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名师徐仲年的传奇人生

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60多年，风雨兼程，沧桑砥砺，书香翰墨，春华秋实，收获了无数荣誉，成为一代名校，其中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师资队伍灿如星汉，拥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名家大师，而徐仲年正是其中一位十分耀眼而又极具传奇色彩的法语名师。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幸进入上外工作的，那时徐先生已早前去世，我并未接触过、也不了解徐先生的。近年来，有一个契机，我参加了编撰校志的工作。在这过程中，我逐步了解了徐先生的其人其事，叹为传奇，进而亦对徐先生倍感钦佩与崇敬!

徐仲年，原名家鹤，字颂年，笔名丹歌。1904年正月出生，无锡东亭镇人。7岁起就读私塾与小学，后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班和基督教青年会中学。1919年(15岁)即发表评论与小说，是为少年天才。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1926年入里昂大学文学院，1930年以最优成绩获里昂大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李太白的时代、生平和著作》，以及其《中国诗文选》、《子夜歌》15首诗等译作，曾一度风靡巴黎文坛。他的年轻有成曾让国际著名汉学家威伯希和教授多次邀请他去巴黎任教，也使大文豪罗曼-罗兰在瑞士寓所两次接见了他。但徐先生仍然心念祖国。1930年9月回国后，徐先生先于上海江湾劳动大学任法语教授，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并兼任教于上海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至1976年退休。一生所授学生桃李天下，著述等身，退休后仍关注教育事业，笔耕不止，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堪为典范。

新中国高等法语专业建设的开拓者

徐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携法国的博士学位回国，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博士学位的法语教授，即为名人。1932年起，徐即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任法语教授。据《南京大学法语专业简史》介绍，徐先生"是史料记载中学校法语专业的最早前辈。" "当时的法语仍然作为第二外语选修课"，"当时该系的主任为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1945年以后，中央大学外文系下设法语教学小组(有4人)，徐先生为组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将上海震旦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的法语教师全部并入南京大学，成立法语专业，成为全国仅有的三个法语专业之一(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而南大法语专业因师资力量最强而成为当时"全国最强的法语专业"，并"开始单独招生"。徐先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外国语大学始建于1949年12月，是在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但成立之初仅为俄文专修学校。1956年春夏之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上海市长的陈毅为把上外从单一语种培训学校办成多语种的外国语学院，亲自出面把徐先生从南大调至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以筹建上海外国语学院。据其子徐大荧回忆，"当时爸爸的职务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筹委会兼德法系筹备组负责人之一，另兼任学校图书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先生为新中国高校法语专业建设，特别是上外初创时期的法语专业建设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徐大荧说，"爸爸调至上外工作后就住进学校，那时我刚12岁，在念初二。我记得，我家在上海静安区海防路，而上外分配给爸爸一栋小洋楼"，"爸爸完全工作和生活在学校里，有时周末也不回家。妈妈曾在冬天的星期天带我去过两次。爸爸住在学校一角的一栋二层楼的暗红砖日本式楼房，门前空地上长着七八棵约有二楼高的树，不远处还有一个平时关闭着的校门。"回忆具体而生动，徐先生就是这样为上外的初创，特别是德法系的创建而忙碌着。他一方面负责开设和规划专业课程，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散落各地的能教授西方语言或外语功底足以胜任教职的人才，几个月中，就推荐了几十位德、法、英、西班牙等语种的外语人才，为学校西方语言系的顺利开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先生真是上外初创时期的"拓荒牛"，耕下了上外西方语言系创设的第一犂!

受到中外最高领导人持续关注的特别" 右派"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徐先生激情奋发，埋首筹创之际，1957年初，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席卷而来。这时候，徐先生的文人气质发挥了作用，对一个时期报喜不报忧的风气表示担忧，写了一篇小杂文，叫《乌"昼"啼》，登在1957年6月18日《文汇报》上。

他在文中说，其实"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共产党员应该"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 否则，"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因此，"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

他又说，和风细雨，"原则上是对的。然也要看具体情况，" "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   "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 他表示 "尤其不希望对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   ，云云。

这一篇小文，今天来看，根本就没有什么，文风远逊于鲁迅杂文的深刻与尖锐。但是在当时，即使这样温良有加的批评，也引发轩然大波，此文即被视为"大毒草"。在接踵而来的反右斗争中，先是有上海著名"左棍"张春桥、姚文元的批判挞伐，后又有毛泽东的点名嘲讽，这下徐先生就更出名了。据后人张允若《一株御批的"大毒草"》(2008年8月4日)博文透露，"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毛泽东讲话风趣生动，而又一语中的。1958年，徐先生在挨了不知多少批斗之后，终于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停止工作，冻结工资，取消高职级待遇，搬回家去住了。徐先生刚刚开始的为领导上外西方语言系建设发展的事业也戛然而止了。

然而，事情后来的变化，竟然还很戏剧化。1961年秋，非洲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访华，到访之初就提出要见见一位敬仰已久的叫徐仲年的教授。杜尔说，因为他青年时代曾通过徐先生的许多法文作品，了解了中国文化，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中国政府立即取消了徐先生"右派"帽子，恢复了部分教授待遇。因那种政治气候下仍不宜让他见客，就急令其立即翻译法文版杜尔总统的《政论集》，强调成书后要用其三十年代的法文签名方式亲笔签名。徐先生接到通知，亦喜亦急。时间紧，任务重，他虽然温饱尚困，仍然开足马力，日夜加班，好在其法文功力深厚，仅以一个半月就赶译出30万字的《政论集》，后来周恩来总理把这本有徐仲年亲笔签名的译著，作为礼物赠给了杜尔总统，也算是续了一个中几友谊之花。只是那总统并不知道那花的后面有几多苦涩呵。

