厂里拷盐汽水、冷饮水回来吃。一边吃西瓜，一边乘风凉，来得个扎劲。爷娘上班去了，要吃什么东西自己弄，有一次想吃生煎馒头了，就自己研究哪能做？生煎馒头里的汤水是用肉皮炖出来的这种事，我老早就晓得了。”陈建荣感慨，这些简单的事情在当时来说都是值得记住的美好回忆。
由于父母和孩子双方都特别想念彼此，也为了减轻大儿子陈建国的压力，有一年陈建荣留在安徽上学。312厂规模不大，学校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陈建荣是借读在附近宣纸厂的子弟小学中。“从厂里去学校读书，走路要走40分钟，阿拉五六个小伙伴每天结伴而去，蛮快乐。有时沿着河床走，有时在路上搭顺风车，搭到的是那种运煤的解放牌大卡车，前面的位子阿拉让给小姑娘坐，男生就站在后面吹风。”只是，安徽的教学水平和上海相比差了一大截，在那里读书，陈建荣的成绩直线下降，父母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只能让他再回上海。
而陈建荣在安徽的读书经历让陈建国对于和父母在安徽团聚这件事彻底绝望了，“不要讲学校还能不能造起来，即使造起来了能到那里读，读得也不会好，还是在上海好好读书吧。”陈建国自此，认命地接受了和父母分居两地的现实。
徐家故事2：
呆在山里过年和去上海做“上海人”
在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代，陈建国陈建荣这样的孩子是会让黄婷婷和徐瑞康深深羡慕的，因为他们能留在上海。
三线厂在山区自成一体，形成了一个和外界隔离的小社会。里面工作生活的人大多是上海人，说着上海话，吃的食物、用的日用品都来自上海，所以在里面生活的孩子，甚至有的是在当地出生的，但都认定自己是上海人，也在大人的讲述中对上海有深深的向往。“小时候放暑假了，有同学回上海，心里不要太难过哦，我心里多痒啊。我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每个假期都要回上海，我羡慕得不得了。”黄婷婷回忆说。
每年春节，单身的人要回家过年，上海还有父母兄弟姐妹的人要回家过年，厂里会特地去向铁路局申请一两节车皮，一群人背贴背挤着回上海。像黄祥珊王秀英这种思想积极，全家一起去了山里，而且在上海没有什么至亲的人家，就呆在山里过年。留在山里过年当然也有别样的滋味，妈妈会给孩子们买块布，做件新的棉袄罩衫，罩衫上的两个口袋一定会做得很大，方便小孩子放瓜子放糖。黄婷婷回忆说，那边过年很热闹，到处串门，几家人关系好的就相约着，今天到你家来吃饭，明天到我家来吃饭，一直会吃到正月十五。这个习惯到现在还保留着，逢年过节，徐瑞康黄婷婷和同事们还是会互相串门，每家人会做东吃一天。他们仍然喜欢在家里摆出一张圆台面，请同事们来家里吃饭，觉得这和在饭店吃饭不一样，更加适意，有一种家的感觉。
闹猛归闹猛，但黄婷婷还是非常羡慕那些能回上海过年的人，他们从上海回来之后，就要讲在上海的见闻，说在上海吃什么，生活怎么好，上海今年流行什么。“老早人要赶潮流的，今年行什么，明年行什么，上海去过了之后，就把上海的潮流带来了。比如上海流行的确良衬衫，765皮鞋，丁字型皮鞋，五香豆皮鞋（前面有贴边的，像五香豆一样），小包裤，去的人把这股流行风带回来，接下来谁去上海，不得了，都要托他们买了。阿拉潮流跟得老紧的，上海有什么，阿拉一定要跟着，当地人呢，又跟着阿拉。当然，有段时间，穿啥领导要管的，小包裤不行，要剪脱，是流氓阿飞，生活作风不好。”
