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犯罪，孩子无辜！
那天庭审结束，大家正要离开，突然一位小女孩从旁听席冲出，双膝一弯，下跪在了主审法官的面前。
眼泪婆娑，童声稚嫩——“求求法官，不要抓我妈妈！”
她抽泣哭诉:自己在浦东某小学读书，一旦刚刚庭审的妈妈李秦被判刑，自己在上海将无依无靠。
可是法官也犯难。李秦犯的是重罪，起码要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公安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阶段，考虑到她这位女儿小萌的情况，李秦一直是取保候审。现在，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李秦必须变更强制措施。法官第一个想法，就是找到小萌的父亲，偏偏李秦又说夫妻俩分居已久，坚称丈夫下落不明，自己独自抚养女儿，并无其他亲属可以监护。虽然，后来证明她撒了谎。
就此，被迫暂搁。从人性化角度考虑，法院暂未对李秦决定逮捕。
为了寻找小萌的其他监护人，法院与小萌在浙江的祖辈亲戚取得联系，结果对方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经济困难”，无力抚养；法官又分别发函给当地的司法局、镇政府、村负责人，讲明情况，但均因不具备监护条件而无果，案件处理陷入困局。
就由此案开始，上海浦东法院率先“破题”普遍存在的这一类难缠老问题，探索创新了一套完整工作机制，近日有了首例实践。
这在上海尚属首家。
白鹿原上“太阳村”
从西安市区出发约半小时，车轮驶过盘旋而上的公路，白鹿原到了。
原上的深秋并不显得萧瑟，白杨和银杏树的落叶片片金黄。从麋鹿村的村口，往前走一二百米，便是太阳村。铁皮大门画着火红色的树林，白墙上有可爱的卡通图案，孩子们的笑声和叫声不时传来。
31岁的孙强正徘徊在围墙外，他的3个孩子就在里边。浦东法院的法官刘娟娟和法官助理陆玮跳下车，向他挥挥手，孙强赶忙小跑着进了院子。他蹲下身把小儿子搂在怀里，在他红扑扑的脸蛋上轻吻了一下。这是孙强两年多来头一次见到他们，妻子周霞带着3个孩子在上海，而他在贵州织金县的老家和大女儿一起生活，“虽然没离婚，但夫妻感情很不好，她的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
周霞是一名盗窃罪犯。今年6月2日下午，周霞在浦东周浦镇一处公交车站，趁一名乘客上车不备之机，窃得其挎包内的钱包，内有现金430元。由于之前她已多次受罚，法院依法从重处罚，判处她有期徒刑9个月，罚金1000元。案情很简单，棘手的是，如果她进入监狱服刑，3个孩子谁来照顾？
10岁的阿芹是3个孩子中的大姐，她在浦东某小学读三年级，成绩不错，写得一手好字，还是班里的中队长。她的两位弟弟一个6岁，另一个3岁半，都离不开大人照料。然而，周霞拒不说出丈夫孙强的联系方式，家里无人愿意抚养。判决如山，必须执行，浦东法院启动了试行不久的移送机制。10月17日法院当庭判决之后，来自西安太阳村的老师前来上海，从志愿提供临时看护的上海彩虹青少年发展中心将3名孩子接走。在西安，他们和其他数十名服刑人员的子女一起，过着集体生活。
午饭时间，孩子们排着队在食堂打饭。菜是北方传统的大锅炖菜，肉片、海带、粉条和白菜一锅炖。阿芹为两个弟弟打来饭菜，他们飞快地用勺子往嘴里扒饭。阿芹终于也坐下来，轻声告诉记者，“挺好吃的，营养丰富”。吃完饭，每位孩子要把餐具洗干净，送回到橱柜里，因为太阳村的每位生活老师都要照料许多孩子。
孙强是一名井下挖煤的矿工，他并不知道这些，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乡回老家参加婚礼，才将周霞被判刑的消息带给他。但3个孩子去了哪里，这位同乡也不清楚。孙强很着急，他来到上海，先是来到派出所，后又寻到法院，终于得知3个孩子的下落。坐上连夜的火车，他来到西安太阳村，准备把孩子领回去。验看出生医学证明、填写接离证明等一系列手续办完之后，法官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带回去我自己养，就在老家读书。老人也可以帮我带。”孙强说自己努力一点每个月有五六千元的辛苦钱，照料几个孩子够了。等到明年妻子出来，他会和她好好生活，不让她再到外面瞎闹。可当记者悄悄问3位孩子的想法时，他们却异口同声地摇摇头，“我们不喜欢老家，我们要回上海”。
无论如何，孩子们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跟父亲走。在和太阳村的老师话别之后，父亲拿着鼓鼓的行囊，孩子们手挽手走过铺满落叶的路，向村口的公交车站走去。