"文革"中，徐先生自然又是首当其冲，倍受批斗。1973年，在遭受连年摧残后，患上了膀胱癌，送医抢救，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正当束手无策、命悬一线之时，唉，法国总统蓬皮杜又来访华了。总统的首席高参勒内-艾蒂昂勃勒先生曾是徐先生的同学，他抵京后又提出希望见见这个老同学。当然，还是不能见，还是各种借口。但因了外国贵宾的关注，信息传到上海，徐先生马上就被换了病房，开始接受到良好的治疗，还破格用上了进口药，上海市政府还发还了"文革"中被收去的住房。徐先生信心倍增，战胜病魔，又奇迹般地站立起来了！

终于，十年动荡被拨乱反正。1979年9月，徐先生被错划右派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消息一出，国内外亲友向他祝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两次盛邀他赴法讲学。他也十分欣喜，心情舒畅，蹩足了劲儿，想加倍努力奋斗，多出作品，弥补失去的时间。但是，此时的徐先生已体弱多病，1981年12月9日，徐先生溘然长逝。即使在他的身后，法国的最高领导人还在关注着他。1984年4月，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在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他向师生阐述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历程，表彰了四位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学者，其中就有徐仲年先生，还特别提及了他1933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选》。一个中国学者，被这么多外国首脑、贵宾关注、表彰，恐怕也算是上外第一人了吧！这是徐先生的殊荣，也是上外的殊荣!

徐先生几度沉浮，最后还是真理战胜了谬误，徐先生笑到了最后。

广闻博识，多才卓越，终成享誉四海的名师大家

徐先生的传奇还在于他是真正的广闻博识，融通古今中外，堪称多才大家。徐先生成名很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是第一个向法国译介鲁迅的人，并为巴黎《新法兰西杂志》开辟并主持《中国文学》专栏，他自己也写了大量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双丝网》、《双尾蝎》等，长篇小说《彼美人兮》、《谷风》等，散文集《流离集》、《沙坪集》、《鬻儿集》、《春梦集》等，话剧《大青山》、长诗《逝波》等。他还用法文进行文艺创作，写故事、诗歌、评论等。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名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还曾受托接待过爱尔兰大文豪肖伯纳，见过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并与之保持通讯达数年之久。

徐先生法文一流，当然也是个翻译大家。他翻译的法文作品有文学，如《木十字架》、《浦尚夫人的情遇》、《三剑客》、《茶花女》、《拉封丹纳寓言诗》、凡尔纳长篇小说等，也有学术著作，如《伏尔泰哲学通信》、《圣西门选集》等。他还热情地向法语国家与地区介绍中国文学与文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代诗词与小说，比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唐人小说等等。特别是他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用法文写了大量研究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论文，如《李白研究》、《白居易研究》、《红楼梦文学研究》等，属于最早一批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作家。

徐先生长期在大学任教，当然还是个教育家，他先后撰写了《法国文学三十讲》、《法文动词论》、《基本法文文法》，以及很多部《法华辞典》，特别是他刚到上外，即主编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简明法汉词典》(1957年)，为刚刚创建的上外法语专业建设提供了一部及时、高效的学习工具书，对法语专业教学的初创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先生还是个学术研究的有心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抱有很深的热爱之情。在文革中，他在被批斗的间隙，仍然聚精会神地翻译了一本抄家时保留下来的法文书——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教授的《敦煌曲》(30万字)。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发现书中有的地方似有错误，他以学者的严谨向四川大学敦煌学家任中敏教授虚心请教，然后在任中敏教授帮助下，他居然另写了一本洋洋洒洒的《归汉论》，对戴书的错误加以纠正，匡正国际敦煌学界几十年来被戴书误导造成的视听，维护了中国敦煌文化的纯真，呵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其中涉及敦煌学的专属问题和专属用语，徐先生均能娓娓道来，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奇迹

徐先生直到最后几年，仍然退而不休。他要帮助老友李治华夫妇完成《红楼梦》法译本出版; 他要为上海京剧团访欧演出，赶译《杨门女将》、《雁荡山》等七个剧本(舞台剧本翻译是最考验翻译功力的，但徐先生均圆满完成了); 他还要准备编一套《中国人学法语闯三关辞典》，约计五百万言; 他更计划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徐先生的卓越贡献和学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的充分肯定，法国拉罗斯大百科词典，在《中国》条目下，引用到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在《戏剧卷》和《文学卷》中，也引载了他的作品。

徐先生是带着欣慰走的，所有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辞都己撤销，历史还给了他一个大写的"人"字;   徐先生也是带着遗憾走的，他那颗滚烫的中国心，多想为中国再多培养一批堪托重任的法语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再多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啊！

2004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在徐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其子女徐惟和女士、徐大荧先生遵照先父遗愿，向母校上外捐赠了徐先生生前收藏的一批法语图书文献资料，共383册，其中不乏十九世纪中叶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十分珍贵的法语图书文献。上外校长曹德明教授时任上外党委副书记，他代表学校出席了捐赠仪式，并致词盛赞徐先生为"我国法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位资深望重的学者，是上外乃至全国法语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斯人己逝，芳草萋萋，桃李不言，师恩永续。历史，上外人不会忘记；今天，上外人将再续传奇!

  (文/杨凡)