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王欢：古代埃及的瘟疫与瘟疫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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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作为烈性传染病，是困扰人类社会的重大灾难之一。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代埃及，亦曾饱受瘟疫折磨。对古代埃及瘟疫现象较为明确的记载出自医学纸草文献，目前留存于世的此类文献大都发现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断代范围集中于公元前两千纪，部分纸草的底本可能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甚至更早。有些文本虽然指明该文献是在古王国某国王在位时期即已存在，但有可能只是后世书吏为营造权威性而假托，这是诸多古代文明文献传统中常见的现象。

医学纸草涉及古代埃及相当广泛的医学实践知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早期埃及学家称为“科学”的医学知识，主要指对具体病症的检查、诊断、治疗和预后，记录了数百种药物处方；另一类是包含使用咒语治病的纸草，常被归类为魔法文献，有学者视其为古代埃及文明的糟粕。但今天的埃及学家已经意识到，必须综合使用这两类文献，以及如宗教、神话和书信等类型的文献，才能够更为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古代埃及医学思想和实践的内在逻辑。

以艾德温·史密斯纸草为例，这份纸草文献中有八条驱除瘟疫的咒语，反映了约公元前1600年前后埃及人对瘟疫的成因及其医治的认识。在这些咒语中，瘟疫经常被认为是由邪恶的神明、恶魔、人或动物的灵魂带来的。其中，女神塞亥麦特作为战争、破坏以及瘟疫之神，她或她的使者经常带来瘟疫。除超自然力量可以带来瘟疫，自然界的生命也可以作为疫病的载体，如苍蝇。第三种可能带来瘟疫的载体是“恶风”，这说明古代埃及人对瘟疫可能通过空气传播已有一定程度的认知。针对不同的瘟疫成因，咒语给出了相应的除疫方法。对于神明带来的瘟疫，同样需要神明将其带走，故而不少咒语都是向塞亥麦特等神明的祝祷。同时，另一些起保护作用的神祇也会出现在咒语中，站在受害者一边，助其免受瘟疫的侵扰。对于自然界中的生命（如苍蝇等）带来的瘟疫，咒语要求对其从室内食物、床铺等多处进行清理。对于“恶风”所传播的瘟疫，施咒者须通过仪式获得与超自然力量连通的能力。相应咒语要求“路过者”仅仅“路过”房屋，避免将瘟疫引入室内。虽然这是巫术性质的咒语，但切断传播途径、将致病因素隔离在外，是人类数千年来应对瘟疫最传统、最基本的有效的方法。

古埃及医学纸草提及瘟疫的方式是描述相关症状，并提出应对方案，故无法与具体某一次瘟疫事件相关联。在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帮助下，有学者倾向于认为，新王国第18王朝阿蒙霍太普三世在位时期（约公元前1390—前1352年）可能发生过一次瘟疫。这一时期，埃及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力达到顶点。阿蒙霍太普三世在位38年，留下了大量历史记录，仅纪念性的圣甲虫就有200多件，其上的铭文主题包括国王与王后婚配、猎牛、建造人工湖等。他还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葬祭庙，以及超过250座留存至今的个人雕像，“门农巨像”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座。令人意外的是，他在位第12~20年间的历史记录是一片空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战争和瘟疫女神的塞亥麦特在这一时期的雕像激增，现存超过700座，比国王本人的雕像还多得多。敬奉带来瘟疫的女神是出于这样一种逻辑：既然无法征服她，便希望与她结盟，利用她的力量来保护自身。考虑到古代君主报喜掩忧的习惯，阿蒙霍太普三世历史记录沉寂的八年，有可能是瘟疫肆虐所致。在其统治的后半段，瘟疫是否仍时有发生，目前不得而知。另外，他的儿子埃赫那吞在位时期（约公元前1352—前1336年）曾收到一封巴比伦国王的回信，巴比伦王在信中提到埃赫那吞父亲的一位嫔妃死于瘟疫。另一封当时的阿拉什亚（今塞浦路斯岛）国王写给埃及国王（有可能是埃赫那吞）的信中说，瘟疫之神杀死了他们所有的铜匠。这类外交书信从侧面表明阿蒙霍太普三世和埃赫那吞时期瘟疫在埃及和周边区域发生并蔓延的可能性。