一天之后，北京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总部。在法官的见证下，又有3名孩子分别被父母接走。这3位孩子都只有两三岁，他们也都是浦东法院送来的刑事被告人的孩子，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法院判决之时无法找到他们的监护人，便委托太阳村予以监护照料。3岁半的小祥是唯一的男孩，可爱伶俐，他的父母离婚两年多，从他1岁起就没见过父亲。小祥的母亲被判刑，由于无法找到监护人，他和另外两名小女孩一起被送到北京。在被送来一个多月后，他的父亲从安徽老家赶到北京。
“他是不是你的爸爸？”太阳村负责人张淑琴指指面前的男子。小祥咬着嘴唇，点点头。
小祥拼命摇头，突然大哭，“我不要回去！”显然，他已习惯这里的生活，和一个多月来朝夕相处的阿姨有了很深的感情。
张淑琴抱起他，几句话一说，小家伙破涕为笑，但一旁的小祥父亲忍不住掩面而泣。一番教育之后，他和另外两位接孩子的母亲都承诺，孩子带回去后一定好好照看，尽到当父母的责任。
下跪之后的“破局”
父母涉罪依法将收监，膝下未成年子女谁来看护？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司法机关，要想解决，并不容易。这一次，浦东法院率先破局。
去年6月那天庭审，小女孩突然下跪之后，引起了法官们的深深思索。
时任刑庭庭长曹克睿注意到:“浦东法院每年要审理数十起这样的案件，且今年以来还有增加的趋势，必须想办法解决。”
实践中，这不仅影响了刑法“罚当其罪”目标的实现，更有甚者，一些被告人以未成年子女为“挡箭牌”，以犯罪为谋生手段，不但严重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也暴露出较大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
遭遇类似难题的，不仅仅是浦东法院一家。
那么，有没有可能走社会化救助之路，兼顾法律人情？浦东法院决定“破题”。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法院拟定了救助工作流程、委托看护文书样式等，并召开专题研讨会，寻得各方协助，最终与北京和陕西西安的太阳村共同妥善安排好孩子的接收、安置、就学等工作，让孩子有一个温暖的“新家”。
经过安排，李秦与太阳村签署了委托看护协议书。按照约定，9月1日，太阳村负责人张淑琴专程抵沪接小萌，而当天法院将对李秦决定逮捕。不料，张淑琴的行程被耽搁了两天，孩子已经开学，上学、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法官们成了临时父母。那两天，他们把小萌安置在法院住宿，刑庭女法官康英晚上陪伴小萌，给她买衣服，帮她洗漱，陪她做功课；庭长曹克睿顾不上送自己的孩子，冒着大雨早早赶来单位，只为送小萌上学，下班后又赶到学校，将她接回。
聊天时，8岁的女孩无意中提到，每隔一段时间，妈妈都会带自己跟爸爸见面。法官意识到，李秦没有说真话。在知道小萌父亲的名字后，法院委托公安机关，从李秦的手机中找到了他的手机号码。经过约谈教育，小萌的父亲和哥哥愿意照料她。法官们领着他们来到小萌学校，当小萌见到教室外的哥哥和父亲时，欢呼着奔向哥哥的怀抱，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辛苦一场，前期准备的社会救助方案最终没有派上用场，但经历了一场“演习”，打开了一片天空。
前文提到的小祥，成为后来第一位被实际委托看护的未成年人。
“我不能进去，我还有孩子要照看！”就在法官决定对她实施逮捕之时，小祥的母亲苗燕告诉法官，自己还有3岁的儿子小祥，如果被关进看守所，儿子将面临无人看护抚养的窘境。法官认真调查了苗燕的社会关系，发现她早已离婚，且无法提供前夫联系方式；联系苗燕户籍所在地村委会，答复称她的亲戚均没有能力抚养小祥。法院随即启动涉刑人员未成年人社会救助机制，由苗燕与太阳村签署协议；在对苗燕实施逮捕前，专门找了一名热心的志愿者张金娣，负责苗燕羁押期间小祥的看护抚养工作。判决前，太阳村负责人张淑琴专程来到上海，判决后将他接到北京。
此后，浦东法院相继判决了3起盗窃案件，被告人周霞的3名子女被送往太阳村下属的陕西回归儿童救助中心安置，被告人王栋津、李永致的女儿均被送往北京太阳村安置。至此，太阳村已接收了上海地区6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一系列手续机制均已成熟。这类案件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由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跟社会机构签订对双方都具有拘束力的临时看护协议，二是被告人拒绝委托又确实不具备其他监护条件的，由司法机关见证并将孩子交由社会机构临时看护。在被告人服刑期间，由社会救助机构对孩子进行看护，等父母服刑完毕之后，再领回孩子。
正如曹克睿所说，“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是能够较好保障儿童的权益，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其次，能及时有效保障刑法的执行，确保司法权威”。
张淑琴的上海心愿