黄婷婷的少女时代，就一直憧憬着能去上海白相，而她难得的几次和妈妈到上海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恢弘”的上海代购史，相比之下，现在的那些海外代购，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埃个辰光探亲假有27天，阿拉回来一趟，先到乡下去看看长辈，真正在上海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左右。这半个月是不好呆在家里的，呆在家里就是浪费了。阿拉来上海一般住在一个远房伯母家，她家住在静安寺，每天天一亮，眼睛一睁开，阿拉就出门了。这是要开始享受上海人的日子，过上海人的生活。早上先要找小吃店吃碗咸浆，吃小馄饨，生煎馒头，馄饨，牛肉汤，这些在汉中是吃不到的。早饭吃好，就到处兜。到上海来，最大的目的就是采购，阿拉会从静安寺一直走到城隍庙，再走回去，完全是靠两只脚走，本事大伐？兜得比较多的是妇女用品商店，市百一店，永安公司，样样都要买。我记得老清爽的，有一段时间流行尼龙衫，回上海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件橘红色的尼龙衫，有松紧带的，好看得不得了，要20块呢。人家看着都讲你姆妈怎么这么舍得。还有一次，我要买双紫红色的高帮皮鞋，有根横搭袢的，先在静安寺附近看到一双蛮好看的，但是买东西侬晓得的，一开始看到总下不了决心买，万一之后看到更加好的呢。后来一路兜，兜到淮海路南京路，看来看去，还是觉得一开始看中的那双最好看，再兜回去买。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买件大衣也是横兜竖兜，后来兜到我爸爸都发脾气了。但是哪能办呢？难得来一趟上海，总要给自己添置点东西，人都有显摆的心理，从上海回到山里的时候，上海流行的潮流最好能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让人家看到，都'哇'赞叹一下。”
除了为自己添置衣物，更多的采购是要帮他人带东西。王秀英指着墙角比划了一下：“我那个远房阿姐家里地方老小的，但是会专门腾出一只角给阿拉摆东西，要摆二十多个箱子，最多的一次有三十几只。阿姐讲你家怎么这么有钱，买噶许多东西，我讲阿姐哎，自己的东西只有一两只包，其它都是人家的。人家来上海的时候，阿拉叫他们带，现在阿拉来上海，也要帮他们带东西。”
代购的东西五花八门：皮鞋，衣服，肥皂，酱油，草纸，簸箕，扫帚……765皮鞋流行的时候，一次要带回去近二十双鞋，把鞋盒子统统扔了，鞋子整齐地排在一个大箱子里。“最戆的是带酱油，坐火车行李要称分量的，超重了要罚钱。有时超重罚的钱比带的酱油还贵，有的人一气之下就把酱油倒掉了。气死了，噶远又噶重。”
虽然不像女生那样爱兜马路，爱采购，但是徐瑞康也欢喜到上海去。“我分到厂里工作之后，出差机会蛮多的，只要有江浙一带的出差，我都要到上海去一趟。我娘娘家住在四川北路，老闹猛的，周围有老多电影院。我就会到处兜兜，看人家贩卖电影票，贩卖香烟，我也欢喜看古董，到老西门去看看白相。一样的，我也会从四川北路走到城隍庙，就是要在上海看看闹猛。”
现在徐瑞康黄婷婷一家在昆山已扎根多年，但到上海采购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阿拉只要有空就要到上海去，养成习惯了。就是去兜兜看看，感觉感觉上海，做一天上海人。比如他（指徐瑞康）欢喜吃小杨生煎，其实昆山也有的，阿拉家门口就有，但是他就是讲不好吃，讲上海的再吃都吃不厌，每趟回去总归要吃。我直到现在，衣裳鞋子，还是要到上海去买。其实，到上海跑一天也蛮吃力的，但阿拉就是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菜场也要去兜兜，感觉上海的菜场和昆山的也不一样。阿拉欢喜吃海鲜，昆山当地人不大吃的，所以逢时逢节我欢喜到上海买菜，买点海鲜回来，比如乌贼，梭子蟹等等，总归觉得上海的新鲜。老早兜得最多的是三角地菜场，现在么就跟着女儿走，她住在哪里，阿拉就兜附近的菜场。到了春节，欢喜到食品一店去买零食，那里有儿时的回忆，红肠肯定要买的，还有他欢喜吃苔条，巧克力，都要在那里买，好像其它地方的苔条都没食品一店的松。这样采购一趟年货，拎回来不要太吃力哦，但是还是要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