埃赫那吞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异端法老”，曾发动废黜埃及传统诸神崇拜、独尊太阳圆盘神阿吞的宗教改革。传统上对改革的原因分析多集中于这一时期王权与神权的冲突。如果考虑到瘟疫的影响，这次改革的发生则可能另有一番原委：为了躲避瘟疫严重的底比斯，埃赫那吞不得不将都城迁至一处没有受到瘟疫影响的处女地——位于中埃及的阿玛尔那城。同时，既然原有诸神不能从瘟疫中挽救国家，国王就需要废弃旧神，在新都建立新崇拜，是为阿玛尔那时代的宗教改革。这次改革失败后，传统宗教复辟，之后的埃及历史文献对埃赫那吞及之后几位短暂在位的法老采取“除名毁誉”、故意遗忘的记载方式，将这一时期国王的统治时间计入相邻正统法老的在位时间中，直到现代人对阿玛尔那城进行考古发掘，方令这场改革事件重见天日。因此，“瘟疫说”为解释这一时期埃及剧烈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不同于“政教冲突说”的路径。

一千余年后，马其顿-希腊人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埃及本土祭司曼涅托受托勒密国王之命，用希腊语写作《埃及史》。这部书稿今已不存，部分残篇保存在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中，如公元1世纪犹太史家约瑟夫斯的《驳阿庇安》等。这一版本的残篇在关于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历史表述中，记载了阿蒙霍太普三世时代曾发生瘟疫事件：国王因清除麻风病人而获罪于神，麻风病人推举了一位祭司（名为“摩西”）为他们制定不敬埃及神和神圣动物、与埃及宗教相反的律法，并邀请曾入侵埃及的喜克索斯人从亚洲返回，与麻风病人一起统治埃及，阿蒙霍太普三世则退避至南方努比亚地区；13年后，国王携其孙拉美西斯归来，将麻风病人和喜克索斯人联盟逐出埃及。罗马史家塔西佗和其他古代作家所记载的摩西率领部众建立新宗教律法并离开埃及的故事，尽管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但在基本叙事模式上与曼涅托颇为相似。这种模式继承了将阿玛尔那时代的埃赫那吞及其后几位短暂在位的君主从历史记忆中抹去的做法，并将埃赫那吞发动宗教改革的13年一并划入其父阿蒙霍太普三世名下。但即便如此，其中的具体情节明显与阿玛尔那时代而非阿蒙霍太普三世时代相对应：埃及祭司摩西带领麻风病人和喜克索斯人占领了埃及13年，这与埃赫那吞实际主导宗教改革的时长基本一致；摩西为其追随者创立的新宗教处处与埃及传统宗教相反，这与埃赫那吞的新宗教相似；同时，所谓从努比亚返回埃及的阿蒙霍太普三世及其孙拉美西斯，暗示的是埃及正统宗教和统治者形象的回归——此时早已去世的阿蒙霍太普三世代表过去的正统统治者，而拉美西斯则是“13年”之后，下一个王朝声名显赫的一系列正统君主的名字。两个辉煌的正统时代前后相继，中间由麻风病人和外族入侵者主导的混乱的“13年”，在曼涅托的记载中以最终被驱逐出埃及的方式来处理。

在“文化记忆”理论看来，包括外族入侵、埃赫那吞对传统宗教的废弃等古代埃及历史上那些令人痛心的“创伤”时代会被刻意遗忘，形成一种“加密”的记忆，容易与其他令人不快的事件相关联。希腊化时代的人口流动明显增多，在各族群交流日益密切的时代背景下，犹太人的一神信仰与同时代占主流地位的多神宗教迥异，且犹太社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势力不断上升，经常引起周围其他族群的嫉妒和敌视，在埃及亦是如此。于是，阿蒙霍太普三世时期发端的瘟疫事件虽被长期“抑制”，却从未被真正遗忘，在希腊化时代的文化记忆中呈现出新的样态：沾染麻风病的人、来自亚洲的入侵者喜克索斯人、不敬传统诸神的“异端法老”埃赫那吞，与希腊化时代对犹太人的早期厌恶情绪相遇，这一切杂糅成曼涅托笔下一段时空错置的记载，并经约瑟夫斯等古典作家的转述，成为将犹太教中的摩西与埃赫那吞或其追随者相联系的滥觞，也是弗洛伊德等人论述犹太教起源于古代埃及宗教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与今天的情况类似，瘟疫同时牵动社会诸多面向，这为我们理解阿玛尔那时代埃及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可能性，以至于关于这一可能性的记载本身亦成为一种涉及犹太教起源的叙事传统：摩西率领一群罹患瘟疫的人，与古代埃及新王国历史上一段持续时间约13年之久的暴政和宗教改革事件密切相关。从这个层面来讲，古代埃及的瘟疫记载不仅是医学史，而且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欢，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