张淑琴是谁？太阳村又究竟是个什么机构？在北京顺义的太阳村总部，记者见到了66岁的张淑琴。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浓眉大眼。退休之前，她是陕西省监狱管理局一级警督，也是一位作家，1996年在西安办起了儿童村，她就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张奶奶”。
有一次，一位女犯人忧心忡忡地告诉她:“我丈夫死了，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去看看我的3个孩子现在在干什么？”她因盗窃入狱，留下3个孩子无人照料，可是就在几天前，他们却提着价值不菲的高级营养品来探视母亲:“妈，你想吃什么，尽管跟我们说，都能给你弄来！”孩子走后，这名女犯愁眉不展，她担心孩子走她的老路。张淑琴一番调查发现，孩子们果然已经被扒窃团伙控制，出手较慢的哥哥双手已被开水烫出许多泡，令人痛惜。
不能让这些孩子流落街头！自1996年开始，张淑琴从陕西起步，开办了3家儿童村，后合并成陕西西安儿童村；2000年12月，在中华慈善总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市示范儿童村；2003年8月，在北京市注册成独立法人，后改名为“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张淑琴给儿童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太阳村”，她希望这里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孩子们能够在这个美丽的、花园般的太阳村里走出阴影、快乐生活。
张淑琴介绍，太阳村近20年来已无偿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超过6000名，承担这些孩子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所有开支，同时进行特殊教育、心理辅导、权益保护以及职业培训等服务，使他们在一个相对安定温馨的大家庭里得到保护、受到教育、健康快乐地成长，等待父母刑满释放后将其接回家中。目前，共有700名孩子分布在陕西、江西、辽宁等全国的9个太阳村。
为了筹钱，张淑琴一家家企业跑，硬是练就了一身“筹钱演说”的功夫:没有几万元给几千元也行，实在没有钱捐点柴米油盐、药品文具也行。公众的捐助络绎不绝。在西安太阳村，七八十名老人集体来看望孩子，捐了不少米面油、衣物和体育用品。在北京太阳村，不时有车辆驶入，卸下一堆物资后离开。每一笔捐赠，都记录在案。
然而，张淑琴很清楚，太阳村需要稳定资金来源，而且因为不设门槛，收留孩子越来越多。她要办产业。农场既是太阳村里孩子们的劳动基地，也将是未来太阳村自给自足的根本。
她在顺义租了500亩地，划为4块，种下草莓和各种蔬菜。温室大棚里有黄瓜、西红柿和绿叶菜，外边地里有胡萝卜、白萝卜和卷心菜。这些大棚被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认领，地头的铭牌上标注着认领者的名号:有头衔听起来“高大上”的行政单位，也有黄晓明这样的演艺明星。
张淑琴念起“生意经”，她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捡到篮里的都是菜，抓到手里的都是钱。”来太阳村参观的人多，而太阳村远离市区，人们一般都要在这里吃一顿饭。除开放食堂，太阳村还常办小集市，做凉皮、菜饼、烧烤一类的小吃出售。食堂向附近的外来务工人员开放，提供菜包子和大花卷馒头，每个售价1元。
这天中午，北京某区一位基金会的领导来，给太阳村捐了10万元。张淑琴带大家参观了太阳村承包的农场，中午招待人家的，就是两只菜包子和一小碗紫菜蛋花汤。二三十人坐在简陋的工棚食堂里，头顶是一串串葫芦和干丝瓜，每个葫芦能为太阳村带来二三十元的收入，一只干丝瓜能卖5元。田里的蔬菜可提供采摘游，譬如大白萝卜每斤10元。这样折腾一年，能有五六百万元的收入，这些钱连同收到的捐赠物资，被分流到全国各地的太阳村，供养着数百名服刑人员的孩子。
在上海开一家太阳村，是张淑琴的夙愿。浦东法院方面主动提出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补助，张淑琴说，“移交机构提出给钱的，浦东法院是第一个”。不过，如果能在上海设一个点，就不必千里迢迢接送。事实上，浦东法院的探索已经广受关注，不少法院和公安部门都来取经，他们也有类似的难题待解。
午后，张淑琴照例在办公室小憩。她颇有些女中豪杰的意思:“我准备过几天就去上海，只要有间两室一厅的房子，就能把办事处办起来，先做起来再说。”
太阳村的墙上写着一句标语，“父母犯罪，孩子无辜”。然而，照料这些孩子，确实是份沉甸甸的担子，张淑琴一人承担，太重了。
(文中被告人、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