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电调遭遇网络叫车平台冲击 从朝南坐到求帮忙

　　91元？上海到杭州？

　　48岁的出租车调度员邓玉燕对着儿子“炫耀”的战果惊诧不已。听闻是打了顺风车，心想“火车票都比这个贵，这肯定是黑车嘛”。告诫儿子要注意安全，儿子却不为所动——“怎么可能落在我身上”。

　　过了几天，儿子又试了把新玩意儿“试驾”，自己开了辆高档车，把住在浦东的外婆接到淮海路，通过各类奖励、减免，付费仅2元。

　　在强生出租车电调中心干了25年的邓玉燕，实在看不太懂这些新花样。

　　她感慨科技更新换代确实提高效率，但同时感受到一种失落，好似一直在坚守着某种规则，但现在却不适用了。

　　在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出租车调度系统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就在两年内，新兴的互联网叫车平台利用大数据、“云科技”，实现订单接收和发送完全自动化，在业务量上已远远将传统的电调模式甩在身后。

　　2015年6月，上海在全国首推统一的“上海出租汽车信息服务平台”，将强生、大众等4大出租车调度中心，与滴滴快的打车系统实现对接，力求能为今后的融合发展铺路。

　　也有数据显示，传统电调的业务量在经历过一段低潮期以后，又略有回升。

　　这种波动，让人好奇，传统的服务模式到底是会被互联网浪潮吞没，还是能在风浪的考验中闯出新路？

　　 更新换代的行业

　　电话调度中心，比想象中安静。只有走到每位调度员身边，才能听到他们对着耳机说话的声音。调度员平均等待4至5秒就会有电话接入。早高峰时平均每小时70-80个。

　　每位调度员紧盯两个屏幕。一个是实时调度车辆定位图；一个是乘客叫车信息平台。

　　“新技术肯定是好的，方便信息沟通，减轻人工，提高效率。”这变化，强生出租业务调度分公司经理高扬看得清楚。

　　高扬对接受采访没那么热忱，但强生公司副总经理黄宏说，还没退休的人当中，对上海电调行业最了解的，恐怕就是他了。

　　高扬一身深蓝色制服，已在强生公司工作43年。1973年他进入公司时，“强生”还不是强生，叫作“上海市汽车服务公司”。

　　“约租车可不是新鲜词汇。我们老早就是约租车呢。”高扬说。上海强生，前身是创于1919年的上海祥生汽车公司。祥生在抗战时期就打出了“四万万同胞打40000号电话”的广告。

　　高扬1976年进入调度室，那时还是手动抄单、电话调派的时代，每一步都需要人工——

　　公司在市区布有多个站点，租车模式是“电话预约+站点用车”：出租车停入站点时，在票板上写好进站时间，交给站点调度员；站点调度员登记好，通过电话告知调度室，“**号车进**站了”；调度室接线员再把信息牌挂在面板上，让派车调度员一目了然。

　　调度室接线员还负责接乘客电话。把乘客上车地、下车地、用车时间等信息写好，用夹子夹住，也放在票板上。派车调度员再和各站点调度员沟通：“来，**站调度员，叫**号车出差了。”

　　如果哪部车出差后，正好有个后续预约单在前差完成后的区域附近，调度员还会提醒驾驶员，“现在11点，你先去南京西路104号送客到静安寺，12点‘带一差’愚园路361弄。”“这叫‘出一差，带一差’，所以我们现在叫出租车‘差头’嘛。”高扬在报所有地名时都精确、迅捷、毫无磕绊。

　　也是从那时养成的习惯，高扬脑子里有一张大致的上海城区图，对派出去的车都能在脑中大致“定位”。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强生的电调平台共经历7次升级。高扬说，最早调度信息只能通过对讲机音频读报，到1995年，有了数据显示屏幕；2001年，强生的电调电话由“2580000”升级为“62580000”，电话进线数量由原来的24根升级为64根，日均可调派6000多差次；在2005年以前，乘客坐出租车常可听到驾驶室内调度员通过对讲机不断读报业务的声音，而公司启用GPS后，调度采用了卫星定位语音合成，取代了人工读报订单。“等于是划了个圈，圈子里的人能听到，圈子外的人就听不到了，”高扬解释，“这次升级，可以说是一次飞跃。”

　　“其实现在的滴滴等打车软件，和我们的调度原理基本一样，前者是将乘客信息发至驾驶员手机端，后者是将乘客信息发至车载终端。”高扬说。

　　一位打车软件业内人士透露：“在调度核心流程上，20年前和现在手机APP没有本质区别，但效率肯定是现在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