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章玉贵：培育差异化竞争尤需开放金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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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日前取消了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开业年限需要1年的限制，给予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此举是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金融业日益自信的表现。

过去一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措施，力推以金融业为标志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包括承诺将保障境外投资者利润自由汇出，并向世界端出了堪称近年来最大幅度的金融开放大餐：向外资开放持股的金融机构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基本覆盖了现今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主要机构类型，且持股比例放宽到51%，明确规定三年后不再设限。

事实上，金融嗅觉极为敏感的摩根大通已先行布局，继前年9月获得在中国内地经营全资基金管理业务的营业执照后，又于去年2月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获得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债券承销牌照，成为首家获此承销牌照的美资银行。如果其能够深度嵌入中国市场，则显性与隐形的收益很可能呈现边际递增之势。况且中国监管层近年来积极支持证券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创造条件让不同服务模式、不同组织架构的机构在中国市场上展开相关竞争，以营造开放平等的金融竞争生态。

客观而言，看起来非常强大的中国金融体系尤其是商业银行，迄今尚未真正经历过在传导机制通畅的环境下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已在资产规模、利润指标等方面领先于欧美主要同行，但在美国《环球金融》杂志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最安全的50家商业银行排行榜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内地的银行。当然，该排行榜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是参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与惠誉给予银行的长期外汇评级，而这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显然存在诸多不公允之处。不过，在表征金融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体系方面，我们值得持续骄傲的资本其实并不多。

以中国工商银行和摩根大通集团为例，前者无论在资产规模、营收还是利润等方面都大幅领先于后者，但是摩根大通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其作为全球性金融服务机构，不仅在传统银行业务方面拥有极为雄厚的底蕴，而且在包括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业务、股票、投行业务等领域长期领先全球同行，且依靠多年积累的人才优势与话语权，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全球金融资产的定价。尽管其前几年爆发的“伦敦鲸”丑闻曾严重影响了自身乃至整个华尔街投行的声誉，不过美国多年积累的相对稳固的机制化霸权体系，仍是竞争对手短期内难以撼动的。

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中的地位来说，中国尤其需要培育与造就一批能够参与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和资产定价的金融机构，这就需要在金融创意、产品创新、高端战略性金融人才培养与输出以及风险防控等方面尽快补课。而培育匹配于经济转型的金融服务与竞争生态环境，则是极为重要的支撑条件。目前，中国金融改革与进一步开放涉及的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市场监管以及人才战略等方面，尽管已有了相当好的制度设计，但当下依然欠缺的，不仅是政府相关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更需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与高水准监管。

业已启动的新一轮金融开放能否取得预期成效，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总结以往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经验，因应国内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变化，亟须通过金融国际化和国内外市场联动将行为触角深度嵌入国际市场，创新跨国并购形式，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并购、重组、入股等方式，增强对这些企业股本的影响力和主导力，提升中国对全球资本的控制力，以期早日形成一批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超级金融机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